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
始於公元265年司馬炎代魏稱帝
，亡於公元317年長安陷落，晉愍帝投降匈奴政權漢趙，前後不過五十多年。
從晉初開始，胡族之患便困擾著晉王朝。早在公元270年，晉武帝時期，鮮卑族首領樹機能就在涼州起事。
至關中氐族首領齊萬年起義已是公元296年
，前後持續四年，至公元299年結束。
齊萬年起義在西晉史上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西晉八王之亂的重頭戲恰恰是
在齊萬年起義被鎮壓的這一年開始的
。
這場大戲一開場，晉廷就再也沒有精力和心思去控制胡族勢力了。不僅如此，西晉宗王們為了在彼此的爭鬥中贏得勝利，
不惜拉攏胡族首領，坐視胡族勢力開始割據地方，不斷做大，最終無法收拾。
也就是說，以齊萬年起義為分水嶺，在此之前，西晉朝廷是有機會解決，
或者說緩解胡族勢力對晉王朝的威脅的。
然而他們為什麼沒有做到呢？齊萬年雖最終被平定，但晉廷頗是費了番功夫。
平定過程中周處西征的失敗意義巨大。
齊萬年起義始末與周處西征
1、齊萬年起義始末
《晉書》卷四《晉惠帝紀》雲：
（元康六年）匈奴郝散弟度元帥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張損死之。馮翊太守歐陽建與度元戰，建敗績。徵徵西大將軍、趙王倫為車騎將軍，以太子太保、梁王彤為徵西大將軍、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
鎮關中
。
元康六年，即公元296年八月，度元又擊敗了雍州刺史解系。秦州、雍州之地的氐族和羌族悉皆反叛，
推舉氐族首領齊萬年稱帝。
然後大軍圍攻涇陽。以此為標誌，持續四年的齊萬年起義開始。
這場起義的直接起因是趙王司馬倫對待關中少數民族的策略過於殘酷。《晉諸公贊》載其
“誅羌大酋數十人，胡遂反”
。
起義發生之始，趙王倫向朝廷“請徒三萬”用以鎮壓起義。但朝廷疑其用心，沒有準許。然後晉廷以趙王倫“刑賞失中，氐羌反叛”為由，將其召還京師洛陽，派遣梁王司馬彤“鎮關中”。
梁王彤受領關中，同年十一月，派遣夏侯駿、周處西征討伐。周處“授建威將軍，以五千兵奉辭西討”。周處本與梁王司馬彤有隙，
本次出征又受梁王和夏侯駿節制。
當時齊萬年軍駐紮梁山，兵士七萬。
梁王和夏侯駿逼迫周處率領五千兵士進攻。周處辯解無果。無奈之下，周處“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
最終軍敗，周處殉職。
此役之後，晉軍節節敗退。
中書令陳淮等人舉薦孟觀征討齊萬年
。“觀所領宿衛兵，皆趫捷勇悍，並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懾氐羌。”最終於元康九年（公元299年）正月，孟觀率軍生擒齊萬年。齊萬年起義至此，以失敗結束。
2、周處西征詳情
周處本是吳臣，
其父是東吳鄱陽太守周魴。
公元280年，西晉滅吳。周處出仕洛陽，後來遷任新平太守。《晉書·周處傳》說他任職新平期間“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後來，周處再次入洛，遷任御史中丞，是諫官。
任職期間周處“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肜違法，處深文案之”。為此，
周處得罪了以梁王彤為首的很多寵臣貴戚
。
及至齊萬年起義，朝臣“惡處強直”，紛紛推薦周處出征齊萬年。齊萬年聞周處之名，說：“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為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
齊萬年起義最終被孟觀率軍平定。但是在周處出征之前，中書令陳淮便曾舉薦孟觀給周處做前鋒。“中書令陳準知肜將逞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率之才，
進不求名，退不畏咎。
”
然而朝廷不從。
最終以梁王彤為徵西大將軍
，夏侯駿為安西將軍，周處為建威將軍，受彤與駿二人節制，開往關中。正應了齊萬年所言。
周處也知道司馬彤必將陷害自己，然而“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六陌之戰前，
周處軍士尚未吃飯
，司馬彤便催促急速進發，並斷了周處軍後路。周處軍隊“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然而盧播、解系統統見死不救。這才導致周處“力戰而沒”。
西晉無法清除胡族之患的原因分析
周處死後，
西晉朝廷追封他為平西將軍
。然而，周處作為西晉難得的良吏、良將，其結局令人痛惜。
我們仔細分析周處從受命西征到遭陷害兵敗身亡的過程，
就會發現西晉王朝的諸多弊端
。同時，這些弊端也正是西晉無法清除胡族之患的原因所在。
1、西晉王朝內部各勢力之間相互傾軋，胡族之患未得重視
西晉建國伊始吸取了曹魏皇室孤弱的教訓，給二十七位宗室成員封王，並使諸王出鎮，任各個重鎮都督，以圖維護司馬皇室的統治。
然而到了西晉後期，朝廷和宗王之間，以及各宗王之間的矛盾逐漸加深，彼此之間相互傾軋。
權力鬥爭是頭等大事
，胡族叛亂根本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是西晉無法清除胡族之患的重要原因。這一點從周處西征中也能看出。
周處戰敗身亡，表面看來，
是梁王司馬彤假公濟私、剷除異己的結果
。盧播本是梁王家臣。解系也同司馬彤關係頗深。八王之亂伊始，趙王司馬倫發動政變篡權，解系被殺。司馬彤還曾盡力營救。此二人可能本就是梁王陷害周處計劃的一部分。
然而，檢視相關史料就會發現，有一點十分奇怪。
梁王要陷害周處這一事件，在發生之前，彷彿就人盡皆知
，甚至包括周處自己。
所有人都知道，周處此去無回。為此，
中書令陳淮還曾上書朝廷
，言辭可謂直白，“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
可是朝廷依舊派遣周處出關討伐，並令其統五千人馬，使其受制於梁王。朝廷也知，周處此去必然兵敗。而這可能正是朝廷的用意。有學者認為，
周處只是朝廷介入梁王軍事行動的工具。
我們可以從孟觀出征中看到差異。孟觀“領宿衛兵”，“並統關中士卒”。同周處統領區區五千人馬，且受夏侯駿與梁王節制完全不同。周處兵敗，
作為統帥的梁王並沒有受到朝廷處罰
。
就像陳淮所說，梁王是宗王貴戚，“進不求名，退不畏咎”。然而梁王的統兵權力在孟觀出征的時候被剝奪了。並且，孟觀得勝之後，
梁王並沒有繼續統領徵西大將軍
，坐鎮關中。朝廷指派了河間王司馬顒為鎮西將軍，領關中。
而河間王在宗王之中，血緣親疏和地位影響都遠遠不入梁王彤和趙王倫。朝廷藉著周處兵敗身亡，實現了至關重要的關中地區主將的變更，
削弱了趙王和梁王的力量。
悲壯英雄周處變成了朝廷和宗王之間博弈鬥爭的棋子。
孟觀得勝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300年，被剝奪了關中地區軍事權力的趙王倫和梁王彤發動政變，廢掉了當政者賈后。
漸積已久的矛盾爆發
，拉開了西晉王朝統治集團內部兵戈相向的序幕。
2、西晉王朝執政者缺乏政治戰略眼光
呂思勉先生在《兩晉南北朝史》中說：“
中國之見侮於異族，乃由執治理之權者之劣弱……，
兩族相競，若戰陳然，居前行者，實惟政治。”
司馬氏武人出身，以權謀立國，所用之人多是“驕淫狙詐之徒”，司馬氏的後代子孫浸淫在這種環境中，
也大多善用陰謀詭計
，政治戰略眼光江河日下。
西晉執政者在政治方面的“劣弱”體現在兩個方面，均能從周處身上發現端倪。其一，在處置胡族的策略上。面對胡族內遷，西晉統治者沒有妥善處置，
而是採取殘酷的壓迫政策。
齊萬年起義的直接原因便是，
趙王司馬倫誅殺羌酋數十人
。東瀛公司馬騰曾指使部將“虜群胡”賣往冀州。羌族首領石勒竟在其中。
胡族首領地位在西晉統治之下一落千丈
，“自諸侯王，降為編戶”，比如氐率齊萬年，甚至變為奴隸，比如羯率石勒。胡族在壓迫之下，對西晉統治“怨恨之氣，毒入骨髓”，隨即舉兵反叛。
而面對胡族反叛，
西晉統治者的應對之策常常簡單粗暴，強兵鎮壓。
然而由於統治集團內部的重重矛盾，複雜的人事關係，鎮壓效果並不好。
周處西征便是一例。晉初樹機能反叛，縱橫西北，
前後長達近十年
，也是一例。而周處治新平時，對待胡族的策略，以安撫為主，卻可以達到“叛羌歸附，雍土美之”的效果。
西晉執政者劣弱，其二，就在用人上，任人惟親，
且賞罰不明
。趙王倫和梁王彤作為宗室親王，先後坐鎮關中。前者“刑賞失中”致氐羌反叛，也只是召還京師。後者逞一己私怨，致使周處兵敗，損兵折將，也沒有任何責罰。“退不畏咎”，名副其實。
周處本才兼文武，忠勇果勁，只因秉公執法不避寵戚，
便不見容於朝堂
。也可見西晉的法度鬆弛，有名無實。
另一方面，周處本是東吳之將。
呂思勉先生曾以周處為例
，說明晉時北方之士大夫“雖雲不足與有為，然南方彪悍之氣，固未嘗減”。
假使晉室東渡之後，
得南方有才之士而用之
，必能恢復北方。然而不只是東晉，即便西晉之時，吳之將門中出仕，且得到重用的也不多。這同樣也體現了西晉執政者政治方面戰略眼光的“劣弱”。
總結：
透過探究齊萬年起義過程，
以及周處西征的相關細節
，我們發現導致西晉王朝無法清除胡族之患的兩個原因。
首先是，西晉統治集團內部勢力之間矛盾重重，相互傾軋，彼此之間勾心鬥角，並未給予胡族之患應有的重視。
第二是，
西晉王朝的執政者缺乏政治戰略眼光
，在處理胡漢關係和胡族叛亂上的策略失當，並且在人員任用及相關制度上犯了任人惟親、賞罰不明的錯誤。
參
考文獻：
《晉書》
《兩晉南北朝史》
《論西晉元康中後期對關中軍鎮鎮將權力的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