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閱讀此文前，麻煩您點選一下“關注”，既方便您進行討論與分享，又可以讓您下次繼續閱讀相關文章，感謝您的支援。
中國歷史上，東晉和南宋都是中原王朝“南渡”之後的延續，並且都在歷史教科書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那麼，明朝滅亡之後有沒有相對應的“南明”呢？其實是有的，但南明的“存在感”向來很弱，而且基本不被歷史教科書所提及，影視劇對這段歷史也很少涉及，這究竟是為什麼呢？為什麼南明沒有歷史教科書中的一席之地，而且很少有人關注呢？
歸根結底，還是南明的時間實在太短了，如果按“有皇帝”的標準來看，前後加起來一共也才十八年，而且大多數時間還龜縮在西南地區，連半壁江山都沒能控制。那麼，南明為何如此虛弱，又如此短命呢？這還要從南明的第一個政權——弘光政權講起。
公元1644年4月，大明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統率的大順軍攻破北京，崇禎皇帝朱由檢在煤山自盡。不過明朝並沒有就此滅亡，大順也並沒有就此奪取天下。
在佔領北京後不久，大順軍開始執行“追贓助餉”政策，大肆拷掠北京城內計程車紳地主，這使得士紳階層對大順失去了信心，其中就包括正駐守在戰略要地山海關，且已經投降了大順的吳三桂。與此同時，大順軍內部滋長了驕傲自滿，奢靡享樂的思想，李自成本人也對未來缺乏長遠規劃。
見此情景，吳三桂認為大順不再值得效忠，於是開始秘密與正圖謀入關爭奪天下的清朝攝政王多爾袞聯絡。不久後，吳三桂悍然叛變，李自成聞訊大怒，立即調集大軍前往征討。
1644年5月，李自成與吳三桂在山海關一帶展開大戰，就在吳三桂快要支撐不住的時候，清軍突然從側翼殺出，與吳三桂夾擊大順軍。大順軍一敗塗地，倉皇西撤，李自成也不敢堅守北京，而是在蒐羅了一批珍寶後就撤出北京，一路退回了西安。清軍趁勢控制了山海關，並在1644年6月佔領北京，從此開始了爭奪天下的歷程，這就是“清軍入關”。
但崇禎帝自盡後明朝其實並沒有滅亡，而是依然在南方延續。在明朝末年天下大亂，烽煙四起的亂局中，江南地區卻一直維持著穩定和繁榮，受到的衝擊較小。江南計程車大夫們依舊享受著安逸奢靡的生活，在歌舞戲曲中沉醉，著名的“秦淮八豔”既是出自這一時期。
和東晉、南宋時期類似，江南地區在中原大亂的同時相對安定，使得許多人前往江南避難，也為明朝官僚們在江南重建政權提供了條件。並且，明朝實行的是“兩京制”，南京也是都城，有著一套完整的中央機構，這使得南明的起步條件其實比東晉和南宋還要好得多。
不過，崇禎帝已經自盡，他的兒子們又都下落不明，因此要重建政權的話，就面臨著選誰當皇帝的問題。按照封建王朝一般的繼承順序來看，此時最有資格繼承皇位的是福王朱由崧，他跟崇禎帝血緣關係最近，並且此時就在淮安避難，按理說是再好不過的皇位繼承人。但是，當時以東林黨為首的江南文官們，卻堅決反對福王繼承皇位，這是為什麼呢？
這還要從一樁往事說起。朱由崧與崇禎帝朱由檢共同的祖父也就是萬曆帝朱翊鈞，他當年最喜歡的兒子就是皇三子，也就是後來成為福王的朱常洵。但是當時的文官們卻大多主張按照倫理順序，由皇長子朱常洛繼承皇位，為此與萬曆帝展開了激烈的爭鬥，這就是“爭國本”。萬曆帝最終屈服，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這就是後來的泰昌帝。
泰昌帝的兩個兒子就是天啟帝朱由校和崇禎帝朱由檢，天啟帝沒有兒子，崇禎帝的兒子下落不明，泰昌帝這一脈實際上就斷了，朱常洵又已經被大順軍所殺，那皇帝之位自然應該由他的長子，福王朱由崧繼承。
但是，文官集團當年可是在爭國本事件中把福王得罪的死死的，要不是他們全力干涉，福王這一支可就當皇帝了。誰想到現在朱常洛這一脈斷絕，福王還是成為了最佳的皇位繼承人，要是他當了皇帝，恐怕就要對文官們大肆報復了，這可如何是好？
文官們想到了辦法，那就是大力詆譭福王的聲譽，聲稱福王道德敗壞，不能當皇帝，應該立所謂的“賢王”，也就是潞王朱常淓為皇帝，就連當時鎮守南京的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都被他們鼓動起來，宣稱福王有“七不可立”，堅決拒絕福王繼承皇位。
但實際上，當年東晉的第一個皇帝司馬睿和南宋的第一個皇帝趙構，又有多大能力呢？他們本身也只能算是中才，品德也算不上特別高尚，就是因為他們是皇位的最佳繼承人，所以被當時的官僚們擁戴起來當皇帝，主持大局而已。
他們同樣算不上什麼“賢王”，只不過是靠身份起到一個凝聚人心的作用而已，但即便如此，也同樣將晉朝和宋朝延續了上百年，抵禦住了來自北方的入侵。而南明的這些大臣們鼓吹什麼“擁立”賢王，甚至反過來抹黑最佳的皇位繼承人福王朱由崧，無疑是從一開始就削弱了南明內部的凝聚力，為南明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但令文官們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們在江南大力營造輿論，自以為福王已經不可能繼承皇位的時候，卻得到了一個驚人的訊息，朱由崧已經在“江北四鎮”的支援下抵達了長江北岸，儼然一副要入主南京的架勢。原來，文官們把朱由崧看作禍亂之源，但江北四鎮可把朱由崧當“寶貝”。
這個江北四鎮指的是當時駐防在長江以北的四個軍鎮，各自都有數萬兵力，可以說是擁兵自重的軍閥，他們看到了朱由崧的潛力，決心擁戴他稱帝，當一個“從龍之臣”。畢竟，擁戴朱由崧登上皇帝寶座，這可是天大的功勞啊！
當時名義上統領江北四鎮的文官——鳳陽總督馬士英則作出了一個“背叛同類”的決定，決心與部下們一道，擁戴朱由崧稱帝。於是，朱由崧就在馬士英和江北四鎮的支援下帶兵來到長江北岸，以武力威懾江南文官。
此時江南一帶根本沒有可以與江北四鎮對抗的軍隊，文官們也終於明白了“筆桿子幹不過槍桿子”的道理，最終在江北四鎮的威脅下只能服軟，被迫同意朱由崧繼承皇位。於是，朱由崧被迎入南京城，先稱監國，之後正式稱帝，改明年為弘光元年，朱由崧也被稱為弘光帝，這個在南京重建的明朝政權便被稱為弘光政權。儘管新的行政體系已經建立，但此前的種種衝突讓這個新生的政權從一開始就蒙上了一層陰影。
不過，這些都是上層之間的鬥爭，對於南京城的普通文人和市民們而言，他們對於弘光帝繼位還是感到很激動的。畢竟此前崇禎帝自盡的訊息給他們帶來了很大沖擊，而現在政權又在南京重建了，新的皇帝也登基了，這讓他們感覺未來還是有希望的。
許多人都覺得，大明就算不能收復中原，至少也能像當年的東晉和南宋一樣，延續個上百年。《福王登極實錄》中寫道：“聞法駕入都之日，都人聚觀呼萬歲……中興大業，豈靈武草次、靖康偏安之足比哉！”
“靈武草次”指的是唐肅宗在安史之亂後於靈武城重建政權，“靖康偏安”指的是宋高宗。作者以他們為對照，覺得南明可以比這些政權做得更好，完全有中興的可能。
事實上，這也是有依據的。一方面，南京本來也是明朝的都城之一，本身就有作為行政中心的基礎。另一方面，此時的南方經過了這麼多年的開發，也遠比晉朝和宋朝時要發達，已經遠遠超過北方。南明政權如果能把這些資源統合起來，完全有復興大明的可能。
可惜，僅僅是可能而已，如果單從紙面上的實力來看，南明確實有著此時最好的條件。但從弘光政權成立的背景就能看出來，這本身就是一個高度分裂且極為虛弱的政權，並且缺乏號召力。南明政權既缺乏忠誠又能打的軍隊，又缺乏得力的文官集團。
文官們儘管勉強擁立了弘光帝，卻對他極為牴觸，經常對於弘光帝下達的旨意陽奉陰違，讓弘光帝的許多命令都執行不下去。而在武官層面，江北四鎮們本身也只是想靠著擁立弘光帝來謀取富貴而已，他們只在意弘光帝能給他們多大的權勢和富貴，對於國事本身都漠不關心，更不用說收復中原了。
而面對清朝入主中原後岌岌可危的天下形勢，文官們能想到的也只有一招，那就是所謂的 “聯虜平寇”。“虜”是對清朝的蔑稱，“寇”是對農民起義軍的蔑稱，“聯虜平寇”指的就是聯合清朝消滅農民起義軍，之後由南明接管農民起義軍的地盤，清朝則退居關外。
文官們天真地以為清朝和之前一樣，只是入關劫掠而已，劫掠完自然就會退走，那麼南明自然可以先和清朝聯合打農民軍，等消滅農民軍之後清軍退走，明朝就能重新“統一天下”了。他們還自以為慷慨地許諾將關外的地盤都割讓給清朝，問題是此時關外本就被清朝佔領，又哪裡需要南明來割讓呢？
但文官們抱有僥倖心理，還是向清朝派出了使節團，史稱“北使團”，希望清朝能在事後退出北京城，回到關外。結果顯而易見，夢想著統一天下的多爾袞果斷拒絕了南明的請求，並稱南明政權為“偽朝”，囚禁了北使團。只是因為此時多爾袞正忙於攻打大順，暫時還顧不上南明，南明政權這才得以苟延殘喘。
按理說使團被囚禁，這已經是很嚴重的挑釁了，並且清朝明確的拒絕態度也註定了南明和清朝必有一戰，部分官員如史可法已經醒悟過來，請求加強淮河防線，抵禦即將到來的入侵。但大多數文官武將們依然沉浸在迷夢中，他們中有的人覺得清朝肯定不會打過來，有的人則早就做好了投降的打算，覺得只要投降就能保住榮華富貴。而比起抵禦北方的清軍，他們對黨同伐異，清除馬士英和弘光帝的勢力更感興趣。
1645年春，局勢進一步惡化。此前鎮守武昌，手握重兵的左良玉在部分東林黨人的慫恿下發動叛亂，順流而下進攻南京，聲稱要“清君側”，南京的部分文官也響應左良玉，不斷詆譭弘光帝。馬士英為了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緊急調集了大批軍隊前去抵禦左良玉，與左良玉軍隊展開激戰，而江北的防禦則被大大削弱了。
而就在弘光政權還在打內戰的時候，清軍已經大舉南下，幾乎不會吹灰之力就奪取了防禦空虛的淮北地區，進而渡過淮河，圍攻揚州。揚州僅僅兩天就被清軍攻破，史可法殉國，清軍在揚州展開屠城，史稱“揚州十日”。清軍隨後強渡長江，守衛長江的水師將領不戰而逃，清軍輕易渡江，直取南京。1645年6月，南京陷落，弘光帝出逃後被俘，之後被清朝處死，弘光政權就此滅亡。
弘光政權的覆滅實在令人嘆息，作為一個起點如此高，本應有更大作為的“南方政權”，卻僅僅存在了一年就徹底覆滅，不禁讓人感嘆內鬥的危害之大。而弘光政權的覆滅也導致清軍輕易佔領了富庶的長三角地區，此後，長三角地區為清朝提供了大量的稅收，支撐著清朝完成了統一，而南明政權也在1662年最終覆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