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燾，道光年間進士。於1877年出任駐英、法公使，是晚清首任駐外使節，也是洋務運動中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人物。他在國外任職期間，對西方文明做了大量的瞭解，他認為西方不僅在制度層面優於中國，在社會風氣等各個方面也優於中國。因此，他認為西方國家的強兵富國之道，尚學興藝之方、通民情而立國本之制，實多可以取法。這些意見，體現了他全方位向西方學習的思想。但是，他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也存在著明顯的失誤，簡言之，就是隻主張“師夷”而反對“御夷”。
眾所周知，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林則徐、魏源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戰略思想，把學習西方和抵抗西方國家侵略有機地統一了起來，為一些愛國志士尋求振興中華的道路指明瞭方向。然而，郭嵩燾的言行卻與此相悖。他只倡導向西方國家學習，卻反對抵抗西方國家侵略，成為只“師夷”而反對“御夷”的典型代表。具體表現如下。
一、主張對西方侵略者“必先循理”和“當以了事為義
”
1859年初，郭嵩燾對正在津沽地區抗擊侵略軍的僧格林沁說道：“捻匪心腹之患，辦理一日有一日之功；洋人以通商為義，當講求應付之方，不當與稱兵，海防無功可言，無效可紀，不宜任。”他向僧格林沁反覆陳述不宜以武力抗擊英法侵略軍的意見。然而，他對於因英法兩國蠻不講理，突然興兵動武，並屢使和談破裂，卻視而不見，避而不談。後來，他又說兩次鴉片戰爭的發生，“皆由疆臣處置失宜，以至貽患日深，積久而益窮於為計”，肆意抹煞英、法蓄意挑起戰爭的實情，毫無道理地指責中國的抵抗派。
1879~1880年，在交涉收回被沙俄侵佔的伊犁期間，清政府派遣的欽差全權大臣崇厚與俄方代表簽訂了喪失主權的《交收伊犁條約》，激起中國朝野的極大義憤。左宗棠為此提出了“先並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決之以戰陣，堅忍而求勝”的方針親自出關部署三路進兵之策，以便一旦談判破裂，即用武力收復伊犁。時已回國的郭嵩燾卻奏稱：伊犁“萬不能即速收還”，“暫當以生釁構兵為名。”“無得輕易率請用兵，致失事為義，不聽俄軍駐紮”。並說：“竊以為國家辦理洋務，當以了他所主兩國交誼”。他所主張的“當以了事為義，不當以生釁構兵為名”，其實就是不顧顧國家領土主權的喪失，妥協苟安。
此外，郭嵩燾還在日記中寫道：“西人勢強，而一切行止仍未嘗不衷諸理。中國一以意氣自雄，漫不知理之所在。”他不僅充當了強權就是真理的信奉者資本主義國家的辯護士，而且給中國的抵抗派和愛國人士扣上了一頂“漫不知理”的帽子，可謂是顛倒是非曲直。
二、大肆炮製反對抵禦外侮的“理論”
郭嵩燾一味美化西方列強，主張對外國侵略者妥協退讓，理所當然地遭到朝野人士的指責。用他自己的話說：“橫遭訾議，為京師士大夫所不容。”但是，他毫無改弦易轍之意，而是固執己見，不遺餘力地炮製反對抵禦外侮的“理論”。
郭嵩燾曾在在《辦理洋務宜以理勢情三者持平處理折》中，對清廷在鴉片戰爭中籤訂屈辱的《南京條約》不以為恥，反以為“曲示周全，權衡至當”。進而又說：對洋人不應有“猜疑之見”和“矜張不實之言”，必須做到“言忠信、行篤敬以立其禮，深求古今之變、熟察中外之宜以致其用，輕重緩急，權度在心，隨事折中，使就繩尺。”
這裡所說的不應有“猜疑之見”和“矜張不實之言”，就是要人們放鬆對外國侵略者的警惕和進行反侵略的輿論準備。這裡所說的“言忠信、行篤敬”，就是把處理封建社會內部關係的道德規範用以作為處理與外國侵略者關係的準則，混淆敵我界線。這裡所說的“隨事折衷”，則是妥協退讓的代名詞。至於“使就繩尺”，只能是滿足侵略者的無理要求，而絕不可能使得侵略者接受中國的條件。因為正如他自己所說的，與西方列強相處，“一視國勢之強弱，強者無不可行，處積弱之勢，乃無一可行者”。
另外，我們從郭嵩燾所說的下面一段話中，不難發現其思想的混亂。他說：“臣惟洋人之強，與其逼處中國為害之深，遠過於前代。而其藉端陵藉，乘釁要求，中國與之相處，其情事亦絕異既然如此，那就絕對不可能“無戰、守、和可言”。歷史表明，一廂情願地想避免戰爭，不僅根本辦不到，而且必然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巨大災禍。
三、極力反對援越抗法，肆意攻擊主戰派
中法戰爭期間，郭嵩燾與李鴻章等人遙相呼應，竭力反對援越抗法。聲稱：“宜急與理處，不宜與交兵”。其理由如下：
①西方國家只求通商，“初無窮兵之心”，“亦並無爭地之心”。所以，“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屈，萬不可以力爭”；對於西洋所提要求，無論輕重大小，變幻百端，“一據理折中，無不可了，一戰則必不易了”。
②若激怒西方國家興兵動武，則受害必多：它們戰勝之後，“所用兵費終謀取償”；受創以後，“一二年又必復至，或遂其恣意橫行，為禍且將愈烈。”他認為馬尾、雞籠之戰，“耀兵於無可施之地，求戰於不相應之敵，沿海數千裡處處設防，徒以自敝其力，而無復終極”。
③要接受鴉片戰爭的教訓：“道光盛時，關天培、楊芳皆百戰名將不足以資一戰。至咸豐時，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及樂善、史榮椿，尤為宿將知兵，亦不足守一口。”並說：“以彼兵力之強，亦實不願開釁中國，何為激之使逞？”把引發戰爭的責任再次強加在中國的頭上。
④認為法國強大，無法與之抗爭：“法夷佔據越南之西貢，經歷多年，根基已固，邊釁既開，用兵直未有止境，誠宜速與理處，下顧民生，為萬世根本之計。”
此外，郭嵩燾不但自己反對抗法，而且肆意攻擊主戰派，對左宗棠、曾紀澤等“內審國勢、外度敵情”而發的抗法言論橫加指責。
例如，對左宗棠認為“和局可暫不可常”、“唯主戰與正義有合”等言論貶之為“一片夢囈之言，不過藉以誆惑朝廷，盜取世俗之名耳”。對曾紀澤向李鴻章闡述議和有害無益的意見，說成“一意與合肥作難而為此矜張無實之言，與京師議論遙相應和，誠不解其何心也”。將彭玉麟在奏疏中所說的“五不可和、五可戰”，誣之為“多為虛浮無實之詞以眩惑朝廷，亦由上窺朝廷意旨然也”。在他心目中，左宗棠等所以主戰，不過是為了取悅於朝廷，欺世盜名，而不是為了民族和國家的利益，充分顯示其心理之偏狹。
總之，在郭嵩燾看來，中國援越抗法，不但無理、無利，而且貽害無窮，只有息兵求和，方為上策。
四、反對抵禦外侮方面比李鴻章走得更遠
中法戰爭爆發後，李鴻章力主及早議和。理由是：“中國兵輪開辦未久，斷難驟敵西艦…各省後門槍未備，後膛輕炮亦少，徒恃肉搏，難有把握。”“與其兵連禍結，日久不解，待至中國餉源匱絕，兵心動搖，或更生他變，似不若隨機因應，早圖收束之有裨全域性矣。”儘管如此，李鴻章還能認識到“洋人論勢不論理”，因而興辦近代軍事工業，用洋槍洋炮裝備清軍；組建北洋海軍，建立海軍基地，加強海防建設，以達“建威銷萌”、“不戰而屈人之計”的目的。
再觀郭嵩燾的言論。他把慣於使用炮艇政策對外侵略擴張的英、法等國美化為“只求通商”、“不肯輕易用兵”、“亦無爭地之心”的“論理”的國家。把英、法等國蓄謀發動的侵華戰爭，說成它們“實不願開釁中國”，而是中國激怒了他們才引發的，並把中國軍民被迫進行的反侵略戰爭說成不過是“挾憤以求倖勝”的輕舉妄動；把林則徐、僧格林沁等的積極抗戰行為說成是“誤國之舉”，把左宗棠等主張抗法的言論說成不過是為了“盜取世俗之名”。
他公開宣揚投降主義，把被迫與英方簽訂《南京條約》說成“權衡至當”；把西方國家為了實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侵略強迫中國開闢通商口岸，說成是“有利於國，無損於民”的好事。
從以上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出，李鴻章與郭嵩燾的觀點有些是相同的。但是，李鴻章之所以害怕戰爭，執意求和，主要是由於他只看到敵強我弱、敵優我劣這一方面，而看不到敵方也有不利條件、我方也有有利條件的另一方面，因而犯了恐洋病。郭嵩燾則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不僅恐洋，而且頌洋，為侵略者唱讚歌，對抵抗者行詆譭，完全否認英、法的侵略行徑，大肆汙衊中國的禦侮行動。總之，他的反對抵禦外侮的言論比李鴻章的言論更露骨、更系統。
反思
關於郭嵩燾在向西方尋求真理過程中的正面經驗和反面教訓，對於我們今天如何以正確的立場、觀點和外國學習，仍能起到有益的借鑑和警示作用。
參考資料：《郭嵩燾大傳》《郭嵩濤奏稿》《郭嵩燾日記》《郭嵩濤因法事條陳時政疏》等相關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