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為天，鹽為百味首”，鹽貫通古今，人對於鹽的需求是大量且長期的。鹽業發展與歷朝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都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對我國古代鹽業的生產、管理、運銷、私鹽等問題，一直備受關注。
山東位於環渤海灣一帶，鹽資源豐富，關於煮鹽技術的記載，早在夙沙氏時期就已出現。至宋元時期鹽業生產更有明顯的上升趨勢，除在朝代更替之際遭受短期破壞外，大部分時間都保持著穩定的生產格局和較高產量。
北宋代後周而立，原分屬各國（南唐、吳越、後蜀、後漢等）的鹽區歸於統一，但遼、西夏仍與北宋對峙，部分鹽產區仍在遼、夏的統治下，其繁盛程度不能與漢唐相比，北宋建立之初，為增加稅收，將鹽利收歸國有。
因而北宋的鹽利收入遠多於漢唐，同時食鹽專賣制度較之漢唐有了較大發展，入中法、鈔法、引法相繼確立，完善了食鹽專賣制度，也對後世鹽業管理提供了借鑑。
宋太宗時，設三司使掌管財政，三司使下設鹽鐵、度支和戶部三使，分管全國的財政支出。又分全國為十五路，陸續設立轉運司，負責管理地方事宜。同時交引制的施行，鹽利收入成為邊防經費的主要儲備來源。
山東作為北宋時期食鹽的重要產地，其地位不言而喻。
北宋山東食鹽的生產
1、
北宋時期山東區域範圍
公元
960
年，趙匡胤建立北宋王朝，按路、州（包括府、軍、監）、縣三級行政區制，對各地區的行政區劃進行重新調整。
宋初沿襲唐制，分天下為十道，今山東地區由河南道和河北道統轄。至道三年（公元
997
年），宋太宗分全國為
15
路，今山東分屬京東路和河北路。神宗熙寧七年（公元
1074
年），宋政府又對路一級的政區作進一步的調整，京東路又分為京東東路和京東西路。宋代在今山東地區共設定
4
府、
14
州、
1
軍、
2
監、
88
縣。
2、
山東鹽場的分佈情況
山東沿海有較好的鹽業生產條件，因此宋王朝對此區域的鹽業開發加大了力度，據史料記載，
山東沿海北起濱州，南至日照都建有鹽場。
宋人食用的鹽有海鹽、池鹽、土鹽、崖鹽等種類，山東地區主要以生產海鹽為主，山東的重要鹽區可劃為兩部分，其一為京東路，初在密州設濤洛場，年產鹽
32000
餘石，後增登州四場；其二為河北路濱州場，年產鹽
21000
餘石。
其中密州濤洛場的產鹽不僅滿足本地及沂、濰兩州的需求，還銷往其他地區，後來增加的登州四場，則從側面表明對於該地區的進一步開發，也表現出朝廷對山東鹽區的重視。
3、
宋代山東鹽場的地位
製鹽業是山東重要的手工業部門，北宋時期，山東是七大產鹽地區之一，主要分佈在密、登、青、萊、濱州五處，其中以密州濤洛場的產鹽最為豐富，年產
32000
餘石。上述鹽區的食鹽大部分是供應本地即山東地區居民所需，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會外銷，可見山東地區的鹽場的重要地位。
宋代山東的鹽業生產
宋代的官收鹽利在中央財政歲入中佔有重要地位，其中最主要的鹽產區是解州的池鹽區和兩淮海鹽區，產鹽量分別佔到全國食鹽總歲額的百分之三十與四十，山東產鹽區雖然產量有限，但在當時也佔有重要的地位。
1、
宋代山東鹽業生產技術
宋人關於海洋的著作，包含著鹽民的豐富經驗，根據這些經驗，鹽民利用潮汐和氣象規律取土煎鹽。
史籍中記載的濱海取滷方法，大致可以分為三種：海潮積滷法、刮鹹淋滷法和曬灰淋滷法。
這些方法對當時的各鹽場提供了借鑑。
2、
宋代山東的灶戶與鹽課
北宋時期，山東地區從事鹽業生產的鹽民數量不斷增加，並且逐漸制度化，如在皇祐年間風暴潮爆發，受災的壽光、千乘兩縣數百戶人家均為鹽民。
鹽戶有各種各樣的稱謂，如畦戶、鐺戶、井戶、灶戶、直戶、亭戶等，人數眾多，此外專業製鹽者稱為畦夫、井夫、灶丁、亭丁、鹽軍等，這與他們使用的製鹽資料來源及所有制形態有關，山東地區的製鹽資料來源主要是海濱的亭場、草蕩和盤角以及河北路部分地區的鹹土等。
一般說來，鹽田多是鹽民墾闢的，其所有權應屬於鹽民自己，但宋代官府為壟斷鹽利，“建置鹽場”，將自營鹽戶“拘籍”為官監鹽戶，將鹽民的製鹽資料收為國有，這就造成製鹽資料由私有向官有的轉化。
另一方面，鹽民為維護自己的權益，不斷同政府展開鬥爭，藉以收回製鹽資料的所有權，於是又造成了製鹽資料由官有權向私有權的轉化。這兩種性質與方向相反的活動，廣泛存在於宋代各鹽產區，貫穿整個鹽業的發展過程，並對宋代的社會經濟活動產生了深遠影響。
《宋史
·食貨志》記載，食鹽的生產體制有官制、官監民制和民制三種類型。在海鹽產區主要實行的是官監民制，即在官府監督下的民制，所產的鹽全部由官收買，一斤一兩不得私留。
鹽民自煎制廣泛存在於中下等鹽戶間，如京東東路
“各煎各賣”的灶戶和河北路海濱的小鹽戶，其生產的鹽或自由銷售或由官府統一收購。
對亭戶的管理有嚴格的制度，以淮浙鹽為代表，藉以窺見灶戶的編制，而其他產區無可考。兩浙自熙豐以後，則有一種結甲之法，其辦法是：
“自三灶至十灶為一甲，而煎鹽地什伍其民，以相議察”。其中甲有甲頭監視煎鹽。灶甲制實行的基本目的是“絕私鹽之弊”。由此我們可以推測出當時的鹽戶人身自由是受限制的。
鹽民的鹽課主要以官營池、井、場、監的日課、月課、歲額為主。宋代亭戶的賦稅繳納方法一般是按照稅糧價錢折計為鹽數。
北宋政府從食鹽生產者身上剝削的利潤十分驚人，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官府獲利巨大，同時官府
給予
生產者的工錢過少，加上收鹽時剋扣斤兩，拖欠鹽錢的事情經常發生，在上層鹽戶與官府的雙重壓迫下，下層鹽戶過著極端困苦的生活，因此鹽場走私事件非常嚴重。
北宋山東的私鹽問題
私鹽問題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發生在中唐以後，唐中葉以後，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田賦收入在國家財政收入中佔的比重減少，再加上政府官僚體系的日益完善，奢侈享樂之風盛行，為維持財政支援，政府加強對鹽、茶、酒等物品的壟斷管理。
自西漢對食鹽實行禁榷制度，至唐一代日益嚴密，唐後期食鹽專賣的結果使鹽利在國家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增加，鹽利成為專制統治的重要財政支柱。同時土地所有制關係的變化，出現了大批破產農民和無業遊民，貧富分化加劇。
而鹽作為一種日常需求且不可替代的物品，其交換所帶來的利潤使得人們聚集到鹽利上來，
“利之所在，百姓趨之”，違禁制鹽販鹽的活動頻頻發生。
所謂私鹽即違反政府規定而私自出賣的食鹽，北宋真宗時，人口達四千餘萬，鹽產歲額約二億五千萬斤，合每人每年平均吃鹽六斤，如果私鹽能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官鹽保持歲額不盲目擴大生產，且鹽價合理，就能保證鹽順利銷售，供求基本持平，但實際上官鹽價格日升，打破了供求關係的平衡，致使私鹽盛行。
隨著宋代食鹽專賣制度的進一步強化，違法制販鹽的活動也進一步擴大，無論是從規模還是從危害程度上，都遠遠超過前代，參與制販鹽者人數眾多、成分複雜，而且分佈廣泛。山東地區有關私鹽的記載不多，但這不代表該地區不存在私鹽問題。
私鹽盛行的影響
私鹽的盛行，對宋代的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
首先，私鹽的盛行，嚴重影響了官鹽的銷量，進而減少了鹽利收入，影響了國家財政。
其次，損害了商人的利益。宋代食鹽有部分是透過商人來運銷的，實際上是一種間接專賣制度，但私鹽的盛行，在衝擊官鹽的同時，也對承擔運銷官鹽的鹽商造成了衝擊，致使食鹽停滯不銷。
第三
，
私鹽販是一個特殊的階層，北宋時期參與私鹽販賣的不僅有商人與鹽戶，還有軍士、富貴人家與達官顯貴。其中最底層的貧苦大眾，在殘酷的經濟剝削下，為了生計鋌而走險。
政府制定的禁私法令，對於官僚、巨賈來說，只是一紙空文，而對於廣大鹽戶來說則是嚴苛的。為了生存，這些鹽戶聯合起來同官府鬥爭，矛盾激化時經常發生揭竿起義的事情。
鹽販起義，是階級矛盾激化的結果，也是宋代嚴苛的鹽法所致，是宋代社會動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動搖了宋代的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