前言
先秦人居發展歷程中,城邑以物化了的國家形式預示古代文明肇始
，可分為仰韶後期至龍山時代（萌發）、夏商西周（確立）和春秋戰國（轉型）3個階段。治水安居後，基於“轉地為境”人居觀的城邑擇址與具體營建均適水而為，呈現區域化適宜性形態表徵。萌發期內城邑擇址、分佈與營建均已顯現與水環境協同相適的意識。
是時,黃河中下游、長江上中下游人居叢集開發
。
黃河中游段的豫、晉、陝鄰境與內蒙古中南部為仰韶文化晚期、龍山文化時期的主要分佈區
。
黃河下游今山東省及其鄰境為大汾口文化後期主要分佈區
。
豫、晉、陝鄰境的城邑遺址均位於平原地區近河臺地處,地勢較高
。
如中原龍山文化地域內的王灣、王油坊和後岡等型別城址集中選址在豫東黃河沖積扇地勢較高的平原帶
，陶寺型別分佈在晉南盆地沿水臺地上
。
城址平面形態多近方形
。
而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在地理上處黃河河套與附近地區
，屬黃土發育的低山丘陵和洪積平原
。
受地理限制,此區域人居發展水平滯後於中原地帶
。
考古所見城址如涼城岱海西北岸城邑群
（面向岱海，如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園子溝、大廟坡等）、包頭大青山南麓臺地城邑群（南臨黃河與河套平原，如威俊、阿善、西園、莎木佳、黑麻板等）、準格爾與清水河間黃河兩岸高臺城邑群（寨子塔、寨子上、馬路塔等）多位於面湖山坡或臨河高臺上的山前向陽避風處，且均為石砌圍牆的石城聚落
。
高臺佈局防水與石城軍事防禦意圖明顯
，與豫、晉、陝鄰境城址形態截然不同，同時、同域而異態的城邑形態是先民人居適水營建邏輯表徵的直接證明
。
黃河下游地區則據區域內獨特地理單元
，形成如魯西、豫東平原區，魯中山地丘陵區（山前平原帶），魯北海岱地區，魯東面海型半島自然區等城邑分佈區間，並以圍壕夯土城址與線性排列為特點
。
充分反映出城邑擇址營建在適水佈局的同時
，還受如地形、坡向等其他自然條件與軍事防禦等多重影響，從而呈現區域層面的在地化形態
。
較之黃河流域
，長江流域城邑水適應性形態特點更為明顯
。
如長江上游四川盆地內以方山地貌為主
，區域內河流均入長江，河川兩岸分佈平壩，城址多建於臺地，且平行於河流分佈，形狀多變，均未發現城壕
。
長江中、下游地區以平原與低山丘陵為主
。
中游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地區城邑遺址均有夯土城垣
，選址於近河臺地，地勢較高，城址形態各異，並多設定城壕與水門，壕溝除防禦與界限劃分作用外，還可通航、排澇
。
城邑內部功能組織能夠適水而為
，如走馬嶺城址東北部地勢較高安排為居住區，城頭山城址則將墓葬區安排在西部地勢最高處
。
以良渚文化為主要特色的下游地區,地勢低平,湖沼水系眾多,城邑形態靈活
。
可見
，以封閉聚落為主要形態，環壕代城垣（水城）、高臺祭祀、墓地（臺城）營建等開發方式是長江中下游城邑形態的共性特徵
。
早期城邑適水分佈特徵還反映在其既受限又依賴於自然水環境
，並積極尋求展拓下的築城與遷移活動中
。
從廣域王權的夏、商、西周時期到列國分立而築城運動興起的春秋時期
，直至郡縣城市體系初步形成的戰國時期，城邑區域適水群化營建的發生延展皆遵循於此，使得城水關係不斷充盈演化
。
還可以看到
，這一階段的都城營建遷徙基本順沿或平行於黃河中游、渭水一線軌跡分佈，人居積澱使得秦時擇定咸陽為都城。
借水———交流統一與物資供給的重要依憑
。上述治水過程目標在於求“定”，適水而“異”展現區域涉水人居在地實踐的因應思維
。
而因借於有利的自然水資源條件而發展則是早期區域涉水人居實踐的又一突出貢獻
，其中主要涉及征伐統一、商貿交流與物資供給等具體內容
。
西周與春秋戰國時期的征伐與兩次築城高潮背景下的人居建設就突出反映了借水發展的智慧
。
周初確立封國制度
，於黃河中游黃金位置設定都城、陪都以“衛君”，而“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路線與自然水系相協同，反映了借水而展的史實
。
在征伐過程中
，齊、魯、燕等國都邑被迫遷移，西周企圖透過臨水“據點式”興築城邑的動態空間經營戰略控制黃河中游與中原地區，鞏固其政權
。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劍拔弩張,因軍事防禦與政權標榜等目的迎來城建高潮
。
此外
，各國亟須建立向外拓展的有利通道，因借自然水環境的運渠營建發軔：如公元前486年，吳城築邗溝，溝通江淮；公元前482年，鑿菏水，聯絡濟水與泗水而使黃淮相通；公元前361年，開鴻溝北接黃河，南通汳、睢、渦、潁等諸淮河支流
。
支流縱橫、湖泊星羅棋佈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各國憑藉條件優渥的水環境積極展拓
。
如雲夢澤一帶的楚國地區借水構建起商運線
，鄂君啟節銘文有戰國中期鄂地封君以鄂地（今湖北鄂城縣）為中心建設輻射四面的水路以通行商運的記載
。
地處太湖流域河網地帶的吳國,借水大開運渠並向四方拓展,
“通渠三江五湖”指東有通於海的胥浦，北有通江的運渠、邗溝與菏水，西有胥溪入江接巢肥運渠
。
運渠建成後為吳國西伐楚國
，後又成功北上攻齊、晉，遂成其霸主地位提供了有力支撐
。
是時黃河水系與海河水系混流,藉助黃河中游的鴻溝運渠系統,至戰國時期,
錢塘江、太湖、長江、淮水和黃河透過人工運渠搭織起了東部水網系統，早期經濟區因此形成
。
此乃我國東部區域經濟、文化至今仍走在全國前列的重要歷史淵源
。
早期城邑在權力中心的基礎上派生出其經濟中心職能
，以社會物質與財富的聚斂與消費中心為特徵
。
一方面城邑亟需向外尋求支
撐
，依靠運渠作為攏聚資源與空間拓展的主要途徑；另一方面，利用渠系之便，大量濱水城邑聚點應運而生，逐漸發展為經濟都會
。
如當時依託於鴻溝運渠系統
，已構建起線性城邑體系
。
運渠營建還會根據人居發展需要而延展
，表現為隨都城遷徙而補築續延的思路上
。
如魏國鴻溝運渠的開鑿
，戰國中期惠王首開大溝，溝通黃淮水系；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國都遷於大梁（今開封），鴻溝隨之延展至都城以北，並從滎澤引黃河水入圃田澤，構建起“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式蓄放有度的運渠調蓄體系（《水經注·渠水注》）；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繼續於城北向東延展運渠，並向南轉
。
實際上,這種看似零散的早期運渠工程,類似於規劃學中的“自組織”
，耦聯河川而漸成系統，促使人居實踐借水衝破行政藩籬，對國家政權的統一、不同區域間文化傳播交融、重要經濟區的產生起到了積極的引導作用
。
政權建立後
，在經濟發展與水利開發的刺激下具有區域體系化的人居形態逐步形成
。
借水智慧在苑囿營建上也有所體現
。
苑囿依憑湖沼澤藪的物資基地反映了早期園林的生產性功能
，是體國經野的重要一環
。
《左傳》記載各國諸侯田獵場景
，而麋鹿類等溼生動物則說明了是時黃淮海平原因洪泛淤淺的溼地環境特點，也反映了苑囿的擇址特徵
。
擇址澤藪是由早期有限的生產力水平與澤藪地帶蘊含豐富的生產資料所決定的
。
透過地圖解譯分析,黃淮海平原區先秦苑囿分佈與三大澤藪帶高度關聯
。
王其亨先生等
還據《史記》載漢武帝因薪柴少“下淇園之竹以為楗”推測其承自衛國“淇園”物料儲備模式，從而提出漢代苑囿在物資儲備方面延續於先秦
。
當然
，苑囿營建對早期澤藪的保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都城的擇址營建與苑囿澤藪也不無關聯
。
數千年的先秦人居建設積攢了大量經驗,但由於去今甚遠
、史料細碎，既往風景園林史論研究對區域尺度下的早期山水環境利用與人居實踐課題未給予足夠關注，具有原創定向價值的早期人居營建智慧也有待抉隱
。
從文化生態視角,以先秦區域人居涉水實踐為物件進行剖析
，其目的在於構建起早期水利社會語境下工具和技術的適應、組織結構的彈性調整與人居思想觀念形成的考察框架，併為早期人居史的書寫提供可參照的研究路徑
。
可以看到
，先秦區域人居涉水實踐史反映先民深刻認知客觀自然環境並加以適度利用來夯實人居基礎、拓展人居資源、提升人居質量的發展歷程，生動呈現了早期人居營建與水環境互適、互塑的“動態調節”過程
。
如果說在早期治水過程中摻雜了“不得已而為之”的動因
，那麼“適水”“借水”的實踐則更多地體現先民的主觀能動，是早期人居求“定”存“異”而“展”的發展思路演變與“轉地為境”式的人居觀念形成的突出反映
。
即使在紛繁複雜的王國時期
，人工運渠總能與自然水環境相結合，突破籬藩而形成網路體系，從而促使文化交融與發展，併為國土規劃、貢賦擇定、政權維穩、經濟區劃等提供依憑，使得中國式“山水人居”真意得以落實
。
區域水利工程建設還形成了如
“無壩引水”“疏源浚流”“長藤結瓜”“拒鹹蓄淡”“塘浦圩田”“離堆分沙”等工程正規化，並以北方“渠系”，中部“渠塘”，南方“塘堰”為地域性特徵，表現出在地化的工程智慧
。
相關經驗提示著當下人居水環境整治、
文化景觀線路跨區域規劃、
“水綠”基礎設施的耦合營建中應構建多層級的空間觀照，應當關注區域尺度與流域單元下的涉水實踐的協同與因“天”“地”制宜等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