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要求每週去博導家打掃衛生，被導師要求叫“爸爸”、幫他洗衣服做飯，在論文/專利中使用學生的資料而不承認學生的貢獻……

在學術界，類似的壓榨、欺凌行為並不少見。最近一項對全球近2000名研究者（大多數是研究生或博士後）進行的調查更是印證了這一點。

最新研究發現，絕大多數受訪者都曾經歷（84%）或目睹（59%）學術欺凌，抑或兩者兼有（49%）。然而，絕大多數被欺凌者（64%）因害怕報復未向所在機構報告。極少數人（16。6%）報告欺凌行為後，卻得到不公平或有偏見的處理結果。

欺凌行為為何在學術界如此盛行？除了選擇沉默，有沒有更好的辦法遏制學術欺凌？

近2000人調查：84%曾經歷欺凌

什麼是學術欺凌？

在近日發表於社會科學研究網（SSRN）的一項預印本研究中，美國維克弗里斯特大學的Sherry Moss和密歇根州立大學的Morteza Mahmoudi給出的定義是：來自學術上級的持續敵意行為。

除了身體虐待，他們表示，學術界的施暴者與家庭施暴者表現出的具體行為非常相似。這些行為包括口頭的，如辱罵、奚落、斥責；和非口頭的，如沉默對待、孤立，並在各種情境中表現出來。

作者對高校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的學術欺凌行為進行全球匿名調查發現，在1904名參試者（多為研究生或博士後）中，84%的人曾被欺凌，59%的人曾目睹欺凌，兩者兼而有之的比例為49%。

此次採訪中，有被欺凌者這樣說：

“她會因為一個小錯誤對我大吼大叫，逼我離開實驗室，我這麼做了……”

“一年後，我才意識到PI告訴我上廁所的時間只有45秒是不合適的，這侵犯了我的隱私。”

“我試圖忽視這個人很長一段時間，但（他）對我的攻擊又開始了，結果我出現了耳鳴，我去實驗室之前經常嘔吐……”

那麼，誰是欺凌者？作者不出意料地發現，大多數欺凌者往往是擁有更高職位等級的“掌權者”。他們對723名受訪者進行的開放式訪談顯示，欺凌者中系主任佔15%，高階教師佔12%，院長、助理院長、博士顧問和實驗室高階同事/同行佔6%~8%。

同時，“名頭大”的機構更可能出現欺凌者。成千上萬的研究生和博士後申請在這些著名學府中與著名科學家一起工作。作者表示：“這為學術欺凌創造了一個強大的滋生地。因為欺凌者有更大的影響力，被欺凌的學生如果選擇離開，很容易被取代。”

此外，學術欺凌者不分性別。由於大多數STEM領域男性是掌權者，男性按比例代表了更多的恃強凌弱者。但女性施暴者濫用監督的行為水平卻高於男性施暴者。

與“欺凌者”相對，“被欺凌者”往往地位較低，且女性和國際學生佔有相當比例。

此次研究發現，大多數受欺凌的物件是研究生（41%）或博士後（28%）。而且，欺凌行為超出“PI-學生”關係範圍，還包括行政助理、初級合作者等。84%的受訪者表示曾遭遇監管濫用。

此外，當國際學生、博士後和初入職場的學者成為欺凌目標時，所受欺凌的嚴重程度更甚。

具體的欺凌行為包括，強硬地改變作者順序，為了個人利益用不屬於自己的想法或智慧財產權邀功，以進步的名義辱罵他人，嘲笑或公開羞辱他人，以及威脅不推薦或失去工作職位等。

權力差異導致學術欺凌盛行

高達84%的人曾遭遇學術欺凌？是什麼讓這一現象如此盛行？

Moss與Mahmoudi認為，學術欺凌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學術等級制度在資助的主要研究者（PI）和開展研究的實驗室成員之間造成了巨大的權力差異，使擁有更多權力的人欺凌那些沒有權力或權力相對較低的人。

學術欺凌（或濫用監督）主要有三種前因：自我調節障礙、身份威脅和社會習得。

首先，欺凌型領導者的行為會被追隨者效仿，且這種行為比積極行為更容易被學習和傳承，即“滴注效應”。

其次，身居高位的人感到來自上級（如發表文章或獲得資助的壓力）或下屬（如認為不稱職）的威脅而導致欺凌行為。

此外，疲憊不堪、工作過度的科學家可能經歷個人或心理資源的枯竭，而對下屬的挑釁做出嚴厲的反應。

這些都表明，權力差異加劇了處於權威地位的人向處於弱勢地位的人發洩憤怒的可能性。

作者表示，學術欺凌會對被欺凌者帶來廣泛的生理和心理傷害，導致他們對原本感興趣的學術研究產生倦怠，甚至產生自殺的念頭和行為，導致許多有才華的研究人員離開學術界，給科學研究帶來損失。

同時，由於“滴注效應”，受虐者後來轉變為施暴者，從而使學術欺凌發生惡性迴圈。

此外，當欺凌醜聞曝光後，學術機構的聲譽也會受到損害。

被欺凌噤若寒蟬，誰之錯？

儘管很多人曾遭遇或目睹欺凌行為，但他們卻“噤若寒蟬”。檢舉者如“冰山一角”，僅為少數。

此次研究發現，超過64%的被欺凌者選擇了“逃避”策略（不舉報和依賴家人或朋友的支援）。只有29%的人選擇了“戰鬥”——向所在機構報告欺凌行為。

而目擊者在85%的情況下選擇了非對抗性反應，包括不報告（25。4%）和支援受害者（59。6%）。只有11%的目睹者向所在機構報告了欺凌事件。

實際上，此次調查表明，參與者渴望分享他們遭受欺凌經歷的更多細節。那麼，他們為何會選擇“逃跑”策略？

研究表明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1）害怕報復。此次研究中，被欺凌和目睹者因害怕報復而不檢舉的比例分別佔60。5%和63%。

2）舉報後所在機構沒反應，或處理結果有失公正。在全部1904名調查者中，僅有極少數人（16。6%）報告了被欺凌，他們中絕大多數（58%）收到的是不公平和有偏見的處理結果。

“……他們發現我的大部分指控都是存在的，但他們給了我兩個選擇：一、繼續在上司手下工作，如果有其他不良行為發生，就報告；二、離開研究機構。”

“我向學校領導投訴後。他們沒有遵守自己規定的解決投訴的指導方針，而是告訴我的PI，讓我離開實驗室，並撤走資金。”

“我花了很長時間才報告；結果卻嚴重陷入抑鬱。他們認為，這是我們之間溝通問題和文化的差異，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

“一開始，出於害怕，我保持了沉默。後來，我和同事向大學董事會和院長報告了這一行為。儘管在10年的時間裡，不同團體和個人多次嘗試為此採取一些措施，但學校沒有采取任何行動。施暴者去年平靜地退休了，沒有證據證明這些年來提出的投訴存在過。”

最新研究對723名被欺凌者進行的開放式回答定性分析也顯示了類似的模式。有388人談到了舉報後的結果：其中41%的人表示檢舉後什麼都沒有發生；34%的人表示受到各種報復；25%的人表示最終離開了所在實驗室、機構或領域；16%的人表示欺凌者得到保護；只有13%的人表示在報告後得到所在機構支援。

如何遏制學術欺凌？

如何應對學術欺凌？作者提出了建議：

1）權力差異是學術欺凌的重要原因，因此PI和其他組織領導人在獲得實驗室或領導職位之前，需要接受支援性領導行為的培訓。

2）排名最高的院校欺凌行為比例更高，這些高校需要認識到問題的嚴峻性，制定遏制學術欺凌的政策和規範。

3）制定更多的（類似防治性騷擾的）政策和程式，以保護年輕的、嶄露頭角的科學家的權力。

國際上一些機構的做法可以借鑑。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明確規定，不向被發現有性騷擾行為的研究人員提供資助。英國惠康信託基金會也規定，不向被投訴存在欺凌或騷擾行為的研究人員提供資助，並對未能及時處理欺凌或未報告欺凌事件的機構進行制裁。

4）成立全球學術行為委員會，獨立追蹤與特定研究者相關的欺凌報告。

你曾遭遇過學術欺凌嗎？對遏制學術欺凌有何建議？歡迎留言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