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歷史上，秦朝之前，是原始部落以及後來的分封制度，但是秦朝做革新，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的另一個時期，那就是封建時代，所謂封建時代者，一人當皇帝，天下大事決於一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底下沒有比皇帝更大的了。封建時代的社會，是獨裁的，是一人獨裁的。

歷史進入了封建時代，皇權作為一個新的東西，必然需要一些另外的東西來進行搭配，於是，士大夫階層相伴而生。假如皇帝代表皇權的話，那麼士大夫，代表的就是紳權，這些士紳階層，從皇權誕生起，就開始和皇帝一起作為統治集團的一部分。

士大夫，自從這個階層出現起，他的地位就是不斷變化的，而在秦朝建立之後到民國建立之前的兩千多年之中，這個階層的地位變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當然，紳權也就是士大夫的地位，和皇權的變化是密不可分的。從歷史上來看，這三個階段分別是，從秦朝到唐朝；從五代到宋朝；從元朝到清朝。

在秦漢時期，魏晉南北朝，皇權和紳權是相互共生的，也就是相互依存的，比如漢末三國的袁家，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到處都是他的學生。；這一時期，凡是在朝中做了大官的，幾乎全都是關係網極其複雜，即使是皇帝想要扳倒誰，也是很困難的，而同時，一個家族經常都是長盛不衰，比如隴西李氏，從秦朝做官做到了漢朝，到了唐朝，還有人認親戚，自稱是李氏後人。

三國時期的諸葛家族，是當時的名門望族，諸葛家族的先祖諸葛豐在西漢時期就是朝廷的大官，到了三國時期，魏蜀吳三國中，諸葛三兄同樣也是開枝散葉，勢力龐大。

在這樣的情況下，皇帝與士大夫的關係，說是“坐而論道”，就很形象了，因為皇帝雖然是一國之主，但是皇帝誰都可以做，士大夫並不是誰都可以做，比如三國時期的劉備是賣草鞋的，孫權是袁術手下的將軍，曹操更是宦官的養子，而當時的士大夫，當官的，幾乎全是來自各大家族。在這種情況下，才會有東晉的“王與馬共天下”，才會有皇帝與士大夫“坐而論道”。

再說第二階段，那就是從五代到宋朝這一階段。隋唐時期，五胡十六國戰爭之後，少數民族與漢人混血，變得再也不稀奇了，隋朝的開國皇帝楊堅，還有唐朝的奠基人李世民，都有鮮卑族的姓名。

隋唐時期，經歷了幾百年的大的戰亂，很多的原先的大家大族被殺光了，整個漢人的人口少了許多，雖然說這一時期門閥制度依然存在，但是這種情況在隋唐時期勢必會改變，其原因就在於長久的外族入侵不休的戰亂導致的社會結構的改變。吳晗先生認為，隋唐兩朝對世家大族進行了有意的打壓，並且開了科舉制的先河，是為了自己的皇權。在我看來，這一時期經過與異族的幾百年的互相征伐，原先的名門望族減少也是一個原因。

隋唐時期的關隴集團，是這一時期的門閥世家的典型代表，隋唐兩朝，都對這個集團進行了打壓，由此，這個從西魏宇文泰時期開始出現的門閥集團，逐漸消失於歷史之中。取代了關隴集團這一批世家大族的，是河東的一批新興的貴族集團，比如河東的裴氏。和關隴集團不同的是，新興的貴族集團是借皇帝之手上來的。

在科舉制選拔下上來的一批新官僚，沒有了原先的世家大族的基礎，比如原先關隴集團之前的世家大族，是家裡有田莊甚至是有軍事組織的，並且都是延續了幾百年的大家族，即使是皇帝換，這些世家大族是不會換的。但是到了唐朝時期，關隴集團被消滅之後，這種情況幾乎不存在了，士大夫憑藉考試獲得官職，但是他們並沒有其他的真正可以與皇權對抗的東西，在與皇權的較量中，士大夫階層開始落下風。

到了元朝，蒙古人建立了新的朝代，雖然蒙古人依然尊奉孔子為國家的大聖人，但是很明顯，粗野的蒙古人並不會因為士大夫是讀書人就對他們客氣，漢人士大夫成了蒙古人手下的玩物，士大夫們沒有力量反抗，而蒙古人呢，動不動就拿鞭子抽打這些士大夫，士大夫臉面丟盡了。

我們稱明朝清朝為封建制度的頂峰，換句話說，也就是皇權到了頂峰，坐而論道已經成了夢裡才有的事情，這時候計程車大夫，不僅不能坐而論道，還要跪著聽皇帝的訓話，只要皇帝留他一命便要感激涕零。從一個叫花子成了皇帝的朱元璋，也絲毫不認為自己比士大夫有任何低賤的地方，反而延續了蒙古人用木杖抽打士大夫的傳統，更是研究出了廠衛制度，對士大夫暗中監視，剝皮實草，活活打死，可憐計程車大夫。

清朝時期，滿人入關，少數民族再一次入主中原，他們延續了明朝的制度，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奴才一詞，竟然只有滿人才可以這樣說自己，漢人甚至不配稱自己為奴才，但凡向皇帝啟奏什麼事情，則一定要跪著。這便是封建制度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