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8日，伊朗舉行了伊斯蘭革命後的第十三次總統大選，不出意外，保守派候選人、領袖哈梅內伊的關門弟子萊西，一掃上次大選慘敗於魯哈尼的晦氣，斬獲超過60%的選民投票，直接當選總統。

然而，伊朗民眾真的在上一屆保守派總統內賈德下臺八年後，重新決定將國家的未來交給保守派了麼？

答案藏在投票率裡。

萊西在2017年參加的上一次總統大選，當時伊朗5600萬有投票資格的選民中4100萬人出來投票，投票率73%，他獲得約1600萬票，敗給了魯哈尼的2300餘萬票。今年大選，有投票資格的選民增加到了5900萬，但根據目前公佈的資料，只有2860萬人選擇出來投票，投票率48%，萊西獲得1780萬票。

伊朗選舉趨勢圖 / 世界說

選民增加了300萬，萊西的票卻只有小幅增加，比上屆大選魯哈尼的得票還少了500多萬，說明保守派的勝出並不是務實改革派執政八年後民意轉向的鐘擺效應，而是越來越多的選民感到在現行體制下投票選總統並不能改變自己和國家的命運，因此選擇了不投票。這背後的直接責任，應該算到魯哈尼政府頭上。

魯哈尼澆在民眾頭上的冷水

上一次大選中，魯哈尼攜與西方簽署核協議之勢，許諾很快徹底解除制裁、日常社會自由和政治權利將極大改善，激發了選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得以以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後最高投票率和最高得票數連任。然而，在他的第二任期，

除了外交領域因特朗普退出伊核協議重啟制裁遭受重創，其在國內經濟政治一系列問題上的應對錶現，也讓民眾寒了心。

伊朗官方釋出的投票現場照片 / 伊通社

面對美國日趨加劇的制裁，他以優先保障進口必需品為由，依舊堅持官方外匯匯率與黑市外匯匯率雙軌制（黑市比官方貴八倍），不但沒有控制住生活必需品價格，還使得體制內有背景的人能夠透過在黑市高價出售從官方渠道廉價獲得的外匯獲取暴利。當伊朗民族企業在凋敝的經濟下舉步維艱時，魯哈尼政府勞工部長女兒的服裝店裡卻被查出大量從外國走私的高檔服裝。

魯哈尼政府競選承諾和現實政策間的言行不一在2019年11月達到了頂峰。由於政府收入在美國製裁下日趨枯竭，魯哈尼決定減少日用汽油補貼，導致汽油價格徒增三倍，眾多底層伊朗人的生計瞬間陷入困境。大量底層民眾走上街頭，隨後遭到軍警彈壓，伊朗官方稱有230人喪生，而境外反對派統計的數字則高達1500人。伊朗民眾看到，那個曾在2017年大選辯論中以溫和理性形象示人、抨擊對手萊西是劊子手的魯哈尼，原來自己就是一名劊子手。

如果說，2019年11月暴動中魯哈尼讓底層民眾寒了心，那麼僅僅過了不到兩個月，導彈誤擊客機事件又傷害了中產知識精英階層的感情。

2020年1月7日，為報復美軍刺殺聖城旅司令蘇萊曼尼，伊朗用導彈攻擊了美國駐伊拉克的軍事基地，而後伊朗軍方在防範美軍可能軍事迴應的高度壓力下，誤擊烏克蘭航空752號航班，機上176人全部遇難，其中絕大多數是準備經烏克蘭轉機去加拿大留學或定居的伊朗精英。魯哈尼政府在事件發生後試圖掩蓋真相，直到墜機殘骸現場導彈照片以及意外拍攝到的導彈發射影片曝光後才承認責任，引發首都和多座省城大學生示威，結果又遭到強力鎮壓。

兩起慘案發生後不久，外長扎裡夫外訪期間在被西方記者問及迫害國內反對派問題時，洋洋得意地宣稱“如果政權真的鎮壓民眾，民眾真的對政權不滿，大選的投票率怎麼會高過70%？”此言一出，引發輿論譁然，伊朗海外反對派藉機在社交媒體上發起“我選擇不投票”運動，並召集19年11月被殺示威者以及空難事件遇害者家屬參與，將參與大選投票定義為支援流血，獲得伊朗國內強烈反響，這也是本次大選投票率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當前央行行長赫馬提在大選辯論中承諾放鬆社會管制甚至鼓勵伊朗青年製作Hip-Hop音樂以塑造自己與萊西不同的開明形象，來試圖提升民眾尤其是年輕人的選舉參與度時，伊朗百姓嗤之以鼻：四年前的魯哈尼擁有更多的政治資源，做出了更激動人心的承諾，但結果呢？

越走越右的保守派與陷入危機的共和

然而，

大多數曾經投票給魯哈尼的伊朗民眾並沒有轉投保守派，因為後者在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後四十年的政治道路上已經越走越窄。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伊斯蘭革命的第一個十年，代表革命右派的宗教勢力成功將革命左翼人民黨清除出政治舞臺，迫使後者不得不流亡到薩達姆治下的伊拉克尋求避難。成為後來的“人民聖戰者組織”。這是伊斯蘭革命後體制政治光譜的第一次收窄，而右派的宗教勢力也成為了伊朗今天體制的根基，即改革派、溫和務實派與保守派三派共同的源頭。

兩伊戰爭結束後，在伊斯蘭革命的第二個十年，伊朗民眾開始真正追尋革命時許諾下的民主共和生活，不想90年代末開始多家批評宗教保守勢力體制下自由改革派媒體被關停，一些觀點激進的作家和記者遭到連環暗殺，大學校園被宗教民兵衝擊，最終引發1999年的大學生示威。示威被鎮壓後，自由派精英流亡海外，伊朗體制的政治光譜在保守派的壓力下再度收窄。

21世紀初，伊斯蘭革命的第三個十年末，也就是2009年，因懷疑時任保守派總統內賈德竊取選票，在以穆薩維為首的體制內改革派號召下，數百萬伊朗民眾上街示威，遭到體制內以革命衛隊為首的宗教保守勢力鎮壓，而後幾次伊朗議會選舉和總統大選中，主要的改革派領袖都被剝奪了參選資格，只能轉投中間/溫和/務實派，喪失了在體制內的話語權。

2010年代，伊斯蘭革命後的第四個十年，溫和務實派領袖拉夫桑賈尼2017年在家裡游泳池中離奇死去，而以魯哈尼為首的溫和派政府又如上文所言，一面在維護體制利益時的作風和政策比保守派有過之而無不及，漸漸失去了民眾的支援，一面在推動核協議等問題上被體制認為親近西方，而遭到體制越來越強的排斥。

抵制大選投票的主要人物（由左到右）：身在美國的女權主義者艾琳內賈德，巴列維王朝末代王子裡薩，前保守派總統內賈德，被軟禁的前改革派總統候選人穆薩維，流亡法國的人民聖戰者組織領導人拉賈維 / 網路

在這種情形下，體制非但沒有試圖放軟身段，去爭取吸納民間因對改革派溫和派失望而遠離體制的各色政治力量，反倒進一步讓權力的天平向極右傾斜，先是在2019年議會選舉中將所有保守派的潛在對手排除在外，讓保守派輕鬆控制議會，而後在今年（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後第五個十年）選舉中，

把保守派中很有希望問鼎總統大位的務實派（如拉里賈尼）排除在了選舉名單之外，為極端保守派當選鋪平了道路。

體制代表的政治力量越來越窄，自然會打擊民眾的投票意願——為什麼要投票支援不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選人和體制呢？

雖然早前將各派系候選人排除在外的憲法監護委員會聲稱大選投票率與體制合法性無關，伊朗政府當權者還是在大選前呼籲選民積極投票。領袖哈梅內伊在選前一日稱“大選投票率事關政權尊嚴”（這倒是正中抵制投票者的下懷），曾經的改革派領袖哈塔米也有模有樣地在選舉日出來投票，以期讓自己的追隨者效仿，拉高投票率，提升體制的合法性。伊朗選舉委員會還在部分城市設定了車載流動投票站，挨家挨戶上門“討票”。

不過，大選還是遭到了廣泛抵制。不僅體制外的反對派，連體制內的前改革派總統候選人穆薩維和保守派前總統內賈德這對2009年大選時的冤家，也一致抵制投票。尤其是內賈德，他在選前一天來到德黑蘭巴扎演講，再次呼籲抵制大選，認為體制“已經走上歧途”。

筆者德黑蘭大學的同學雷哈娜曾是改革派的堅定支持者，甚至婚禮時也找來哈塔米唸經證婚，這次大選看到哈塔米投票後卻不為所動，轉而在自己的Ins上寫下“直到政權澄清自己的共和謊言，直到老男人政客們敢於對幾十年來國家政治損失承擔政治責任並做出賠償前，我不會去投票”。

四年前曾投票給魯哈尼的另一位青年伊斯凡達則更加決絕，他在社交媒體上宣佈：大選後所有來見我的朋友都帶上身份證，如果證件上有本次大選投票的蓋章，那麼我們的友誼就將結束。

空空如也的投票站 / 網路

面對民間如潮的抵制聲浪，德黑蘭市議會議長、拉夫桑賈尼的兒子莫森給領袖哈梅內伊寫信，質疑政權的共和機制已經陷入危機，呼籲領袖“救救體制，不要讓伊斯蘭共和國變成伊斯蘭國”。

宗教與政治難以兩全

可是，政權政治光譜高度右傾的“操盤手”，是掌控總統和議會選舉候選人資格的憲法監護委員會，而這個委員會恰恰被視作領袖意志的執行者——委員會的12名成員中，6名宗教法官由領袖直接任命，另外6名為民法法官，由司法部門最高負責人司法總監提名，而司法總監又是由領袖直接任命的。

因此可以說，

伊朗體制近三十年的右轉和和政治光譜的單一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領袖的授意下完成的。

這一政治程序最後的結果並不至於像莫森信中說的那樣驚悚，比如會讓伊朗變成伊斯蘭國之類，但領袖介入下的政治派系單一化，真正威脅到的是宗教理念，因為根據什葉派政治理念，領袖本來是應該超越政治之上的“完人”。

在傳統十二伊瑪目什葉派信仰中，只有不會犯錯的完人才有權統治穆斯林教眾和世人，比如先知穆罕默德和之後的十二個伊瑪目，不過第十二個伊瑪目邁赫迪隱遁後，世間再無完人，所以傳統什葉派教導民眾不要支援任何領導人，同時也不鼓勵教士們參與政治治理，否則難免宗教人格會被政治玷汙。

不過到了20世紀，什葉派的宗教教法學家創新了教義，認為宗教聖潔和政治成功可以兩全，認為邁赫迪隱遁期間應由“道德無瑕”的伊斯蘭教法學家作為“助手”代管穆斯林信眾和全體人類，這個人就是最高領袖，而為了避免領袖道德無瑕的形象被政治派系鬥爭玷汙，伊朗設立了憲法監護委員會這一機構，作為領袖治國的白手套。

在第一任領袖霍梅尼治下，革命剛剛成功，國家又陷入到兩伊戰爭，民眾沉浸在革命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熱潮裡，政治共識高度統一（除了上文提到的少數左派人民黨人士），領袖幾乎不需要透過憲法監護委員會介入控制議會和總統選舉人選，從而保持了自己超脫政治的宗教形象，加上其自身生活廉潔，有強大的個人魅力，他和他的家人至今在伊朗仍然有很高的口碑。

哈梅內伊上臺後，開始也試圖做一個超越派系的政治領袖，但因為資歷淺，缺乏霍梅尼那樣的人格魅力，只能靠憲法監護委員會來駕馭國家。而這時又恰恰趕上戰爭結束，民眾革命和宗教熱情減退，對國家未來願景與宗教革命政權漸漸發生偏離，這又反過來迫使領袖加大對政治的控制和介入，以匡扶政權的發展方向不被社會力量帶偏。

結果，領袖對政治的介入越來越深，而與原來設計的超越並高於政治的理想狀態漸行漸遠。

尤其是溫和派革命元老拉夫桑賈尼去世後，制約哈梅內伊的最後一道屏障消失，近四年來領袖的部分言行愈加公開表現出派系色彩，從原來的間接介入政治變為了直接介入。比如，2017年6月，哈梅內伊一改上任來的沉默態度，首次表態支援1988年針對左派政治犯的屠殺。

現在各派政治力量雖然對上世紀八十年代排斥左翼政黨存在廣泛共識，但在如何對待左翼犯人的問題上卻存在分歧，現在改革派的精神導師蒙塔澤裡反對政權用刑過重、濫殺無辜，結果失去了精神領袖繼承人的地位。哈梅內伊的表態顯然具有反對改革派、支援保守派系的性質，不符合精神領袖政治中立的宗教原則。

這次總統大選中，憲法監護委員會甚至將保守派內的主要競爭者排除在外，幾乎將萊西保送到總統大位，儘管這是否是領袖的個人決定仍存在爭議，但

考慮到萊西是哈梅內伊關門弟子的身份，在普通伊朗人眼裡，這就是領袖在國家政治發展中為特定派系“站隊”。

相比之下，伊朗體制什葉派信仰中的十二伊瑪目們，卻都是為了維護團結世人的道德理想放棄現世政治權力乃至個人生命的人。

如今，萊西在憲法監護委員會的運作下順利當選，伊朗的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權力全部落入保守派手中，或許體現了領袖在政治和國家利益上的考量。從外部環境上看，伊朗雖然自身因為制裁深陷危機，但也面臨填補美國從中東抽身後地區戰略空當的機遇，政權內部派系的高度統一也許能讓伊朗轉危為機，在地區和國際博弈中更上一層樓；而國內立法、行政、司法的派系統一，也許會有利於政權更高效的運作。

不過，什葉派宗教幾千年來政治成功與宗教聖潔難以兩全的悖論卻沒有解決，只不過這次輪到宗教理想主義為政治現實主義讓步了。而以20世紀什葉派“無瑕領袖”宗教理念建立起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體制，正面臨政治哲學危機。（責編 / 張希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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