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歐洲在16世紀初爆發的宗教改革是一個事件，倒不如說它代表了一個時期。

除了以馬丁·路德為首的路德宗改革派以外，在德意志的另外一個階層也爆發了宗教改革，他們的方法更加激進，不惜直接訴諸暴力。他們就是德意志的騎士階層。

西方騎士起源於羅馬時代，後來隨著文化的融合，日耳曼人也接受了騎士文化，尤其是在法蘭克的查理曼時期，騎士制度得到了廣泛的深化與完善，形成了一套被廣為接受的獨特體系。

騎士是最底層的貴族，是平民與貴族的分水嶺。這種特殊的地位使得騎士在被平民所憧憬和畏懼的同時，又被上層貴族所嫌棄和倚仗，於是騎士在平民與貴族之間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調和者的角色。

隨著德國皇權的衰落，騎士的境遇每況愈下。一方面，他們沒有足夠高的政治地位參與到教皇與諸侯們的利益分配之中，有時候甚至還要淪為被剝削的物件。

另一方面，教會長期對騎士圈子的滲透，正在逐漸將騎士階層從精神上變成“神的傀儡”，這與查理曼時期確立的騎士精神是相違背的，這激起了傳統帝國騎士階層的不滿。

當路德宗掀起宗教改革之後，德意志帝國騎士們在弗蘭茨·馮·濟金根和烏里希·馮·胡滕的領導下，發出了自己的階級訴求，即建立一個限制諸侯權力，以騎士為支柱的中央集權君主國。

和先貼大字報罵教皇，然後鼓動民意進行鬥爭的馬丁·路德不同。濟金根和胡滕在1522年直接率領騎士們發動了起義，期望以暴力的方式，實現“徹底的宗教改革”。

他們認為，只要把騎士貴族統治體系建立起來，消滅掉分裂國家的元兇——諸侯，再驅逐羅馬教權，就可以使德意志帝國重歸一統，重現奧托一世時期國家的自由和強盛。

但騎士階層過於自信地估計了自身的力量，而對階級力量的錯誤認識，又為騎士階層發動的宗教改革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1522年8月，濟金根在朗德斯圖爾對萊茵蘭、士瓦本和法蘭克尼亞地區的騎士發出召集令，並最終建立了騎士階層專屬的“兄弟同盟”。濟金根自任盟主，準備發動反諸侯的戰爭。

9月初，濟金根親自率領5000名步兵和1500名騎士突襲聖職選候特利爾大主教的領地，企圖建立屬於他自己的騎士領。

但由於德意志地區長期被諸侯和教會把持盤剝，皇權衰落，很少有騎士的立錐之地，進而導致此時的德意志騎士由於生活所迫早已風評敗壞。

騎士們在彼此眼中是重振神聖羅馬帝國榮光的希望，但在城市市民和農村農民眼中卻是打家劫舍的強盜和“老爺”剝削者。

因此騎士聯盟遭到了市民和農民的一致抵制，導致對特利爾城久攻不下。與特利爾選候結盟的普法爾茨選候和黑森伯爵聽說騎士階層起義並攻打特利爾城，便迅速派出援軍截斷騎士聯盟的後路，使騎士聯盟陷入了孤立。

騎士聯盟準備拼死一搏，猛攻特利爾城五次均以失敗告終，最終只能撤退。

1523年4月，騎士聯盟首腦濟金根本圍困在大本營朗德斯圖爾城堡。在一次戰鬥中，濟金根負傷，不久後傷勢惡化，一命嗚呼。

騎士聯盟的另一個首腦胡滕則逃往了此時早已從神聖羅馬帝國獨立出去的瑞士，不久之後也病死。

騎士起義的失敗具有必然性，說白了，德意志騎士階層的目標是建立一種以農奴制為主的貴族民主制。但除了他們自己以外，不論是皇帝還是人民，都不需要這樣的制度。皇帝不需要的民主，人民不需要農奴制。

騎士們高喊著“為了你們！”卻做著“為了自己”的事情，失敗也就不足為奇了。

如果說在濟金根騎士起義之前，德意志騎士儘管被市民、農民和諸侯所嫌棄，但仍然保有被社會各階層所忌憚的力量的話。在騎士起義之後，騎士階層就迎來了徹底的衰落。

在騎士起義中損失了巨大實力的騎士階層，在之後就不再是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而是徹底淪為了“其他階層的附庸”。

小部分的騎士開始依附農民，積極參與農民起義，而絕大多數的騎士選擇了站在諸侯一邊去鎮壓農民起義。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也很簡單，諸侯們給得太多了。

騎士起義的失敗除了標誌著德意志騎士階層的衰落以外，還催生了另一個歷史大事件，那就是條頓騎士團國的改組和普魯士公國的成立。

1525年，受宗教改革思潮和騎士起義失敗的影響，條頓騎士團大團長阿爾布雷希特認識到條頓騎士團國的政治屬性已經整體落後於時代，繼續維持條頓騎士團國的存在不但會站在市民和農民的對立面，在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之間也同樣討不到好處。

因此，阿爾布雷希特宣佈改組條頓騎士團國為普魯士公國，改信基督教路德宗以切斷與羅馬教廷的聯絡。他自任為普魯士公爵，並根據1466年的第二次託倫和約，讓普魯士公國延續了條頓騎士團國對波蘭的附庸國身份，自己則成為了臣服於波蘭最高權力之下的世俗君主。

沒錯，普魯士一開始並不是德國的一部分，而是波蘭人的附庸國。這就是為什麼後來普魯士崛起之後，傳統的德意志公國，比如巴伐利亞，符騰堡和薩克森，一開始都比較嫌棄普魯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