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歷史而戰》，［法］呂西安·費弗爾著，高煜譯，譯林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511頁，98。00元“在（20世紀）50年代，批評是一項工作。閱讀、討論一本書，是一項人們為自身、為自身利益，也是改變自身的活動。”福柯在1984年去世前的一次訪談中如是說（Foucault， “Pour en finir avec les mensonges”）。批評是一項嚴肅的工作，是在與他人的對話中為了自身的活動。這時，福柯批評過法國史學中的總體史等。那麼，作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學術批評的一部分，法國的史學批評又是何種情形？二十世紀上半葉，批評又是如何塑造了現代歷史學的原則？

這些問題在法國史學家費弗爾（Lucien Febvre）的《為歷史而戰》中得到了部分的回答。作者自編的這部文集主要彙編了1920年至1952年發表在《年鑑》和《歷史綜合評論》上的四十多篇文章，分“開宗明義”“贊成與反對”“關注近鄰或兄弟學科”“最後的期望”等六大部分，圍繞“應如何研究歷史”這一問題展開一系列的探討。回溯起來，這一問題及其部分答案也見於他的專著，例如《弗朗什-孔泰》（1905）、《菲利普二世與弗朗什-孔泰》（博士論文；1911）、《大地與人類的演進》（1922）、《馬丁·路德的時運》（1928）、《萊茵河》（1935）、《16世紀的不信教問題》（1942）、《論〈七日談〉：聖愛、俗愛》（1944）、《米什萊（1798-1874）》（1946）。不同於專著和專題論文，《為歷史而戰》中的那些評論被費弗爾看作是“歷史學實驗室”，一個揭示歷史學迅速發展、批評“一些錯誤的思考和研究歷史的方法”、展現自我主張、“為那些比較年輕的同行提供一些便利”的實驗室（467、465、第1頁）。該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於1995年10月6日公佈了二戰後影響西方公共話語的一百本書，其中就包括了《為歷史而戰》。

呂西安·費弗爾（1878年7月22日-1956年9月26日）

“索引”的歷史（Histoire）條的原文（譯文參見《為歷史而戰》，502頁）據統計，費弗爾發表了近兩千篇書評，其中一千四百五十九篇發在1929年1月創刊的《經濟社會史年鑑》（以下簡稱《年鑑》）雜誌上，三百六十六篇發在1900年創刊的《歷史綜合評論》上。費弗爾去世後，論文集《為了一種整全的歷史學》（Pour une histoire à part entière，1962）出版，分“地理學家與歷史學家”和1946年之後《年鑑》的副標題即“經濟”“社會”“文明”四大塊，收錄一些談論邊疆、文明、資本主義、勞動、科技等主題的評論，同樣專注歷史學的方法。後來，這兩部論文集合並，以《親歷歷史》（Vivre l‘histoire，2009）為題出版。

在這部評論、批評其他學者及其著作的《為歷史而戰》中，費弗爾如何從學者、學科和學術三個方面展現他的一貫主張？

一

作為學者，費弗爾看重的是人，或者說“會感覺、會思想、會痛苦、會行動、會享樂的人”，也就是那些既理性又感性的複數的人（113頁）。費弗爾批評了，也懷念了一些人，還隱含地向一些人表示敬意。透過他批評、懷念或致敬的人，我們瞭解到費弗爾對理想的歷史學的看法，也看到他的性格。

費弗爾點名批評了包括庫朗日（又譯古朗治）、瑟諾博司、路易·阿爾方（Louis Halphen）等學者。他們大多是實證主義史學（又被稱為“唯歷史的歷史學”）的代表。他們認為，歷史學家只能被動地對待文獻、史料和事實，因為它們會自己說話；理論、假設、概念都是次要的。比如，一些歷史學家認為，事實是“以原始狀態‘提供’給他們的”；他們“無權選擇事實。……選擇就是違背‘現實’，也就是違背‘真相’”（130頁）。歷史學家收集事實，然後再利用事實即可。他們不大反思事實如何得出。事實是“透過專深的艱苦工作編造出來的，從無數直接或間接的證據得出的”（94頁），涉及歷史學家的選擇和信念。費弗爾多處批評瑟諾博司。後者在《真誠的法蘭西民族史》中追溯了法蘭西民族的起源，談到了中世紀人的宗教信仰，並多次用“天真的”這個修飾詞。費弗爾認為，這是在用十九世紀末的觀念看中世紀。

除了直接批評，費弗爾在許多地方不點名批評庫朗日，一個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史學中具有廣泛影響的中世紀史家。庫朗日曾說：“不是我在向你們講話，而是歷史透過我的口在講話。”在庫朗日看來，如果要獲得過去的知識，一開始就得剔除所有那些與當前相關的事物。費弗爾認為，歷史學家的感情、立場、視角和知識也很重要。他批評的是史學界共知的庫朗日。青年的庫朗日認為，歷史“不是各種過去事件的集合。它是人類社會的科學。它的目標是理解這些社會如何建立的……歷史是社會事實的科學，也就是說社會學本身”（Fustel de Coulanges， 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e l’ancienne France）。這種定義本身非常接近費弗爾的看法。

費弗爾的批評也不盡是針對著作本身。他有時也會用反詰的語氣或大量的斷語、感嘆號來表明自己的意見。“愛挑剔，好爭論而且尚武”是弗朗什-孔泰人的性格，比如蒲魯東（第3頁），這只是一種說法。批評也是一種潮流。例如，1901年建立的現代史學會章程要求之一便是，“注重原始回憶錄、重要著作的批評性書評和參考註釋”（德拉克魯瓦等：《19-20世紀法國史學思潮》第二章）。一方面重視原始資料，另一方面關注批評性書評，能夠展現一本或一系列著作所討論主題、語境的元評論（meta-criticism）。另外，受惠於這種方法，費弗爾試圖在邊緣地帶與巴黎學者爭奪話語權，以便重返巴黎。他雖然1902年畢業於巴黎高師，但先在貝桑松中學任教，1912年3月在第戎教勃艮第藝術史。一戰結束後，他在老師費斯特（Christian Pfister）的幫助下進入斯特拉斯堡大學教近代史。1927年底，他給亨利·貝爾（Henri Berr）寫信，說想追隨那些地方大學的教授，重回巴黎。一直到1933年2月，他才被選入法蘭西公學院，回到巴黎學界。

《為歷史而戰》的作者溫馨地回憶了許多學者，例如亨利·貝爾、阿爾貝·馬迪厄（Albert Mathiez）、阿爾貝·托馬（A。 Thomas）、亨利·皮朗（又譯為皮雷納）、加斯東·魯普內爾（G。 Roupnel）和馬克·布洛赫。這些文章大多是在被回憶物件去世之後發表的，可以看作是追思那些升沉聚散。費弗爾談論與他們交往的細節，感謝他們幫助他擴充研究主題、創辦《年鑑》雜誌等。例如，他因為服膺貝爾的“歷史綜合”理論，與貝爾有很多合作，例如參與到“人類的演化”叢書，合寫詞條。又比如，他邀請皮朗為《年鑑》的創辦出謀劃策。再比如，他展示魯普內爾與布羅代爾關於《歷史與命運》的通訊討論，說明魯普內爾的深刻用心。費弗爾在最長一篇關於布洛赫的文章中，回憶了他們在斯特拉斯堡大學共同為開闢歷史學新園地而戰鬥的日子。費弗爾還著重描述了馬迪厄的暴脾氣，盛讚他受時局的影響，轉向從社會經濟的角度研究法國大革命。但是，此前的馬迪厄被費弗爾批評為法官，“披著好公民的外衣”，行使“有點幼稚的事後審判權”（120頁）。這些大多寫於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回憶，夾雜著理想與當代法國流血的記憶。

左：亨利·皮朗（1862-1935），右：馬克·布洛赫（1886-1944）費弗爾感念阿爾貝·托馬對他的支援以及對政治現實的介入。托馬是國際勞工組織的總幹事，也是歷史學家，寫過《勞工稗史》《第二帝國》。他尤其提到托馬於1928年10月訪問中國和日本時，在官方會見之外推介《年鑑》雜誌（388頁）。透過托馬的努力，《年鑑》雜誌在創辦之初就在中國得到了傳播。1934年，蕭瑜簡要介紹了該雜誌（《社會學書目類編》）。後來，楊鴻烈引用費弗爾和亨利·貝爾的話：“歷史是人類變化的研究。”（《史學通論》）

在這部自編評論集中，有一個人很少被提及（只有四次），但又好像經常出現，那就是涂爾幹。涂爾幹關心歷史，但將它看作一門輔助學科：“社會學的解釋完全在於把現在和過去聯絡起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第五章）。涂爾幹試圖將共時和歷時的現象結合起來考慮，批評瑟諾博司的《應用到社會科學的歷史方法》。費弗爾面對個人與社會的二元結構，關注“生活在他們作為其成員的社會中的人”（23頁）。他提到自己二十歲時“懷著崇拜和反抗的複雜情感閱讀《社會學年鑑》”（Febvre， “Histoire， économie et statistique”）。因為同樣反對實證主義史學，費弗爾和涂爾幹派（如哈布瓦赫、馬塞爾·莫斯和葛蘭言）合作。費弗爾在很多地方向涂爾幹致敬。

左：涂爾幹（1858-1917），右：瑟諾博司（1854-1942）作為學者，費弗爾希望自己如何被人們記住？在法蘭西公學院開班典禮上，他援引了米什萊的話，說自己沒有黨派和學派，也沒有“試圖奴役他人的精神體系”，但是“他關心觀念和理論”，“在歷史中只看到了歷史”（19頁）。他關心歷史、觀念和理論，期待學無門派之分。但是，他影響到布洛赫等同行，以及受他提攜的一些晚輩，如布羅代爾，漸漸地形成了“費弗爾學派”“年鑑學派”，這超出了費弗爾的掌控。

二

這裡提學科，但費弗爾本人反對學科：學科“是一些分離的領域，是雜亂的混合物”（32頁）。不可否認，歷史是一門學科，一門有自己研究方法的學科。費弗爾強調的方法，包括問題史、總體史、跨學科，以至於理解同時也讓別人理解歷史。

費弗爾強調問題史。所謂問題，就是那些我們知道我們不知道的。我們在問題中討論歷史。“任何歷史的開端和結束，都是提出問題。沒有問題，就沒有歷史。……在任何現代科學工作的基礎上的兩種活動：提出問題，並提出假說。”（24頁）實證主義史學以政治、個人和編年為偶像，採用敘述、編年的方式寫作。科學的歷史學需要提出一個重要、緊迫又可回答的“有趣”問題（301頁），然後形成假說，再透過分析證據，與自己或同行對話乃至論戰。例如，《馬丁·路德的時運》中的問題是，路德在何種條件與壓力下，走上一條改革宗教之路？說到法國宗教改革及其起因，不是要問法國宗教改革是否源於德國，也不是問宗教改革是否自然發生，而是要問十六世紀初歐洲宗教信仰的特徵和本質為何（“A badly-put question？” 見Peter Burke編，A New Kind of History）。《16世紀的不信教問題》：“拉伯雷可能是無神論者嗎？”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傅勒（Fr。 Furet）以“從敘事史到以問題為導向的歷史”為題概括計量史、系列史的成就，認為它是問題史而不是敘事史。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今天，我們也說“問題意識”“問題導向”。問題是問題不會自動出現。那麼，問題從哪裡來？來源於個人經歷及其所處的社會情境？費弗爾的回答是來源於生活。因此，生活成了他強調的又一歷史目標。“研究歷史，就要堅決背對過去，首先去生活。你們要和生活相結合。”（34頁）生活是考慮一個人或一類人的認識、思維和行動的場所。《大地與人類演進》中用的是“生活方式”一詞，談到人類的一些基本需求。讀者從那些鮮活的生命中，發現一些相似——“哦，生活就是那樣”，也找到一些差異，“哦，他們這樣生活”。

除了問題史，費弗爾還呼籲總體史。總體是一種完形。“沒有經濟史或社會史。只有統一的總體史。”（22頁）過去的所有層面，包括地理的、經濟的、思想的、文化的、宗教的，都構成歷史的條件和語境。因此，歷史學不僅依賴於官方文獻，而且應擴大到“所有文字”，乃至口述資料，它們“都是鮮活的人類歷史的見證，飽含了潛在的思想和行動”（15頁）。總體史並不意味著著眼於全球，或者是地理和經濟等要素相加，而是要考察一個社會最終如何以及為何會形成有機的整體。

總體史要求跨學科方法。費弗爾的跨學科主要體現在歷史學結合地理學、語言學和心理學。順便一說，他也關注藝術，只是因為“視力的缺陷”（可能是色盲）使他遠離了這一門類。這種跨學科意識部分來自貝爾，一個始終沒能在大學裡取得教職的學者。貝爾出版了《哲學的將來》《歷史的綜合》，創辦了《歷史綜合評論》雜誌，呼籲歷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之間的密切合作。1905年開始，費弗爾為該雜誌寫了多篇文章，內容涉及十六世紀的弗朗什-孔泰、宗教改革等。1925年，貝爾創辦國際綜合中心（CIS），圍繞某個主題邀請不同學科的學者展開對話。1929年，面對經濟危機和保衛文明，費弗爾在綜合中心圍繞“文明”一詞展開討論，追溯它的演變歷程，認為文明是一套觀念、情感和信仰體系。可以說，貝爾的綜合理論和熱情支援，點燃了費弗爾對跨學科的興趣。

亨利·貝爾（1863-1954）至於歷史學與人文地理學的結合，費弗爾是受到了白蘭士（又譯拉布拉什）及其弟子的影響。白蘭士關注一個地區的地理與人之間的關係。他和弟子（例如，白呂納、德芒戎）都反對地理決定論，支援“可能論”。地理決定論者如拉策爾及其美國弟子桑普爾（Ellen C。 Semple）堅持認為，環境“影響”人。費弗爾問，環境、氣候如何進入人的精神？真正應該研究的是環境與人及其所處社會的“關係”。至於語言學，費弗爾受歷史語言學的啟發，認為變遷的語言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狀態：“語言是典型的社會現象，忠實反映了各個時代的文明的一般狀態。”（206頁）語言與民族、時代、生活、心理之間的關係成為費弗爾考慮的重心。他談“文明”“邊疆”等概念的演化，以及十六世紀“闕如的詞”，反映了他對歷史語言的關注。

左：白蘭士（1845-1918），右：拉策爾（1844-1904）在歷史心理學上，費弗爾最重要的成就是發展了心態工具（outillage mental）這個概念。每一個時代都有其特定的詞彙或技術等，它們不為另外一個時代所有。我們必須將這些詞彙或技術放入其所處的文化或語境中，考慮它們如何促進或限制人類的思維。論拉伯雷的那部專著就是確定十六世紀“無神論者”的心態工具的最好例子。費弗爾透過文學、影象等文獻找到一些材料，證明當時的拉伯雷不可能脫離宗教信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流行的心態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實踐並延伸了費弗爾關於心態工具、集體心理學的看法。

費弗爾強調，歷史學的目標在於理解，而不是評價。“理解是把問題複雜化，是深化充實，是逐步擴大，是融入生活。”（82頁）“科學的經驗不把發現法則當作最高目標，而是把能讓我們理解當作最高目標。”（130頁）這種表述同樣見於馬克·布洛赫的《歷史學家的技藝》：“理解才是歷史研究的指路明燈。”也就是說，理解同時讓別人理解才是科學的目標。這一目標同樣見於論路德一書的“序言”。在理解還是評價上，費弗爾與法國實證主義史家分道揚鑣。在理解還是發現法則這一點上，費弗爾與二十世紀早期的社會學家產生了分歧。

三

學術的目標是求真，還有實用。費弗爾要求讀者帶著批評的態度去接受相對的真，同時關心歷史的實用性。

在歷史的真實上，費弗爾認為要避免時代錯置。他在評論皮朗命題，即“蠻族入侵併沒有破壞地中海世界的統一經濟”時，認為“把現在投射到和它相距太遠的過去，因此只會產生嚴重的錯誤和混亂”（396頁）。費弗爾雖然沒有在這裡使用“時代錯置”一詞，但表明了現代人的觀念和古代人的存在差異。《論法的精神》中提到：“把當代所有的概念統統放置到遙遠的已逝年代中去理解，謬誤之源即在於此，後果之嚴重莫過於此。”（第三十章第十四節）《萊茵河》的開篇也引孟德斯鳩的話，表明將一部用來商品交換、思想交流的萊茵河變成充滿謀殺和戰爭的萊茵河，是一種時代錯置。他在評論一部拉伯雷傳時，認為傳記作者把二十世紀的一些想法灌注到十六世紀的拉伯雷身上，犯了“觀念的換位和意識的年代錯置”（287頁）。這篇評論催生了《16世紀的不信教問題》，一部要避免歷史學中“最嚴重和最不可饒恕的錯誤——時代錯置”的著作。將過去浪漫化，將不屬於那個時代的看法加諸那個時代，都是一種時代錯置。

除了求真，費弗爾也秉承了歷史學應該注重實際，以理解現實和行動。作為經歷過德雷福斯事件、兩次世界大戰、法國潰敗的費弗爾，他的許多觀點都與時事密不可分。比如，在德雷福斯事件的高潮，他同情德雷福斯。1907年至1909年，他在貝桑松為一份社會主義報刊寫稿。1911年，《人道報》聲援工聯主義者杜蘭（“杜蘭事件”，又被稱為“新德雷福斯事件”）時，費弗爾於1月11日簽名支援。1914年8月3日至1919年2月，他在一戰前線思考人地關係。1940年6月，德軍佔領法國。這時，費弗爾仍然可以在非佔領區出版《年鑑》雜誌，撰寫《16世紀的不信教問題》《論〈七日談〉》，教授宗教改革史，期待“未來的思想自由”。

這裡要提一下情感史。今天談情感史，都會將之追溯到費弗爾的兩篇文章：《歷史學與心理學》《感受性與歷史學》（231-263頁；前一文最早由王養衝先生譯出，見《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費弗爾多用感受性（sensibilité）一詞，認為它“與物件在靈魂上產生的印象有更直接的關係，它是被動的”（246頁）。情感建立在感受性的基礎上。情感是“一系列共同生活經歷，對同一處境和相同性質的接觸的衝擊同時作出相似的反應的結果”（248頁）。這些表述是心態（mentalité）的早期說法。費弗爾關注人與人的關係，只談到了人的情感，沒有涉及非人的情感。十九世紀的達爾文在《人和動物的情感表達》中關注情感的一個方面即表達，涉及動物的情感。

有學者認為，費弗爾主要談負面的情感，認為“歐洲法西斯主義的威脅和國家社會主義的情感傾向促進了費弗爾的研究”（揚·普蘭佩爾：《人類的情感：認知與歷史》）。這話並非沒有道理。費弗爾確實批評了斯賓格勒的著作與國家社會主義的關聯（134頁及以下），認為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原始心態”。然而，這種政治參與不為費弗爾所獨有，在當時的法國還有其他一些例子。心理學家夏爾·布隆代爾（Charles Blondel）試圖理解立足於基礎慾望的社會政治，出版過《自殺》（1933）。1934年，列維納斯發表了《關於希特勒哲學的一些反思》（“Quelques réflexions sur la philosophie de l‘hitlérisme”）。此前一年，一位中國學者在博士論文《悲劇心理學》的開篇寫下了對布隆代爾的感謝，他就是求學於斯特拉斯堡大學的朱光潛。

夏爾·布隆代爾（1876-1939）

左：《悲劇心理學》封面；右：《悲劇心理學》“序言”最後一段論情感有其學術性。首先，感受性是一種依賴大腦和神經的官能感覺，涵蓋了集體心理、生理心理和差異心理等層次（236頁）。費弗爾對感受性、情感的詞源學追蹤，某種程度說明了他是在細化前輩學者的看法。而且，真正地理解歷史，不僅依賴理性，還得依靠情感，甚至首先得訴諸情感。再說，無論是七情還是六情，它們都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各有其歷史。就是說，論情感史不完全因為西歐的政治。

最後，歷史學是一項集體的事業，它一方面需要集體參與，另一方面是為了集體。集體參與，就是集體調查、集體研究。“我們要從頭開始：從建築師的草圖開始。”（63頁）作為歷史學的建築師，費弗爾在《年鑑》雜誌設立“集體調查”“書評”等版塊。經濟危機之後，費弗爾號召歷史工作者集體深入調查，以陳述歷史上的財政危機、檢驗資料。“我要求對人的基本情感及其方式開展一種廣泛的集體的調查研究。”（261頁）1932年，他提議組織編纂《法國百科全書》，後來五百多位學者參與其中。他還於1948年開啟高等研究實踐院第六部（經濟與社會科學）的建設，以便統一人文科學，同時邀請布羅代爾任第六部的秘書。

為了集體，就是每一個時代的歷史學只有關切到它所屬的文明才有意義。費弗爾的許多研究是“為自身”，為了法國。比如，在二戰期間，他尤其關注法蘭西在歐洲扮演的中心作用。在德軍佔領法國時期，費弗爾與布洛赫在是否繼續出版《年鑑》問題上產生了爭論。費弗爾覺得應該為了法國曆史學，改變策略，以適應新環境。1946年，費弗爾在新《年鑑》的宣言中提到了“一個被摧毀的世界”，描述了戰後的危機，細說“要關注我們自己”，以度過危機（42頁）。又比如，他同意負責《世界史雜誌》（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是為了不讓它變成“盎格魯-撒克遜的”，而自己也不“背叛我的祖國”（1953年4月17日給貝爾的信函）。法國史專家拉努姆（Orest A。 Ranum）認為，費弗爾主要關注法國史，因而具有“民族偏見”。從著述的角度來說，費弗爾確實主要關注歐洲視域下的法國文明。但是，從學術組織者、叢書編纂者的角度來說，他超越了西歐，同樣關注中國、英國、拉美、義大利。比如，1921年設想《年鑑》的欄目時，他邀請葛蘭言作“印度與遠東文明”版塊資訊的負責人。至於拉美，他多次前往阿根廷講學，同時讓布羅代爾也關注包括巴西在內的拉美。費弗爾的組織與協調工作，與他的著述和觀點一脈相承，同樣重要。

透過這些評論、專著和組織工作，費弗爾介入歷史學的根本議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社會問題，和一些學者對話乃至論戰，也幫助一些年輕人，從而“改變自身”，引導了“年鑑運動”。費弗爾看重歷史，因為“歷史學能，而且唯有它能讓我們在一個極不安定的世界裡，以除了對恐懼的本能反應之外的其他本能反應來生活”（44頁）。《為歷史而戰》中的這句話，支撐著費弗爾以及和他一樣相信歷史的功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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