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鄉愁》之135
那時，當個記分員很不容易，起碼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貧下中農的出身成份，這個很重要；二是思想好，心正直，有工作責任心；三是有文化，會用算盤計數。
這三個條件，幾乎是缺一不可。
“貪字頭上一把刀！”
這句話，也是記分員必須記住的紅線。
一旦蹚了這條紅線，這個記分員也就做不長了。
而且，記分員的產生，還要履行程式。
由生產隊長提名，社員大會選舉，還要報大隊管理委員會批准。
幾關都通過了，記分員才算是產生了。
記分員這個“隊官”，雖然辛苦，但對當時的農村青年來說，也是一種榮譽。
不說別的，就是談婚論嫁選物件的時候，記分員要比一般社員更易被人看中。
所以，很多生產隊的記分員這個“職務”，也是大家爭搶的物件。
一般時候，記分員跟著社員們去勞動時，大家就不用單獨再跟記分員“彙報”今天做了哪些農活。
但是，有時候，記分員沒時間出工或者做其他事情去了。到晚上，社員們就要到記分員那裡去“報工”，由記分員核實後統計起來。
那時候，生產隊是農村最小的“單位”，但幾個“領導”的職責卻分工明晰。
我們生產隊因為是我們的一個三爺當隊長，而且當了多少年，所以下面沒有設定“副隊長”這個職務。
當時，生產隊有多少家底、年收入多少、支出多少，要預留多少活動資金等，這些是會計的職責，他要做到心中有數。
而生產隊有多少工具、農具、倉庫裡有多少糧食、牲口棚裡有多少牲畜等，這些是保管的活路。
而生產隊長的職責，就是“應酬”一些會議、安排生產隊種什麼莊稼、一年四季的農活安排、社員們出工時的具體活路分工，要做到統籌兼顧。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這句話，用在當時的生產隊裡，也是很合適的一句話。
俗話說：“工分工分，社員的命根兒”。
那時候，大家對工分都很較真。
所以，只有心地比較公平的人，才能在社員選舉時被選為記分員。
在生產隊裡，記分員不能給別的社員少計工分，也不能給自己多記工分。
在靠工分吃飯的年代，社員們心裡都有一杆秤。
記分員一旦不公平了，也會被社員們“彈劾”掉。
我們生產隊的記分員，是我的一個堂叔。他的年齡比我爸小點，是我的一個大叔。
大叔為人厚道、細膩，好像做了很多年的記分員，還兼過幾年生產隊裡的會計。
那時候，一個工到底能兌換多少物質？
現在想起來，確實是很難計算了。
原則上，工值的多少，是按當年生產隊的收入來計算。
收成好了，除了倉儲的糧食，剩下的糧食就會除以全體社員的出工數，再兌換成糧食分給大家；其他的雜糧類、棉油等，也是以此類推。
所以，當時的工值和現在的效益工資，有些相通的地方。
就我們家裡來說，基本上是媽媽一個人幹活。
婦女在生產隊勞動，幹不動粗重的活，工分也相對較低。
所以，一年下來，靠媽媽工分掙的糧食還不夠我們三口吃。
當時，還有個折中的辦法，就是買口糧。
那些年，在外面買糧食除了現金外，還要用到糧票。
糧票有各省的糧票和全國通用糧票兩種。
本省的糧票，只能在本省“消費”，而全國糧票則是全國通用。
當時，大到糧食小到糕點、甚至一根油條都要用到糧票。
即使不怎麼用糧票的集市、街頭，只要有糧票也能少花點錢。
所以，在那時候，糧票是基本上可以當第二貨幣通用的。
哪家有困難了，找鄉鄰掂對點錢。
沒錢的時候，能幫上幾斤糧票，也能多少解決別人的困難。
因此，有時候，遠在東北的四姨，也會偶爾給我們寄點全國糧票來。
但是，在生產隊買糧食，就不用糧票了。
不管這麼說，畢竟是一個生產隊的社員。糧食不夠吃了，拿點錢就可以買點倉庫裡的餘糧。
糧食實在撐不下來時，等爸爸發了工資，會去隊裡買點糧食。
基本上，我們每年都要去生產隊買糧食，來支撐生活。
爸爸去會計那裡交點錢，老隊長會喊保管開啟倉庫，給我們稱點糧食。
生產隊的倉庫設在鄰居的一個大爺家，裡面倒是經常堆著半屋子的玉米。
只是，玉米都是倒在地下的，不但有些已經黴變了，而且老房子裡的老鼠還多。
每次開啟倉庫，就會驚起一群碩鼠。
保管爬到糧食堆上，用簸箕隨便扒拉兩下上面的老鼠屎。
順手撮一些，稱夠了分量，倒在爸爸的布袋裡揹著回來。
每次看到從生產隊買來的糧食，媽媽都會生氣。
這些糧食不但蟲蛀、鼠蝕，夾雜著不少老鼠屎，還有一些黴變的。
爸爸也沒辦法，說：“不行就淘洗一下再去磨面吧，誰叫我們家勞力少呢！”
每次說這話時，小妹就有點心虛，怯怯地說：“爸爸，我吃得不多，還沒哥哥多。要不，以後我就少吃點。”
聽到小妹說這話，平時對妹妹比較兇的爸爸也很心酸，摸摸她的小腦瓜，嘆口氣說：“小丫頭，你還能多吃多少啊。跟你沒關係，是現在的日子不好過。”
小妹或許聽不懂爸爸的話，但能感覺到他的口氣和平時不一樣，就會很乖地在他懷裡依偎一會兒。
隨著歲月巨輪的碾壓，生產隊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人民公社的光輝，也蒙上了歷史的塵埃。
而記分員這個“隊官”，只能留在我們那一代人的記憶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