梃擊、紅丸、移宮三案，是發生在明朝萬曆末年的、彼此相關的三個宮廷案件。當時，它們被稱為三案；明亡後，有些史家則稱之為明末三案。這三案雖說是宮廷案件，但其影響所及，卻已遠逾宮廷，波及於都城內外，以至邊關和江南。三案的拖延之久、影響之大，正反映了明末政治的混亂局面。天啟、崇禎兩朝對此進行的連續翻案，更呈現出門戶之爭的面目，為明代亡於黨禍戾氣埋下了伏筆。
梃擊案，張差手持木梃，潛入宮門，擊傷內侍
立儲上的猶豫不決——三案起因
明末三案之所由發生，追本溯源，實由於明神宗萬曆帝在立儲問題上猶豫不決，因而引起宮廷內外發生了很多問題，以致造成三案，擾亂糾結，時達三朝之久。
萬曆的大婚，是於萬曆六年（1578），他年及十六歲時來舉行的。他的皇后姓王，原籍是浙江餘姚，但人卻生長在北京。這位皇后知書習禮，淑靜端莊，很得萬曆的生母李太后的喜愛，但萬曆和她卻並不相投，對她一直很是冷淡，加之她又從來沒有生育過兒女，所以雖說是正位中宮，其實卻很被漠視，她之所以未被廢棄，實在全靠著李太后的庇護。與皇后同日冊封的，還有個劉昭妃，這個人也並不為萬曆所喜，而且與皇后一樣，她也沒有生育過子女。最先給萬曆生下他的皇長子來的，是宮女出身的王恭妃。
這個王恭妃，原是在慈寧宮服侍李太后的一個宮女，在萬曆到慈寧宮向他的生母請安時，無意間得幸，並且懷上了孩子。萬曆在和王恭妃發生了關係之後，早已忘記了這事，但李太后卻在暗中極為注意，在這個還沒有任何名號的宮女已經顯出身懷有孕時，便把萬曆叫來，要他承認這事，並給這懷有子息的宮女以相當的名號。萬曆最初矢口否認和這個宮女有過什麼瓜葛，最後太后命人從敬事房取了起居注來，把上面的記載指給他看時，萬曆才無言答對，承認了他和這個宮女確曾有過關係。
原來宮廷之中對於皇帝曾臨幸過某人某人，是否賜過什麼信物等等都是極注意的，但凡有過此類事件，無論對方系屬何人，自皇后、妃嬪以至宮女，都要把時間地點等等詳細記載入起居注中，以備日後被幸者有身之時，可以查對。萬曆在慈寧宮裡和這個宮女發生了關係，在他雖然覺得是極其偶然的事，以為不會有人知道，但實際卻已全被記入起居注中，使他想賴也賴不掉。李太后從萬曆矢口否認這一點上，已經有點感到萬曆對這個已經懷有他的孩子的宮女並不怎麼重視，因此特意開導他道：“她懷上了孩子，這是天大的好事，我早就盼著能有個孫子了。
她如果真能生下個皇子，也就有了皇位的繼承人。你不要以為她是個宮女，不夠體面，其實‘母以子貴’，你可以加封她呀。”萬曆被李太后說著，只好一切照辦，先把那個宮女封為才人，後來真生下了皇長子，於是又得晉位，由才人又封為恭妃。
以封建禮法而言，皇位的繼承人，首先應是嫡子。所謂嫡子，便是由皇后所生的皇子。如果皇后無出，沒能生下孩子，則又有“無嫡立長”這麼一項規定。萬曆的這個皇長子，恰好處於皇后無出的情況之下，所以他的出生，自太后以至諸臣，便已都認定了他應是法定的皇位繼承人，對之極為看重。
在皇長子朱常洛出生後的最初幾年裡，他的地位是極穩定的，雖然不久又有個皇次子，也於他並無影響。這個皇次子只活了一歲的樣子就夭亡了，對他自然更說不上會有什麼威脅。但是，他的這個穩固的地位，到了萬曆十四年（1586），皇三子朱常洵出生後，卻發生了動搖。
這個皇三子朱常洵的生母，是最受萬曆寵愛的鄭貴妃，由於“愛屋及烏”，萬曆對這個皇三子也極為看重，不但為他大辦喜筵，遠遠超過了為皇長子或皇次子所辦的，並且還要把鄭貴妃晉封為皇貴妃。原來這個鄭貴妃在萬曆所有的妃嬪中長得最好，又最能迎合他的心意，所以入宮之後便後來居上，被封為貴妃，位分在已生有皇長子的王恭妃之上。
這種情況，從王恭妃方面來說，倒也沒有什麼不平之處，她出身低微，久受抑壓，即便更為屈辱，也不敢有什麼表示。但習於正統禮法的眾多朝臣，對此卻極為不然，他們認為，社會之能井然有序，全靠著歷代相傳的禮法加以維持，皇室居位最高，為天下人所仰視，對於各種禮法尤應特別遵奉。
按照禮法，母以子貴，生有皇長子的王恭妃，地位僅能略次於皇后，其他妃嬪，沒有一個可以位居其上的。鄭貴妃入宮見寵，並非盛世應有之事，實應儘快糾正，最少也應將王恭妃也晉位為貴妃，才算合乎禮法。他們不僅私下議論，凡屬可以言事的，還紛紛上疏，論及此事，很使萬曆感到煩惱。但那時他已經學會了不聞不問聽其陰消的一著，所以對於這些疏本雖很氣惱，卻都一概“留中”，不予理會，漸漸倒也平靜下來，很少有人再提到這些使人不快的事了。
然而，在鄭貴妃生下了三皇子朱常洵，鄭貴妃又晉封為皇貴妃後，上疏論爭的人便又鬨然而來。這一是由於鄭貴妃又晉封為皇貴妃，在位分上便已高出於王恭妃兩級，真是隻比皇后僅低一級了。另外則是忽然有一傳說，說是萬曆與鄭貴妃之間曾有金盒密約，已經應許了她，把她所生的皇三子立為太子，賜給她的那個金盒，便是密約的信物。
這個傳說，一時甚囂塵上，因此朝臣們紛紛猜測，大都認為特別又把鄭貴妃晉封為皇貴妃，便是廢長立愛的先聲。因為“母以子貴”，也可以是“子以母貴”，皇后所生的兒子稱為“嫡子”，是當然該被立為太子的，皇貴妃與皇后相去已然很微，比王恭妃已經高出了許多，她的兒子，“子以母貴”，將來被立為太子也就有了根據。這種猜測，很快便在朝臣之間形成了這樣一種意念，便是萬曆之要晉封鄭貴妃為皇貴妃，實際上是為立皇三子為太子的一步試探，非給予迎頭頂住不可。
鄭貴妃晉封皇貴妃，冊封詔書和寶印被抬進宮中
首先為此事上疏切論的是戶科給事中姜應麟。他在疏中，首先還是從鄭貴妃的晉封不當說起，他說：“……禮貴別嫌，事當慎始，貴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猶亞位中宮，恭妃誕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不正，非所以重儲貳，定眾志也。伏請俯察輿情，收還成命。其或情不容已，請先封恭妃為皇貴妃，而後及於鄭妃，則禮既不違，情亦不廢。然臣所議者末，未及其本也。陛下誠欲正名定分，別嫌明微，莫若俯從閣臣之請，冊立元嗣為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望慰，宗社之慶長矣。”此疏一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動，長達十多年的建儲之爭，也就由姜應麟拉開了戰幕。
這長期的建儲之爭，把明末的統治階級分成了三派。其中人數最多、聲勢最大的，是那些習於傳統的禮治，站在為皇長子爭取合法利益的群臣。這些人也可以稱為正統派。另一派是與第一派相反的，他們有的是鄭貴妃一家的親友，有的是鑽頭覓縫，一心想以向皇帝討好求取好處的一些投機分子。他們的人數不多，而且由於做賊心虛，很少敢於公開出面表示什麼，但是由於他們這一邊裡有個現任的皇上，所以搞些陰謀花樣卻很出色。
第三派的人數極少，但影響卻大，他們大多是握有實權的重臣，如曾為首輔將近十年的申時行，便是其中最顯著的一個。這一類人，他們為了合乎輿情，表面上常常顯得與第一類人沒有什麼兩樣，但在關鍵時刻卻又搖擺不定，有時倒向這邊，有時卻又站在那邊。
姜應麟出手的這第一仗，從表面上看，他是給打敗了，因為萬曆看過了疏文後，立即大怒，很發了一陣脾氣之後，立即親自降旨道：“貴妃敬奉勤勞，特加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疑君賣直，可降極邊雜職。”這道御旨一出，姜應麟便被貶往大同境內，成了個位置極其微末的典史了，得到的懲罰實屬不輕。然而按諸實際，姜應麟雖然被貶降到了外方，他其實倒是贏得了這一回合；萬曆以貶斥懲罰了姜應麟，這頭一回合，他倒是全輸掉了。因為姜應麟在他的疏文裡雖然首先便為王恭妃打抱不平，實則這不過是個陪襯，而其主要之點，則是意在確定皇長子得以冊立為東宮這一點上。
萬曆沒能分清他那疏文裡的主次之點，著重在為鄭貴妃晉封號以解釋，卻反說出“立儲自有長幼”的話，責怪姜應麟疑君賣直，實際上卻是已在立儲一點上，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所以他的這道旨意一下，不但守正的朝臣人人高興，就是被貶了官的姜應麟也非常滿意，以為以他的一個微官，竟換得了“立儲自有長幼”這麼一句明確的話，實在是太值得了！
萬曆初時還沒有感到有此一失，等到守正諸臣的疏本接連而來，都著重地提到他的“立儲自有長幼”的話，並且要求迅即付諸實現時，他才感到自己真是大為失策，實在太被動了。為此他更恨透了那個使他有此一失的姜應麟，直至多年以後，吏部推舉建言諸臣時，每一提到姜應麟，便都會受到重譴。姜應麟被廢竟達二十餘年。
姜應麟的疏文，很快便掀起了一陣請立皇長子為東宮太子的狂潮，言官們紛紛上言，所論的都是此事，而且在疏文中還都提到了萬曆所說的“立儲自有長幼”，要求他儘速予以實現。萬曆對此，先是極力鎮壓，最先上疏的沈璟、孫如法等人，都被嚴旨切責，並都以此獲罪。萬曆原想，似此嚴加罪責，總可剎住這股浪潮。但實際卻並不然，儘管一再嚴加罪責，論疏仍如雪片飛來，接連不斷。
那時朝中竟自形成了一種風氣，便是以是否主張立儲，作為忠奸正邪的辨別，以至閣臣、九卿等人，為了表明自己也是順乎輿情的，不免也要上疏論及此事。不談立儲一事的，只有那些與鄭貴妃一家交好的，以及隨時都以逢迎為事的那一些人。但這類人為數極少，並且又都只敢在暗中活動，竟沒有一個敢站出來和那些持正的朝臣來對抗。對付那些討厭的疏本，竟然只得由萬曆本人首當其衝。
萬曆給這些討厭的本章實在弄得很苦。本來他還有個不予閱看便即“留中”的辦法，可以取得安閒的。但是對於這類本章他又不便應用。因為這事關係著鄭貴妃和她的家人，他很擔心他們會因此受到攻擊，所以又不能不看。萬般無奈，他只好又使出他所慣用的，拖的辦法來對付。因此他遂推說，皇長子年紀還小，此時便談立儲，實非所宜，總得等上幾年再談此事才見合宜。他原以為，皇長子確實年紀還小，而且要拖的時限也不算多，這一來，總可以讓他有個喘息的時間，然後再行設法了。
但是這個拖的辦法，竟也無效，請求立儲的疏本仍然不斷飛來。有些疏本，竟然還敢駁論他的說法，說是立儲一事，關係國本，應該越早越好，而且按諸實際，皇長子的年齡也已不能算小了。有的疏本，甚至就以他本人為例，來駁倒他。他們說，他本人便是在六歲上被立為皇太子的，如今皇長子已然年逾六歲，如何反說是太早呢。這些話，都使萬曆無言以對，但他仍自忍著，盡拖下去。這樣拖了兩三年，要求他履行諾言，見信於天下的疏本也是一直不斷，總來擾亂著他。
最後萬曆只好自己定出限期，讓首輔申時行傳諭諸臣，說是立儲一事應到萬曆二十年才能議行，要諸臣安心等著，不要再來囉唆。但因他屢次失信於人，這次自定限期竟也無濟於事，而且他最擔心的事，也終於發生了。那時在諸臣的論疏中不但已多次提到了鄭貴妃，而且也已有人疏劾鄭貴妃的父親鄭承憲和她的哥哥鄭國泰，說他們是“懷禍藏奸，窺覬儲貳”。萬曆至此，覺得軟拖已經不行，只好另來一手，硬行耍賴了。於是他又把首輔申時行找來，要他出去傳諭他的詔書，說是“朕不喜激聒，近諸臣章奏概行留中，惡其離間朕父子。若明歲廷臣不復瀆擾，當以後年冊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
詔中所謂的“後年”，便是萬曆二十年（1592），那年皇長子年及十一歲，若等長到十五歲，則當在萬曆二十四年（1596）了。申時行因怕真會又拖，便告誡諸臣別再激擾，以免又生枝節。但因萬曆多次失信，廷臣都不放心，又怕他會忘了或是裝作忘了，所以將到預定的年限時，工部主事張有德放心不下，便上疏請求把冊立太子的儀注先行訂出，以此作為試探。沒有這樣的一探，萬曆也許會真個裝作忘了，加以拖延；但有此一探，卻又使他有了藉口，立即大怒，說是他已有話在先，如若瀆擾，便要延期，現在又來瀆擾了，只有延期一年，以昭大信。如再瀆擾，還要再延。
在這展延冊立的期間，對立的兩方鬥爭得更見激烈。雙方鬥爭的焦點，都集中在皇長子的身份這一點上。持正諸臣，總要千方百計，在各方面都要使得皇長子的地位顯得突出，以見他之應被立為太子乃是當然之事。他們在疏奏中總要把皇長子與其他皇子截然分開，他們稱皇長子為元子，或者竟直稱為“元嗣”，而對其他皇子，則以眾子稱之。
在這期間，皇長子已然年逾十歲，諸臣為此便紛紛疏請預教，以便因此顯出皇長子的身份特殊。原來皇子如果已被立為太子，便要別居一宮，稱為東宮，並且還要為他配備一套東宮官屬，教他讀書，還隨時要把諸般如何為君之道為之講授。皇長子雖說並未被立為太子，但持正諸臣為了要在各樣事情上顯出他的與眾不同，所以便有預教之請，希望能把預教的儀式辦得有如太子“出閣”一樣，造成他即是將來的太子的聲勢。太子別居一宮，並配上東宮官屬，便稱為“出閣”，諸臣便是想把預教辦成猶如“出閣”那樣地有聲勢。
皇子應予教育，這個帽子很大，反對皇長子的諸人無法加以阻止，於是挖空心思，想出了一個“待嫡”之說，要萬曆加以宣諭。他們這樣強調立嫡之說，實是專門用來對抗那誇重皇長子的一些人的。因為抬出了嫡子，則所有的皇子便都成為一樣，都並不是嫡子，也都沒有什麼當立的特權。但是這個“待嫡”之說，很快就為眾議駁倒，因為立嗣雖應以嫡子居先，卻無必授嫡子之說，而是“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皇長子之所以不同於諸子，正由他是合於“無嫡立長”這一條的。
這時私下已經有人議論，說是“待嫡”之說實在不通，就是當今的萬曆皇帝，他就並非嫡子。這種議論一在私下傳開，倡為“待嫡”之說的人們便都不敢再過堅持，因為他們很怕這種說法會被人用入疏文，那樣便不好看了。不過這些人的長技便是在暗中搗鬼，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很快便又想出了“三王並封”一著，要鄭貴妃請求萬曆，予以施行。
所謂“三王並封”，便是想在冊立太子之前，把皇長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另一皇子朱常浩三人都先封王。三人同日封王，這樣便都無二致，下一步就好另做手腳了。那時首輔申時行已經致仕回家，代替他位居首輔的是王錫爵，於是萬曆便把王錫爵召來，命他儘快擬出諭旨，昭示“三王並封”之意。這個王錫爵和申時行本是同年，他們都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科的進士。申時行是那一科的一甲第一名的狀元，而王錫爵則是一甲第二名的榜眼。
王錫爵廷試雖僅次於申時行，會試時卻是當時的會元，名次還在申時行之前，應試為文雖與申時行不相上下，但實際上卻遠不及申時行的幹練精明，不過是個唯唯諾諾，諸事僅能如命照辦的人。他被召奉命之後，回來便已把“三王並封”的旨意擬就，並未悟出其中還有什麼別的道理。但是，就在他擬旨之時，此事卻已在外面傳開。於是其他閣員以及很多堅主立儲的頭面人物，便都趕來看他，向他說明這是壓低皇長子的一個陷阱，這道諭旨可是萬萬擬不得的。王錫爵本人也是個守正之士，至此方始大悟，因而不但停止了擬旨，並向萬曆表明了“三王並封”不宜實行的道理。於是，這另外的一著，便又胎死腹中了。
“待嫡”和“三王並封”，最終的用意雖在爭持立儲，切近的作用卻在擾亂施行皇長子的預教。這兩者都已失敗，預教之事便已不能再延，終於在皇長子十三歲時，還是隻得如議照辦了，並且一切儀注也都與東宮“出閣”無異。這樣，維護皇長子的利益的守正諸臣，便又贏得了第二個回合。
萬曆採用拖的辦法，雖然給他贏得了不少時間，但反過來，時間又給了他越來越多的壓力。因為拖而又拖，皇長子不覺已達到了冠婚的年齡，應該讓他冠帶成人，舉行婚事了。在這件事上，相互對立的兩方，又都摩拳擦掌，再作一番鬥爭。站在鄭貴妃方面的人，為了不使皇長子與諸子有異，都主張不待冊立，先行冠婚，這樣在婚禮上，便與諸子不會有何差異。而站在皇長子一方的守正群臣，卻覺得冠婚是件大事，實在馬虎不得，因而堅持必須先行冊立，讓皇長子以太子的身份舉行婚禮才行。
依照明代的宮廷慣例，不論太子還是諸王，年到十五六歲，便已到了冠婚之年，不能再延遲了。但是皇長子的婚期，卻因兩方相持不下之故，給推遲了很久。這時，時間的壓力便更顯現出來了。因皇長子既然不得冠婚，他下面的弟弟們自然也就沒有搶在他的前面，先行冠婚之理。這樣首受其害的，便是皇三子朱常洵，這事拖到萬曆二十九年（1601），皇長子年已二十，朱常洵也已年至十六，他們都還沒能成婚，這讓舉國上下都已感到實在是件奇事。熬到此刻，萬曆自己也覺得實在熬不下去了，無可奈何，只得勉從眾議，就在那年把皇長子朱常洛冊立為皇太子，並於次年二月，又為他舉行了婚禮。這樣，萬曆一方可算是一敗塗地，守正諸臣終於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李太后叫撞了禍的年輕萬曆跪下，審問叱責之餘，命其朗讀張居正代擬的“罪己御札”，深刻知罪
皇長子雖然已被冊立，但鬥爭卻並沒有完結。在擁護諸臣方面，雖說目的已達到，似已無事可幹，但又都還感到，太子雖立，而根基欠穩，最怕會有什麼變化，所以都在時刻注意著。在另外一方，主動的力量卻也有了變化。在儲位未定之時，萬曆實也極想立愛，所以常常起著主力作用。但因一再失敗，而且立長之局終已無可變易，他的疏懶本性便又顯現出來，變得聽之任之，安於現狀了。反之鄭貴妃和她的父親鄭承憲、伯父鄭承恩、哥哥鄭國泰，以前都只在暗中煽惑、鼓動，如今卻更鼓起勁來，想方設法，組織人力鼓吹，並謀劃把已被冊立的太子加以廢棄了。他們突然這樣盡力，也是勢在必行，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已經深深地得罪了太子。
一旦太子登基，等待著他們的將是什麼，實已不問可知。只有廢了太子，他們才能得救。為了鼓起已經冷下來的萬曆的勁兒，他們一面在外使人拼命鼓吹廢立，一面便又重新煽起“妖書”一案來，擴大影響。所謂“妖書”一案，那是還在太子冊立之前就發生了的一個案子。原來那時身為刑部左侍郎的呂坤，在他尚任按察使出巡山西時，寫過一本名為《閨範圖說》的小書，書中所載是歷代一些賢德女人的圖說。那時內監陳矩恰好奉詔在外收書，這本小書也便被他收進。
萬曆因見那是本講婦德的書，便把它賜給了鄭貴妃。鄭貴妃看過那書以後，自己又另外加上了十二個人的圖說，並且為之作序，交由她的伯父鄭承恩拿去刻版成書，又印了一些散放出去。這事原很平常，但那時的言官動輒假公濟私、亂肆攻擊的風習已成，給事中戴士衡因與呂坤有仇，便藉此事疏劾呂坤假手鄭承恩向鄭貴妃進書，結納宮掖，包藏禍心。這時忽又有人給《閨範圖說》作了個名為《憂危竑議》的跋，說是呂坤撰《閨範圖說》一書，以漢明德馬皇后為首，是由於那馬皇后乃是從宮女漸次晉封為後的。他的用意，分明是向鄭貴妃獻媚。鄭貴妃所以要刻這書，也是深知其意，為把自己的兒子常洵立為太子取個先例。跋文還在最後說明了該文的取名之意，它提到呂坤曾上過名為“憂危”的一疏，說他在那疏裡無事不談，唯獨不談建儲一事，他的用心，於此也可概見。這篇跋文主要雖是攻擊呂坤，卻又夾槍帶棒，無處不在暗中攻擊鄭貴妃。因此，鄭貴妃及其家人便都認為，作這跋文的人，定是出於疏劾過呂坤的戴士衡，或是曾劾過鄭貴妃的全椒縣知縣樊玉衡這二人之手。於是透過萬曆，立即貶罰了這兩個人，才算罷休。
這事原已算是了結，如今忽又舊事重提，則是由於又出了一篇《續憂危竑議》引起來的。這篇《續議》用的雖是老套，而意指卻已全非，它的要旨是說太子雖然已立，但是不久必然會被廢去。因為他的被立便很勉強，皇上是被逼無奈才那麼幹的。這篇文章是託名為一個叫“鄭福成”的人以與來客對答的方式而寫成的。那時朱常洵已被封為福王，從這取名，一望可知，是說鄭貴妃的福王必將成功之意。文中還說，萬曆忽命朱賡入閣，也含有深意。賡者，更也。這也透露出了要更換太子的用心。大學士朱賡由於文中指名說到了他，便把那篇文章找到，獻給萬曆去看，以明無他。萬曆看過此文，很是震怒，立即嚴命錦衣衛，務必嚴加搜捕，一定要把主犯拿獲。
這一搜捕行動，造成了很大的混亂，不但濫捕了很多人，還有些人以此為由誣陷自己的仇人。如那時的錦衣衛都督與他的同僚周嘉慶不和，便聲言那是周嘉慶搞的，將他捕入獄中。東廠原也是以緝捕為業的，對此自也不能放過，他們也逮捕了不少人，其中有一名叫皦生光的，據說是個妖人，嫌疑最大。巡城御史也跟著大加捕人，他們所捕的人中有個達觀和尚，還有一個叫沈令譽的醫生，說這二人的嫌疑最大。濫捕之外，一時紛紛告密者又有多人，一時把個京城鬧得真是雞犬不寧，人人自危。最有趣的是，當時身為首輔的沈一貫，為了想要打擊次輔沈鯉和東宮講官郭正域，竟也在這件事情上插了一手。原來這個次輔沈鯉，在萬曆還是太子時，便是教導他的東宮講官。他為人正直，講書又極明白，實是萬曆最為敬重的一個講官。他之入閣，也是萬曆一再示意方始成為事實的。
沈一貫自始便很忌怕沈鯉，得知他已奉詔入閣時，更極不安。那時他曾寫信給李三才道：“歸德公（按：沈鯉是河南歸德人）來，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沈一貫之懷恨郭正域，也牽涉到沈鯉。原來郭正域初被選為庶吉士時，擔任教習庶吉士的正是沈一貫。依例他們便算有了師生之誼，應該格外親近才是。但是郭正域是個耿直人，很看不上沈一貫的為人，不但不執弟子禮，並且總是遠著他。更巧的是，郭正域偏又是沈鯉的門生，這師徒二人因為氣味相投，往來得倒很親密。沈一貫又忌又恨，便不斷在暗中打整郭正域。那時，他已利用楚王府宗人相訐的事件，把郭正域逼得辭官不幹，就要回鄉了，卻又忽然發現巡城御史為“妖書”一案所捕到的醫生沈令譽還曾是郭正域的門客，於是便又心生一計，想把郭正域也牽入這一案件裡面，不但使他在這裡面陷身，而且連他的老師沈鯉也逃不脫干係。他迅即動手，一面派人去追業已乘船南去的郭正域，一面又令人把廠衛新近又捕到的一名叫毛尚文的嫌疑犯交來，由他派人審問。
原來這個毛尚文也在郭正域那裡當過差，並且還和沈令譽相識。受沈一貫委派的錦衣衛陳汝忠，在毛尚文解到後，便取過一張錦衣衛的告身，拿給他看道：“看見了麼？能說出犯人來，這個就給你。”隨後又進一步教他，要他咬住醫生沈令譽，還要他把在郭府做過乳母的龔氏的女兒也牽扯進去，說那個年僅十歲的女孩子都知道此事。追趕郭正域的人，在楊村那裡趕上了他，當即把所乘的船圍住，把郭正域身邊的僕人也都拿下，一併帶來審問。
會審此案是由東廠太監陳矩來主持的。陳矩問那乳母龔氏的女兒道：“你看到的，那妖書的書板一共有多少？”那女孩子答道：“有滿滿一屋子！”陳矩不覺笑了，他說：“妖書一共只有兩三頁，書板會有一屋子麼？”他又問毛尚文：“沈令譽說的那個書，是哪一天印的？”毛尚文介面便說：“是十一月十六那一天印的。”陪審的戎政尚書王世揚道：“妖書初十那天就搜到了，十六日又印，是有兩本妖書麼？”這些供詞，簡直都對不上號，只好趕走他們，不了了之。
後來又把皦生光和他的一妻一妾都帶上來拷問，想讓他們牽扯上郭正域。但是他們都與郭正域素不相識，問來問去，也沒個頭緒。
案子正在羅織之中時，太子的另一個講官唐文獻曾極力為郭正域排解，他找到了沈一貫，和他力爭，並說太子已多次向他的近侍傳話，要他們打探明白：為什麼要殺他的好講官。這時沈一貫感到傾陷郭正域怕難了，才示意不再向這方面深究。然而這事又是奉有“務獲元兇”的嚴旨的，總得有個著落，於是主審人的算盤便落在了皦生光的身上。
這個皦生光，據說原是個無賴，他偽造過一首詩，說是富商包繼志所作，詩中有“鄭主乘黃屋”這麼一句，他便用來向鄭國泰和包繼志二人訛詐。由於這句詩與“妖書”多少總算沾著點兒邊，所以如果用他搪塞交差，實在倒是很合適。主審人陳矩覺得，這個皦生光即便是冤枉，但他偽造逆詩，用來敲詐，也夠得上個死罪了，就拿他來作為正凶，倒也沒有什麼。這樣計議已定，真個便將皦生光當作正凶報了上去，並把他凌遲處死，算結了此案。
再說郭正域於中途被圍時，圍船的人把他看守得實在很緊，晝夜都有兵卒不斷地巡邏，彷彿怕他跑掉。那時還不斷地有人來勸他自殺，說是他的被捕不過是指顧間的事了。君子義不受辱，先期自殺一死，反倒是個好事。這些人，很多都是沈一貫派出來的。因為他如一死，很多事都可以算到他的頭上。那時死無對證，由此扳倒沈鯉也更容易。然而郭正域卻是個毫無所畏的硬漢。他說：“我是大臣，有罪應該明正典刑，陳屍法場，如何能躲向僻野，悄悄自殺呢？”他堂正無畏，不但抵住了暗算，同時也使沈鯉免去了不少麻煩。
盼著廢掉太子的人，另外也還有個異想天開的打算，那便是希望身居正宮的王皇后早早死掉。如果天從人願，王皇后真個死了，正宮一席自然是非鄭貴妃莫屬，那時“子以母貴”，母親正位中宮，兒子也就成了嫡子，皇長子的東宮太子也就當不成了。這個王皇后，身體並不算好，而且由於不為萬曆所喜，各項供應也都很差，盼她早死，實在也並非全然無因。不過她為人端謹，安靜無為，又得太后的關心庇護，所以供應雖差，在中宮服役的人數雖少，卻也困不住她。他們雖然不住盼她早死，卻一直都沒能夠如願。事實上王皇后和萬曆竟是同一年死的，他們都是活到萬曆四十八年（1620）才死，王皇后死後只有幾個月，萬曆便也隨之而去了。
王皇后總不肯死，鄭貴妃等人早已失去耐心，想要採取非常手段的念頭懷謀很久了。但是，有李太后在，還使他們膽怯，總是不敢輕動。萬曆四十二年（1614）二月，李太后終於死去，最後的障礙已無，因此便在次年發生了梃擊一案。
*文章節選自《三案始末（插圖本）》（溫功義 著 燕王WF 繪 三聯書店202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