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倉”是我國古代各地為儲糧備荒建立的糧倉，隋唐時已經出現，以後歷朝歷代均設有義倉，並形成了一種社會制度。到了清代，為了區別不同級別的糧倉，在各州、縣設常平倉，市鎮設義倉，鄉村設社倉，但都屬於公共糧倉。潞城歷史上的義倉，按照東西南北“四鄉”區域的劃分，主要在縣城內、北鄉合室鎮、東鄉微子鎮、西鄉黃碾鎮、南鄉南賈村，以及平順鄉等地設定，對義倉管理的相關制度予以刻碑銘記。其中，合室鎮義倉負責潞城北鄉一帶的儲糧備荒任務，並於咸豐二年（1852）在其他十三村設立義倉，成為潞城歷史上義倉發展的一段佳話。
圖為：東山村關帝廟外景
申莊遺存潞城最早記載義倉的石碑
合室古鎮，今長治市潞城區潞華街道的一個古老村莊，也是潞城歷史上的四大村之一，歷史悠久，曾是潞城北鄉一帶政治與文化的交流中心。在潞城撤鄉並鎮之前，合室古鎮為鄉政府所在地，管轄二十一個村落。在申莊村三大士廟，遺存有一通刻於同治元年（1862）農曆十二月的關於義倉的石碑，即《設立義倉碑》，規格約36cm×52cm，是潞城區目前發現最早記載地方設立義倉的石碑。
走進碑文深處，清初潞城就在合室裡立有義倉一所，但在儲存糧食與管理上出現了不少問題，每年不是鼠咬損耗糧食，就是庫房受潮使糧食腐爛，這些問題也使義倉的負責人“倉長”很無奈。
咸豐二年（1852），合室裡對義倉進行盤庫清算，當時糧食儲藏數量是按照“京鬥”為標準計算的，共存糧食一百六十五石五斗五升一合四勺。鬥是中國古代用於稱糧食的量具，西周時就已經出現，又名糧鬥、米鬥等。隨著歷史的發展，又有了私鬥、官鬥、市鬥之分，這裡的“京鬥”即官鬥，指按朝廷的標準制作的糧食量具。古代糧食的計量單位是：合、升、鬥、石。10合為1升，10升為1鬥，10鬥為1石。但每個朝代的計量標準又不盡相同，清代的度量衡制度始訂於順治，而完成於康熙、乾隆，計量標準為：一石為兩斛；一斛為五斗；一斗為十升；一升為十合。於是，合室裡各社首合議分糧，即合室鎮義倉存糧一半，其他十三村存糧一半，共八十二石七鬥七升五合七勺，並簽下合同使各村收存為證。雖然把大庫房的糧食分開了，但各村義倉庫房接受捐糧與庫房糧食損耗等問題依然存在。於是，申莊村李安仁、李天敘、李根王等，便籌錢置買了西嶺村兩處土地，租給他人耕種，每年每畝得租一斗五升糧食，彌補了庫房糧食損耗。
申莊村遺存的《設立義倉碑》，看似簡述設立義倉的歷史，但其中記載的地租補倉規定，對當時義倉的管理是有一定特殊意義的。
圖為：南流村“義倉”景區
潞城十三村設立“義倉”的由來
咸豐二年（1852），合室裡義倉與十三村分開儲存糧食後，同治元年（1862）申莊村對地租補糧的義倉管理，鞏固了潞城民間義倉的發展，東山村遺存的《各社分貯義倉谷石碑》，就是最好的說明。
同治四年（1865），東山村關帝廟進行重修，工程竣工後刻有石碑，即《重修關帝廟碑誌》，其碑文分兩部分，前半部分是關帝廟修繕戲樓的概略，後半部分是附刻咸豐二年（1852）《各社分貯義倉谷石碑》。透過碑文得知，合室鎮義倉就設在本鎮關帝廟內。合室村原名“閣室村”。從詞義講，“閣室”是指閣道中的房室，而“閣道”又指棧道，即指沿懸崖峭壁修建的一種道路。原來，合室一帶為潞城北的山區，有禹王山、羊神山、牛王嶺，合室鎮位於大山之中，可謂三山環繞，其地域名片“閣室村”的含義，就不言而喻了。至於“閣室村”是如何演變為“合室村”的，還有待於進一步考證。
細細研讀東山村遺存的這通《各社分貯義倉谷石碑》，因合室鎮義倉儲存糧食問題，曾引發了一場對簿公堂的官司。合室鎮義倉設定時間久了，負責義倉的書吏和衙役們便開始心存私利，致使義倉管理不善，不但存在浪費糧食的現象，還在任職期內徇私舞弊，牟取私利。當地群眾發現他們這種貪汙行為後，不斷向縣衙舉報，狀告書役們以公謀私、向百姓敲詐糧食等問題。再者，合室關帝廟義倉又年久失修，義倉潮溼，好多存放的糧食發黴腐爛。針對這些現象，各村社首聯合討論，決定將原義倉庫房移在關帝廟的東樓，但這一提議遭到合室村鄉約的強烈反對與阻撓。沒有辦法，大家只得繼續狀告。咸豐二年（1852）春，潞城縣衙接受了訴狀。大堂之上，社首代表將事情的來龍去脈，詳詳細細反映給了潞城時任知縣楊從龍。隨後的一場官司推動了潞城民間義倉的設定。
民以食為天。知縣楊從龍非常重視糧食的問題。他是大埔（今廣東梅州大埔縣）人，由舉人任潞城知縣的。楊從龍是一位心懷仁慈、處世公平，而且遇事果斷勇決的父母官。他在潞城任職期間，不論百姓有多少事情，都要親自過問處理。一次縣裡舉行童試，他看到原場地為舊祠堂廟宇，學子們露天考試，便將縣裡廟學東房騰出來作為試院，並修建號舍，得到潞城百姓的稱讚。再說，楊從龍作為一縣知縣，他深知充足的糧食儲備是保障糧食供應、維繫社會穩定的重要條件。所以，他在公堂之上，對那些徇私舞弊的書役們嚴厲審訊，並對合室村那些不顧糧食安全的鄉約予以懲罰。
當時，合室鎮義倉擔負潞城北鄉一帶的儲糧備荒任務，楊從龍令合室鎮義倉將原儲藏糧食分出一半，分給具備儲藏能力的北山後、橋北、東山、橋堡、申莊、餘莊、中村（當時中村分關帝社、東社）、堡頭、姜莊、王郭莊、溝潰、河後十三村，每村分到六石三斗六升七合三勺糧食，共分糧食八十二石七鬥七升五合七勺。義倉糧食分到各村後，各村設立了義倉，自己貯藏保管自己的糧食，如果遇到災荒年或天旱歉收，則自己負責開倉放糧，賑災抗旱，救濟百姓。
潞城北十三村義倉實行各自負責、共同遵守制度的管理模式後，凸顯出兩大好處：一是避免了在統計與摺合中出現的弊端；二是避免了因紛爭引起的官司。知縣楊從龍的秉公執法，贏得潞城百姓的讚譽。各村社首們考慮到這一新改的義倉管理制度，會因年代久遠和人情生變，或各村社勒石箴銘考稽沒有依據，於是在咸豐二年（1852）四月二十六，將知縣的公判統一刻石銘記。
圖為：東山村遺存的《各社分貯義倉谷石碑》
追溯潞城“義倉”的設定史
考究潞城義倉設定的歷史，最早叫藏糧洞，其遺址位於今長治市潞城區辛安泉鎮南流村村北的一道深溝，大溝內樹木叢生，溝兩岸懸崖上有土石洞多處。洞口距離溝底約二十米，需要藉助雲梯攀爬才能到達洞口，進入洞內，巷道縱橫交錯，有多個分洞，而且上下三層，互相連通，各個分洞功能不同。據當地文化人士魏先生介紹，此洞是由春秋戰國時期潞子國挖掘而成。據考證，潞子國都城遺址古城村距該洞僅十餘華里。民間口口相傳，此洞曾是潞子國儲藏財寶與糧食之地，當時曾有兵丁守護，所以旁邊挖有藏兵洞。民間還傳說，南流村裡的望南閣就是當時的練兵校場，大溝兩岸南北還有護洞營寨設施。唐宋之後，這些深洞作為當地官府儲藏糧食之用，即義倉，是潞城官府的主要備戰糧倉。
實際上，自漢代以來，官方倉儲糧食的體系已逐步建立，其中各地設定的常平倉，也稱預備倉，在平抑地方糧價、保障糧食供給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到明清之際，常平倉管理制度逐步完備。潞城的常平倉設定在縣城和平順鄉，儲存穀物二萬二千石。而在鎮裡設定義倉八處，分別是縣城一處、微子鎮一處、南賈村一處、黃碾鎮一處、合室鎮一處、青澤口一處、東藏寺一處、東禪村一處。平順置縣後，青澤口義倉、東藏寺義倉、東禪村義倉歸平順縣。到民國時，潞城除南賈村與黃碾鎮義倉作廢外，其餘鎮裡義倉包括鄉村義倉，仍在使用。
再說咸豐二年（1852）潞城在合室鎮十三村分設義倉後，實現了義倉由官辦轉為鄉村社辦與民辦的轉型管理，開啟了潞城民間互助自救的新模式，使潞城民間慈善救濟的義倉在鄉村逐步建立起來，鞏固了民間儲存餘糧賑災的事業，保證了村社義倉管理制度的延續以及民生工程的功效，杜絕了日後混淆救助捐助制度或一些耍賴等現象，這一義倉管理新制度的執行，的確是令人滿意的。潞城歷史上設立的常平倉，是朝廷在地方儲存糧食的主要倉庫，將合室義倉改為村管義倉後，又具備了社倉的性質，這樣一來，使潞城的常平倉與義倉、社倉在共同發展、相互補充的執行過程中，為平抑潞城糧價、儲糧備荒的歷史，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潞城義倉的興起、社倉的發展，在實踐中逐漸取代了常平倉的備荒職能。
如今，潞城區潞華街道北山後村玄帝廟遺存順治十四年（1657）石碑《分貯義倉谷石碑》、橋北村遺存咸豐二年（1852）《分貯義倉谷石碑》、橋堡村三大士堂遺存咸豐二年（1852）《義倉碑誌》、申莊村遺存同治元年（1862）《設立義倉碑誌》、餘莊村沼澤王廟遺存咸豐二年（1852）《各社分貯義倉谷石碑》、中村關帝廟遺存咸豐三年（1853）《關帝社分貯義倉谷石碑》、《東社分貯義倉谷石碑》等石碑，這些關於當年合室鎮各村為加強義倉管理，刻石銘記的制度，成為潞城義倉史上最有價值的記憶留痕。近年來，南流村對藏糧洞進行了開發與發掘，現以潞城“義倉”景點對外開放。（
郭存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