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國策的制定都是為了適應國家的發展，從戰國到漢朝，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政治需求，所適應的學說和理論也是不同的。漢武帝雖

“獨尊儒術”，但也有用到法家的內容。

我們拿三個時期的社會狀況來分析下他們之間的不同。

第一，秦孝公時期的商鞅變法。

秦孝公時期，各諸侯國兼併劇烈，在這樣的亂世之中，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強大的實力，很容易被蠶食，甚至滅國。所以，從魏文侯變法改革開始，各諸侯國紛紛進入了變法的行列。而魏文侯任用的李悝，被稱為法家的鼻祖，他的成功讓很多士子都看到了法家學派所蘊含的生命力。於是，就有了商鞅的法派、申不害的術派、慎到的勢派的誕生，他們被後世稱之為法家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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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子百家中，法家的學說，主要目的在於富國強兵，建立一個實力強大的國家。實踐證明，相比於其他學說，這是最適合於當時戰國那個特殊環境的。

但是，當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要治理的地域更為廣泛，社會結構更為複雜。而且，當時沒有了和六國的征戰，所以國家的政策需要進行適當地調整。按照當時的情況來看，秦朝的政治應該逐步從強權政治過渡到德政。也就是說，不應該單純地用法家的思想進行治國，應該適當地引入其他家的學說。只不過，秦始皇去世得早，沒來得及實現這個轉換，而胡亥又只會吃喝玩樂，讓趙高把持了朝政。最終才會導致秦朝的覆滅。

第二，漢朝開國為什麼要用道家思想呢？

道家主張

“無為而治”，不是啥都不管，而是不要事無鉅細，啥都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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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建立後，還未徹底穩定下來，就爆發了陳勝吳廣的農民起義。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反秦戰爭、楚漢爭霸接連上演。使得整個中原大地征戰不休，戰爭的頻次和慘狀與秦始皇滅六國相比，毫不遜色。整個國家陷入巨大的混亂之中，諸王混戰，百姓無法安心耕種。當項羽戰敗，劉邦統一天下後，整個國家的家底幾乎已經耗盡。

這個時候，對於大漢王朝來說，連吃飯都是個問題。所以，劉邦他們才會主張用道家的思想來治國。

因為

道家管的沒那麼寬，對百姓的束縛比較少。

百姓可以安心地進行耕種，發展自己的產業。這就是

“與民休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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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漢武帝的“獨尊儒術”。

經過漢初七十年的發展，到漢武帝時期，這個漢朝的生產力、經濟體量都已經大幅度提高。用經濟學的話來講，就是生產過剩。

國家儲存的物資，日常用度，根本就用不完。對於漢武帝來說，他就有了足夠的底氣來施展他的抱負，實現他的雄心壯志。所以，他北擊匈奴、打通西域、內挫諸侯豪強，使得漢朝的凝聚力達到了建國以來的巔峰。正因如此，

他才需要一個學說來彰顯他的功績，鞏固他的大一統政治。

這時候，

董仲舒將陰陽家的學說融入到儒家體系當中，建立了“天人感應”“大一統”的新儒學。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學說，並制定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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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漢武帝並不是只用儒家這一個學派的理論。經過秦朝的實踐證明，只用一個學派的理論來治國，容易走向偏激的道路。所以，漢武帝所尊的儒術其實是包含了諸子百家的學說的。他是把諸子百家當中對當時治國有用的內容都吸納到了新儒學的體系當中。其中，吸納最多的就是法家學說。

所以，漢武帝的治國政策被稱作

“外儒內法”。用儒家學說來為大一統正名，規範社會制度；用法家內容來加強中央集權，進行帝制管理，做制度背後的保障。

而這一套學說的框架也一直延續到了清朝末年，對於現代社會來說，都有著一定的借鑑意義。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漢武帝時期重大的舉措，在他之前，大一統的王朝裡，還沒有哪

個皇帝

用儒家治國。至於，春秋戰國時期，到是有些國家用過，只不過時間很短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