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語》中雖有少數品行傑出計程車人，但多數表現出德行上的缺憾，士人風貌整體上比較消極。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中提到宋代作為近世的開始，而唐代是中世的結束。宋代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期，士人的思想觀念、道德風尚、倫理規範，甚至政治環境、經濟條件、文化氛圍都發生著重大改變。宋代士人何以出現精神失守、變心從俗，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著直接的關係。
01
經濟條件與士人心態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為人熟知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常識，用以說明宋代士人經濟能力與心態之間的關係是非常恰當的。士人的個人生活期許與實際物質條件的差距無疑會對士人的心態產生重要影響。
宋朝承前代之鑑，不僅竭力抑制藩鎮割據，而且限制世家大族的發展。經過對各種政治力量的慎重比較，宋朝的統治者選定了沒有任何背景，又能一心效忠皇權計程車大夫階層。為此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在科舉考試中使用糊名法，嚴格科舉考試製度以選拔真才。又對世家大族中計程車人採取加試的辦法，甚至直接限制他們參加考試。
透過一系列的措施，出身寒門、居身偏遠的庶族士人可以憑藉寒窗苦讀一朝登第，獲得進入仕途的機會。在這樣的公平環境中，統治者還不斷增加取士的人數，這極大鼓舞了讀書人的參政熱情。只要科舉及第，就可以得到美職，不期大富大貴，但至少可以衣食無憂，還能實現自己的宏圖大志。
錢穆在《中國政治歷代得失》中提到很多“農村子弟，白屋書生，偏遠的考童驟然中式，進入仕途”終宋一朝，身負才學立身朝堂的貧寒之士不在少數。
這些士人沒有顯赫的出身，沒有豐厚的家資，所有的收入只能依靠朝廷的俸祿。宋代士人楊億在其《再乞解職表》中就談到其家族三十多人都仰仗他的俸祿過活，但他既無田產也無金玉，供養全家的經濟來源只是微薄的俸祿。生活的困頓狀況無力改變，也是其解職的重要原因。士人天然地和皇權聯絡在一起，但是這樣拮据的經濟狀況，並不能使士人們沒有後顧之憂。
國家發放的薪俸是士人唯一的經濟來源，尤其是那些出身貧寒計程車子，他們必須依此維持基本的日常生活。《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十九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戊子條中記載的翰林學士李宗諤家貧不足以給婚嫁，不得己向朋友借錢。難怪北宋名臣王安石感嘆當朝制祿廉薄，增加俸祿的申請時有上奏，國家也曾幾度下令提高俸祿。
北宋規模較大的有大中祥符五年的增俸、元豐與崇寧年間的兩次增俸。南宋政府內憂外患，沒有精力再像北宋那樣大規模的增俸，但也有增俸的舉措。到南宋後期，經多次調整的官俸已經是“七八倍”
於
宋初。
但是國家增俸的速度遠遠不及物價上漲的速度，“儘管北宋前期物價比較低廉，但一般官員如果家庭人口較多，月俸又不足兩萬文，生活上是有困難的。”而隨著物價的不斷上漲，士人們的生活仍處於拮据困頓之中，官員的俸祿問題仍未能妥善解決。
宋代的俸祿制度還呈現兩極分化的趨勢，身居高位計程車人與低階官員的俸祿差距很大。五品以上的高官，擁有非常高的俸祿，而且時有大量賞賜，數量非常可觀，足以維持其奢侈的生活。然而低階官吏的俸祿很低，連維持基本生活都有困難。
據《中國俸祿制度史》中的統計，在宋代的官員隊伍中，選人的人數是最多的，大約佔到文官總數的五分之四，這也就是說領微薄俸祿的低階官員人數眾多。“俸祿不足以維持官員的體面生活。
這種狀況，引得官員抱怨不己，吏治的腐敗也更為嚴重”《長編》還記載江東士人蔣元振家境貧寒，不能奉養親屬，不得以將家人安在物價較低的地方，自己節儉度日。沈括在《夢溪筆談職官二》中談到一旦士人沒有穩定的
收錄
，貪贓受賄就隨著而來，其結果必然是罔顧法紀。俸祿不濟無疑是導致士風淪落的一個重要原因。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作為讀書人計程車必須擁有恆心，即使在無恆產的情況下，也要守得住節操，不做違背道義之事。
這隻能是一種美好的願望，讀書人也只是百姓的一部分，也要依靠衣食住行才可以生存。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中就指出隨著物價上升，士人俸祿不足以維持日常生活，甚至到了連男婚、女嫁、喪葬的費用沒有。這樣才導致做官之後計程車人，利用職務之便，貪贓枉法，與民爭利。
可見當初士人的生活條件確實不富裕，微薄的俸祿加上節節攀升的物價，士人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甚至到了無資喪葬嫁娶的地步。
宋代士大夫雖然在政治地位上備受禮遇，但就一般士人的經濟條件上來說，並不與政治地位成正比。當時的官員中有很多雖身在仕途，名聲亦是榮耀尊崇，但卻沒有支撐其詩酒風雅的經濟基礎，甚至連基本的生活需要都沒辦法滿足。
《野語》卷二十《張功甫豪侈》一章中記載了張餈的奢華生活，其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牡丹一會更是奢侈無度，但當時的名士大夫，爭相與之交遊。張餈雖生活豪奢但並不滿意，在誅殺韓侂冑的事件中出力甚多，但並未獲得應有的榮寵，因此懷怨在心，伺機報復。生活無憂的富裕士人，也會因貪心和慾望不滿於己經獲得的權位和尊榮。
《王沈趨張》中更有太學生不顧聲譽品行竭力攀附權臣，可見當時士大夫追附功名富貴之熱望，攜私為己之圖謀。為了求得生活的安穩和名利的光環，士子們趨炎附勢、努力鑽營。只有成為權力中樞的高官，才可以在豐厚的回報中消除養家餬口的後顧之憂，有些品行低劣的官員甚至不惜盤剝百姓。出身貧寒計程車人沒有家族財力的支撐，辛苦讀書進入仕途卻薪俸廉薄難以生活無憂，這樣尷尬的處境無疑是導致士風淪落的一個重要客觀原因，
02
文化氛圍與士人心態
士風淪落雖然與政治環境和經濟條件都有關係，但與當時的文化氛圍則有著更直接的關聯。士大夫精神信仰的喪失了，道德品質的滑坡都可以在此找到立足點。
宋代士人擁護自己堅定的學術主張，在北宋就有元祐學術與荊公新學的對立。不僅如此，在元祐學術之中，還可細分為司馬光為代表的朔學、蘇軾為代表的蜀學和以程頤程顥為代表的洛學。對後世影響深遠
的
理學，就是南宋的朱熹緊承元祐學術中程氏洛學發展而來，終成宋一代學術的主流。理學雖然是儒學的新發展，但在這一過程積極吸收佛、道思想。程頤評價其兄程顥的學術即出入
釋
。老，返諸六經。
蘇軾俱讀儒、釋、道三家之書，而且認為三者深層次上相互貫通。宋代之初，有識之士就
己
經很自覺地將儒釋道三家融會貫通，這也成為宋朝一個很重要的文化特徵。儒家、佛家和道家三家思想一直深刻影響著古代士人的心理結構，雖然各個時期
它們
所處的地位有所不同，但發展過程中相互借鑑、取長補短卻是毋庸置疑的。
這一股強勢的文化思想洪流成為影響宋代士人精神面貌的最直接因素。
儒家
降調
個人對社會應當肩負的責任感，對國家應具有的憂患意識。宋代的政治家范仲淹《岳陽樓記》中就曾高呼先天下而憂，但是在士人滿腔熱忱投入實際的政治生活時，難免會遇到各種困難和挫折，致使其理想難以順利實現，這勢必造成士人心理上的巨大落差。不管在北宋還是南宋，酷烈的黨爭從未間斷，士大夫沉淪其中、命運不能自主時，佛、道兩家的清靜退守和淡泊無為，可以為受傷計程車人們營造一個心靈的桃源，使他們在這裡暫時休憩靈魂，重新獲得前進的力量。所以這三種思想的互補相容是宋季一種對士人影響頗深的時代思潮。
宋元之際的王應麟在總結南宋政治之弊後，將責任歸咎於士大夫階層的無恥，還將士大夫品行墮落與理學聯絡在一起。理學作為儒學在宋代的深化發展，自然起承擔著開一代風氣的使命，但宋代的學術氛圍和文化氛圍由於黨爭，一直都帶著濃濃的火藥味。文化和學術方面的爭論也成為黨爭中的一部分，受到黨爭的直接影響。
南宋的朱熹重新注
四書
立道學，賦予道學以經世致用的意義，在“內聖”的基礎上，以實現“外王”的目的。然而發展過程中理學多重在探討超現實的義理，對於現實中所面臨的問題缺乏快速有效的解決途徑。這樣使得道學成為一種高談有餘，而實用不足的學問，論道者以道學家自稱，漸漸這一稱呼也帶上了貶義。
《野語》卷十一《道學》一條中，周密對道學做了較為系統的梳理，不僅對伊洛治學進行了高度評價，還認為朱熹對於之後道學的發展尤為重要，他的義理之學“上極於性命天下之妙，而下至於訓詁名數之末，未嘗舉一而廢一”。但在後來的發展中，漸漸有後學流於異端，而違背了道學的初衷，更有一些淺陋無能之士，混跡道學之中以圖進取，致使道學被小人稱為偽學，士人君子慘遭屠戮。
同一卷《鄧友龍開邊》一條中，也記錄了偽道學之士鄧友龍的事蹟，從中也可感受到當時道學面臨的惡劣環境。從南宋不間斷的黨爭中，道學和道學之士不斷經受起伏沉淪。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統治者並不真正信奉理學，只是作為一種維護統治的工具，有價值時
利用
，沒有價值的時候捨棄。韓侂冑和秦檜在排斥異己的過程中都對道學和道學之士進行了毀滅性的打擊。所以道學在南宋沒有紮根的土地，也無法承擔其拯時濟世的使命。
宋人有很強的傳統觀念和集體意識，宦海沉浮之中計程車人，漸漸培養起結盟結黨的風氣。這些士人多來自貧寒之家，沒有財富、地位和權勢可以依靠，他們只能積極聚攏以增加力量。
這也使得在政治主張上更多維護自己利益集團的觀點，而堅決抵制對方的聲音。甚至在黨爭的過程中，對觀點不同的政敵採取殘酷打擊，正如元祐黨人碑和慶元黨人碑。結盟結黨的風氣最終導致士大夫黨同伐異的文化性格，在這種性格的作用下，不僅使朝廷的政令幾次三番被更改，而且造成了政治環境的惡化。
儒釋道三位一體的時代思潮下，士人不僅擁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參政意識和匡扶國事的社會責任感，還為他們官場爭鬥中明哲保身、與世俯仰提供了依據，甚至也是丟官去職、失意被貶之時撫慰心靈創傷的良藥。
03
結語
蘇軾和黃庭堅都曾享譽學林、身居廟堂，但數次被貶之後，仍可心境淡然。甚至蘇軾在概括其平生功業的時候，直道黃州、惠州和儋州。三處貶謫之地沒有消磨他的意志，他仍舊擁有完滿的精神世界。
這樣冷靜理性的生命
正規化
，固然有利於處理生活中的各項事務，但卻使得士人失去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道學作為南宋一種重要的學術思想潮流，也是以關注現實為目標的，只是不得
己
成為黨爭之下的犧牲品，沒有實現其支撐士人精神的巨大意義。太過理性冷靜計程車人心態也容易導致消極避世的態度，這對於士人的政治使命來說無疑是有害的。
圖片來自網路，如有侵權，聯絡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