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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分享的書籍是《逃避自由》。
作者埃裡希·弗洛姆，德裔猶太人。他不僅是精神分析領域的重量級人物、人本主義精神分析的開創者，也是一位極富盛名的社會學家和哲學家。弗洛姆融合了弗洛伊德和馬克思這兩位大師的思想，並在此基礎上形成自己的風格。由於他善於將精神分析的心理學方法運用於人的社會行為的分析，也被尊為精神分析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有《逃避自由》《愛的藝術》《自我的追尋》《健全的社會》等。
在本書中，弗洛姆一反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致力於追求自由的敘事框架，指出現代人看似追求自由，實際上卻在逃避自由的不爭事實，並運用心理學方法對逃避自由的原因、具體機制以及這種心理機制在納粹集權崛起過程中的作用進行了深刻而犀利的剖析，是一部至今讀來仍振聾發聵的當代反集權主義名著。
01、自由如何產生
哲學家認為，自由簡單來說就是一個人不必被強制，可以做自己想做的。弗洛姆提出，自由是伴隨著人的個體產生而出現的概念。什麼意思呢？
比如，嬰兒出生前，和母親是一體的，透過臍帶連線。這個時候嬰兒肯定不自由，不可能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出生以後，嬰兒和母體分離，成為獨立實體，但是這只是生理上的分離，其實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嬰兒還是要依賴母親，他們在功能上仍然是一體的。之後隨著孩子慢慢長大，他才會逐漸獨立，脫離母親，發展自我，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由。這是個人的成長過程，但其實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成長過程和嬰兒很像。
人剛剛從猿猴進化而來的時候，他和自然世界還是渾然一體的。後來，當人開始意識到自己和自然、和其他生物的不同時，就逐步脫離自然的母體，開始了人的個體化程序。但是，就像嬰兒還要依賴母親一樣，人類一開始的個體化程度也並不高，他們要依附自然，原始部落里人們要祭祀的多數是代表自然的神靈，祈求的內容也是要大自然能夠風調雨順，這樣人們也能過好日子。
他們還要依附自己所在的部落，單獨一個人是不可能在野外環境下生存的。人和他所在環境和社會融為一體的歷史其實很長，從原始社會中的部落共同體，到宗族社會中的血緣關係，再到封建社會中對教會和封建地主的依附關係，其實都是這種一體化的表現。在歐洲，這種狀態一直要持續到中世紀結束，直到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期，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個人才開始出現。為什麼人的個體化程序直到宗教改革時期才達到最高峰呢？
首先，個體化程序和社會發展程序是一致的，在此之前的進展雖然緩慢，但也是一直向前，就像小孩子總要長大一樣。其次，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激勵了人們的冒險精神，大家不願再被土地和教會束縛。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解放了人的精神，之後的工業革命又促進了生產力的飛躍，這些都使得舊的社會結構逐漸解體，個人的重要性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長。而且從目的論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的發展也迫切需要獨立的、可以靈活僱用的勞動者，而不是被土地束縛的農民，所以這種個體化也迎合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
那麼，越來越大的自由到底給人帶來了什麼影響？弗洛姆認為，積極的一面當然是讓人擺脫了以往的制度和精神束縛，讓人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他可以發展自己的力量，培養理性和創造力，獲得真正的獨立。但是消極的一面是，這種自由讓人失去了原先的歸屬感和安全感，讓他感到孤獨和無能為力。原來的時候，人和自然母體是一體的，雖然沒有自由，但是可以感到安全。很多人即使成年以後，依然會依賴母親，有戀母情結，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就是因為不想拋棄這種安全感和歸屬感。比起一個人去面對未知又危險的世界，他寧願選擇繼續躲在母親的懷抱裡。那麼，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當這種自由出現的同時，也一樣帶給了人們孤獨、恐懼、焦慮和無能為力的感覺。我們無法忍受這種孤獨，應該怎麼辦呢？
弗洛姆指出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前進的路，發展內心的力量和創造力，完善自我人格，實現以獨一無二的自我為基礎的積極自由，並在這個基礎上和世界建立新的關係；另一條是後退的路，為了擺脫孤獨，重新獲得安全感，放棄個體獨立，重新迴歸母體。
弗洛姆說了，這兩條路看似都可以走，但實際上向後走是走不通的，個體的成長是不可逆的，人不可能再回到母親的子宮。我們要是看到一個人一把年紀還和母親一起住，開口閉口都是我媽說，肯定不會覺得他是個正常人。所以向後的路是虛幻的，向前的路是真實的。這種“一前一後”的路徑選擇可以說貫穿了弗洛姆的整個理論體系，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一樣可以找到。人要實現自我，當然應該繼續前進。然而悲劇的地方在於，前進的道路雖然真實，但是困難重重，而後退的道路雖然虛幻，但是卻比較舒適、比較容易。而當人們選擇了這條退行的道路，可以說就是踏上了“逃避自由”的道路。
02、自由的逃避機制
弗洛姆一共列舉了三種最主要的逃避機制，分別是權威主義、破壞慾和機械趨同。
1、權威主義
具體做法就是放棄自己的獨立傾向，而是去外界尋找一個權威，透過和這個權威結合，臣服於這個權威，建立一種新的紐帶，來找回歸屬感和安全感。這種做法的表現形式，在心理學上就是受虐衝動。他所依賴和臣服的權威，可以是具體的人，比如獨裁者，比如對妻子家暴的丈夫，也可以是一個團體或者組織，或者是一種抽象的存在，比如宗教中的神、社會的流行觀念等等。
但是不管這種權威是什麼，受虐者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消除個人自我，也就是除掉自由的負擔，透過和強大的權威建立聯絡而重新感到安全。和受虐者相對的還有施虐者，他們往往會扮演權威，喜歡讓別人依賴自己，利用、剝削別人，甚至傷害、羞辱別人。他們看上去好像很強大，不像受虐者那樣完全放棄自我。但是弗洛姆透過深入分析發現，施虐者其實也對受虐者有依賴，他的力量感不是源於自身，而是源於被他統治的人，所以這種表面的強大實際上是色厲內荏。
比如，一個家暴的丈夫虐待妻子，好像完全控制了後者，但是如果妻子鼓起勇氣說要離開這個家，情況立刻會大反轉，剛才還氣勢洶洶的丈夫立刻就會軟下來，甚至苦苦哀求妻子不要走，說離開她自己就活不下去等等。而妻子往往就相信了他，答應留下來。可這時候男人又會變回原來的施虐者，遊戲重新開始。等到妻子再次無法忍受，又要離開，丈夫再次服軟，於是妻子又留下來，如此迴圈往復。
所以，施虐者其實也依賴他人，施虐-受虐傾向看上去完全相反，實際上緊密交織，其本質沒有不同，都是為了擺脫無法忍受的孤獨和自我的軟弱。所以，弗洛姆把這兩種人格合稱為權威主義性格。具有這種性格的人羨慕權威，想要臣服於權威，但同時自己又想成為權威，控制別人。這種服從和控制，常常會假借愛的名義。但實際上這並不是愛。那麼關於什麼才是愛，推薦大家閱讀弗洛姆的另一本代表作《愛的藝術》。
2、破壞慾
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既然這個世界讓我感到無力和孤立，那我就乾脆摧毀這個世界。那摧毀了世界我就不孤立了嗎？不是的，仍然孤立，但這是光榮偉大的孤立，因為外在的威脅已經被我消滅了。這就是破壞慾產生的邏輯。在現實中，破壞慾當然不可能毀滅整個世界，所以它只是針對讓個人感到對自己有威脅，讓自己顯得弱小的物件。破壞慾經常被偽裝成其他情感，比如義務、責任、愛，等等。
比如，有人因為怕被狗咬，就宣稱應該把城市裡所有的狗都殺掉，理由往往是義正言辭的公共衛生、政府保護市民安全的責任之類，但其實這是在宣洩內心的破壞慾。破壞慾也經常和施虐傾向交織在一起，有一句話很能體現這一點：“如果我不能佔有他，那我就要毀滅他”。
那麼破壞慾是怎麼產生的呢？弗洛姆透過研究發現，歐洲中產階級下層表現出的破壞慾，要大大高於工人階級和上層階級。為什麼呢？因為前者是受到社會壓抑最嚴重的一個階級，經濟上羨慕嫉妒上層，又害怕跌到底層，所以心理上承受了巨大壓力。所以弗洛姆推測，破壞慾是生命發展受挫，受壓抑而產生的後果。
3、機械趨同
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一個人因為自由而感到孤獨，為了克服這種孤獨，他就把自己變得和其他大多數人一樣。一樣的著裝、一樣的品位、一樣的看法，甚至連夢想都是一樣的。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從眾或者隨大流。透過這種做法，個人就融入了環境，他放棄了個性，成為一個機器人，和周圍其他的幾百萬機器人一模一樣，也就不必覺得孤獨和焦慮了。但他的代價是昂貴的，那就是失去了自我。弗洛姆說，你以為是自己的思想和觀念，其實很可能這些思想來自他人或者社會的灌輸。
相關的催眠試驗證明，任何主觀上覺得是自己的思想、情感，都可以是從外面灌輸的。在現代社會中，這種灌輸是無孔不入的，而人的批判性思維往往被壓抑。結果就是偽思想替代了真思想，偽自我替代了真自我。人們以為扮演的是自己，但實際上扮演了別人所期望的角色。弗洛姆指出，這種逃避機制也很重要，因為它是現代工業社會，或者說民主社會中大多數人所採取的方式。
03、納粹主義集權產生的心理學原因
弗洛姆一針見血地指出，納粹在德國的興起，有著廣泛的群眾心理基礎。弗洛姆將德國民眾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人對納粹政權並沒有進行有力的抵抗，但也並沒有成為納粹的狂熱崇拜者，這主要包括德國工人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另一部分人則狂熱崇拜和追隨納粹主義，這主要包括下層中產階級，比如獨立商人、白領工人等。
對工人階級，弗洛姆認為這些人在一戰以後經歷了一系列的革命失敗，比如德國十一月革命，這次革命也以失敗告終，領導人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都被殺害。所以德國工人階級當時的感覺是希望破滅，有一種深深的無奈和屈從，對於納粹上臺，他們也只是態度消極地聽之任之。等到希特勒已經成了德意志的化身，這個時候再反對已經太遲了，而且這將意味著被排除在整個德國社會共同體之外，得不到民族認同和歸屬。普通人難以忍受，所以這時他們只能選擇效忠納粹政府，雖然他們本質上並不認同這個政府。
對下層中產，弗洛姆認為這一群體本來就具有權威主義性格特徵，在一戰以前，這個階級依附德國的君主權威，但是一戰後，德國敗北，君主制覆滅，社會動盪，1929年的大蕭條又雪上加霜，導致下層中產的經濟處境惡化，社會地位迅速沒落，曾經依賴的權威也蕩然無存。所以這群人受到打擊最大，最缺乏安全感，最感到痛苦和憤怒，也最感到彷徨不安。所以，當納粹崛起，他們宣揚的意識形態，比如盲目崇拜領袖、仇恨少數民族、渴望征服支配其他國家、神化“雅利安人”等等，可以說恰好迎合了下層中產的心理需求。所以他們迫不及待地放棄了自我，臣服於領袖元首，成為納粹的誓死效忠者。可以說，這種逃避自由機制，就是納粹主義崛起的民眾心理土壤。
弗洛姆基於心理學的分析指出，這條路是走不通的。雖然這些人自願臣服於權威來獲得安全感，但他和權威之間其實還是沒有真正合一。人的個體化程序是無法逆轉的。依賴於權威的滿足和安全感是虛假的，只會造成自己的瘋狂和滅亡。而日後法西斯的滅亡，無疑是這段話的最好註解。
他進一步指出，法西斯主義興起的溫床，也就是個人的渺小感和無力感，其實也同樣存在於民主社會中。這裡依舊存在著權威，只是不再以獨裁者這樣的公開面目出現，而是一種匿名的、看不見的權威，它常常裝扮成其他樣子，比如常識、科學、心理健康、道德輿論。不需要發號施令，只是靠著看似溫和的勸說，就可以讓人無法抗拒。這裡的人們也依舊孤立無援，為了對抗孤獨，他們選擇趨同，把自己變成和別人一樣的存在，卻扼殺了自我。
正因為弗洛姆是從人的存在角度去剖析集權主義，所以他的批判已經超越了特定的極權社會，而指向任何一個壓抑人、否定人的病態社會。這是其他集權主義批判著作所不及的。那麼，現代人應該如何面對自由的困境？
弗洛姆再次強調說，我們無法後退，只有前進，他堅信，透過實現健全的自我人格，發展人所特有的愛和理性，就將獲得積極的自由。透過愛與創造，與世界、與他人以及自然重新連為一體，這就是自由人的聯合體。這也正是我們為之奮鬥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