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運用文字記錄的史料的時候一定要記得，並不是寫下來的就是事實，就是可以依賴的史料。我們必須要留心文字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底下寫的，不同時候、不同情況會產生不同的偏見。沒有不帶偏見的文字記錄，這是研究歷史的時候一定要記得的一件最重要的原則。只有極少數歷史資料是在歷史事件當時記錄的，絕大多數都是經過了長久的修改和編撰的過程。
考古與文字記錄的關係
太史公司馬遷他寫《史記·殷本紀》的時候，你算一下，你就知道那時距離商朝結束已經過了將近一千年，我們真的可以如此簡單地就接受、就相信司馬遷對一千年前的事情的瞭解嗎？如果現在有一個人寫了一篇文章，講的是一千年前，發生在北京，這個地方所發生的事，寫得言之鑿鑿，你能夠相信，你會相信那就是事實、都是事實嗎？況且文字記載的歷史有“經典化”的過程，我們今天不會知道跟司馬遷同時期的其他人，他們對於商朝歷史的說法，甚至無法確定是否存在著不同的說法。
像《舊唐書》《新唐書》並存了兩個“正史”的版本，那是很少見的。可是在律定到剩下兩個版本之前，說不定原來應該是有五個版本啊。後來的人在各種不同的說法裡，選擇保留了其中的一個，頂多幾個，這個代表性的“經典”形成了，也就意味著有許多其他的版本被拋棄、被遺忘了。不能夠過度相信文字記錄的理由就在這裡。文字記錄經過各式各樣不同時代的編輯、修改，編輯者和修改者都有他各自的用意。像中國歷史文獻越到後面問題越嚴重，主要就是追求同質性的這種力量越來越大。而異質性的，也就是不一樣的成分，很容易就被排除、被淘汰掉了。
對應對照，我們就瞭解考古資料的好處。考古資料的一大好處正就在於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系統性地出土的，所以相對而言不容易被私心控制改造，誰也沒辦法預見跟規定哪一些資料會被保留、哪些資料會被挖出來。也就是說，考古的偏差和文字的偏差不一樣，遭到文字史料偏見給抹殺掉的，不會因此就在考古上挖不到、挖不出來。只要考古遺蹟當中挖出了原本文字記錄上沒有的材料，也就提醒了我們，這方面的文字記錄是有問題的。
不過反過來看，也要有另外一層的提醒，那就是考古上沒有出土證據的，不見得就不存在。常見有人質疑文字記載說，如果真的有這個事情，為什麼考古資料裡都看不到？這在邏輯上是不通的。考古資料有，而文字資料沒有，我們可以證明文字資料是錯的；但是文字有，考古資料沒有，卻不見得文字就是錯的。假使沒有文字記載，沒有文字記載衍生出的學問，例如說“古代地理考”等等，我們就無從知道商代的都城可能在哪裡。缺乏這些基礎的知識，考古真的就會變成大海撈針。是透過文字記載的比對，“古代地理學”約略地指出了這個叫做“囂城”或者叫做“敖城”，也就是鄭州商城可能會在哪裡，我們才在那附近挖探坑，試探地底下或許存留了什麼。這就是文字史料能夠幫助考古的另外一個重要的角度。這兩種史料必須要不斷地彼此配合、對照。
為什麼我們要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一個原因就在於幾十年來中國出土了大批的考古資料，改變了傳統對於中國歷史的理解。中國的考古有一定的基礎。然而1949年解放之後，先是因為對於蘇聯老大哥“一邊倒”，接著又有“破四舊、立四新”的“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了古文獻學的根底，許多古文獻學的大師後來都沒有機會好好地做研究，這是一件可惜的事。可以說，在考古和文獻的比對結合上，還有很大的空間值得後代的人繼續努力。
一個非常熟悉古文獻，聰明而且細心的史學家能夠在文字史料裡挖掘出許多的訊息。早在1956年，大家記得這個年份。1956年，錢穆先生他寫過一篇文章，叫做《中國古代山居考》。錢穆他蒐羅了古書記載，透過一個字一個字的考索，比對文字跟它指涉的原則，做了大膽的推論。他怎麼推論呢？他認為中國文明的起源不是在過去想象的河流邊。當我們說中國文明起源於黃河邊，這個“河邊”是一個什麼樣的“邊”法？
《中國古代山居考》當中錢穆從後來留下的文字回推，看出中國古代的居住環境是以穴居為主。而且選擇用來居住的洞穴，距離水邊不會太近，當然也不能太遠。1956年的這篇論文完全從文字、文獻上去出發，重新閱讀過去古文字和古文字學的資料，做出了詮釋。沒過多久，1960年代後期挖掘出來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部分就證明了錢穆他的主張是正確的。
典型的新石器仰韶文化的遺址，最普遍的居址是離水沒有很遠、高起來的地方。只不過他們的“穴”並不像山西窯洞那樣從壁面鑿洞進去，而是往地下挖大概半人高左右的深度。房子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這是一種半穴居。如果大陸的考古學家更早讀到錢穆的論文，或許他們對於如何挖掘新石器時代的居住遺址會有不一樣的假設。
科學助推考古
考古挖出的資料讓我們知道古代文字記錄應該如何解釋，而文字記錄上的內容又可以修正我們對於考古資料可能產生的誤判和誤解。考古能夠得到的材料如此的有限，不過幸好考古學有19世紀科學主義信念的協助，科學主義相信人類的發展依循著同樣一條路。對於普遍的人類生活歷史發展做了許多的假設。例如說假設人一開始是先學會敲擊法，用“打”的方式來製造石器，讓石頭變成工具，有的時候變成了武器，接下來進一步才學會了用“磨”的步驟來改造石器。從“打”到“磨”，也就是我們一般定義底下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重大區別。“新石器”時代為什麼叫做“新”？基本上就是由發展出磨製法，有了磨製的石器來定義的。
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另外一個重要的發展往往就是人學會了如何有效，而且準確地控制火。有了火，能夠控制火，才會出現考古學上另一項重要的文化指標——“陶器”。為什麼絕大部分的人類文化都出現陶器？因為人類的生活需要水，有了火，偶爾的情況底下，火將土燒熱、燒硬了，產生的新東西太好用了，因為它不透水，最適合拿來盛水，泥土允許人把它捏成不同的形狀，再燒過變得不透水，人就擁有可以裝盛水的容器了。新石器時代進一步發展，磨製石器更好用，人慢慢就學會了翻土、播種、種植，於是人為的“農業”就出現了。人為種植的植物當中，最容易生長，收穫相對最穩定的是草本的穀物，但是穀類作為食物有一項嚴重的缺點。想想你也就知道，我們吃米飯，但我們不吃米。米飯跟米的差別在哪裡？
生的米是堅硬的，沒辦法吃。幸好有火，還要有燒硬的土所做成的容器。於是人學會了穀物加水放進到容器裡，再加熱、煮軟，於是米就變成了米飯，就變得可以吃了。如此一來，人就可以從穀類作物裡面取得非常穩定，而且豐富的 熱量來源。於是人類的文明跟人類的生活，因此而大大躍進了一步。這些變化和發展是環環相扣、彼此關聯的。最早出現的粗糙的陶器是用手捏的，再下來人稍微聰明一點，就有了一個稱之為叫做“繩陶”的階段。製造陶器最大的關鍵在於器皿必須是中空的，如果不是中空就沒辦法用。剛開始的時候用手捏，非常不容易捏得平均，也就不容易燒製成功。器皿表面的溫度不平均，燒的過程很容易破，後來發明了一種新方式，把陶土揉成長條狀，一圈圈、一層層堆上去，結果就繞出了一箇中空的器皿，只要把這個陶土條揉得一樣寬，像繩子一樣，這樣堆起來的器皿的它的壁面就會比較平均。
繩陶明顯的好處就是比起單純用手捏製的陶器，它的壁面平均，燒製的時候，比較不會因為壁面不均，因此熱脹冷縮不平衡而把陶器燒壞、燒破了。繩陶什麼時候消失的呢？當人類發明了陶輪，懂得藉由轉動陶土來捏出壁面平均一般厚薄的陶器的時候，繩陶就消失了。因為在功能上新的輪制的陶器可以燒得很硬很堅實，盛水燒煮都沒問題。也就是說，單純從功能的角度來看，輪製陶器夠好了，所以幾千年後一直到今天，很多人制陶、燒陶的初步工具仍然是陶輪，和幾千年前人類使用的是同樣的器具、同樣的方式，在陶輪上捏陶。功能完善了，但是陶器並沒有停止變化。下一個變化是：人類發展出了初步的審美觀念，開始在意陶器的外表好不好看，於是又出現了白陶或者是彩繪陶。
白陶的產生和燒陶的溫度有密切的關係，必須要有高溫燒陶的技術，才燒得出白陶的那種顏色。燒溫度提高，到了不只是可以燒硬泥土，甚至到可以燒熔金屬的地步，於是就出現了銅器。銅器分成紅銅和青銅，它的差異就在於燒製的溫度，一般相信燒製溫度比較低的紅銅，在時間上早於所需要燒製溫度比較高的青銅。青銅的硬度比紅銅要來得高，大概是七點八。紅銅只有五點多。這就是考古學整理出來的規則。藉由不同文化出土的東西累積尋找出這套規律，再用這套程式、規律作為準則，反過來評斷新出的物件的階段跟順序。挖出東西來，先用這套“科學規律”進行排比，排出一個基本發展階段順序來。
有一種考古探坑、遺址最讓人興奮，因為它堆疊了很多層，每一層都有器物出土，一層一層挖下去，我們就好像是穿越時空隧道一樣，逆向對我們顯示出文化的發展。這是科學考古學，理解出土的零零星星的器物，把它組合成一個系統的主要的方式。
層位學及考古學使用的科學方法
在科學方法方面，最重要的是分析和還原。例如說考古學裡非常重要的一支稱之為叫做層位學，層位學意味著一個顛撲不破的次序，那就是考古由上往下挖，越靠近地表的它的時間就越晚，越底下的它的時間就越早。所以我們可以挖一個考古的遺址，如果這個遺址有一個清楚的層位，一層一層的，我們就知道前面的一層比後面的一層晚，可是後來的這一層應該跟更深、更底下、更前面的這一層，有著一種什麼樣的特殊的關係？
更重要的是如果有一個好的遺址，它可以幫我們建立起這樣一層一層時間上面的層位結構，我們就可以以這個作為模式，再用來去判斷其他考古遺址上面所挖出來的東西，它可能的時代、可能的先後順序，累積越多的考古遺址，累積越多考古遺址當中的層位的模式，我們對於層位跟時間先後的判斷，也就可以變得更加地準確。在還原方面，比如說我們挖出了任何的器具，我們就可以試著用原來的物質條件，看看用什麼方法，用原來的物質條件試著重新去造這樣的東西。例如說石器，石器到底是怎麼打出來的，石器是怎麼磨出來的？那這個磨需要什麼樣的條件，需要多少的時間跟多少的力氣，需要多少的時間，需要多少的人力。如果我們試著去還原，大概就可以瞭解。
更重要的像陶器，陶器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一種形狀？陶器必須要用什麼樣的泥土、陶器在製作的過程當中要如何讓它乾燥，又需要有多高的溫度才能燒出這樣的硬度，這都是在還原的過程當中就能夠告訴我們那個時代的人，他們所擁有的居住的各種不同的條件。又例如說，我們看到人為挖出來的泥溝，那我們就可以去測試、還原，在可以用什麼樣工具的情況底下，需要花多少人力才挖的出這樣一條溝。我們看到建築有柱洞，我們就可以去了解這個柱洞要怎麼把它挖成這個形狀，要怎麼建，又要怎麼樣把這個柱子放進到這個柱洞裡。那這是科學方法一方面探測，一方面教我們如何累積各種不同的考古的知識，而變成一套有系統的理論。這個系統建立了起來，對於在不同的地方，屬於不同時代的考古遺蹟，我們要如何解讀？就有非常大的幫助。
例如說很重要的，用碳十四非常漫長但又準確的半衰期來測定年代。因為碳是最容易在過去的物質裡面可以找得到的元素，所以幾乎沒有任何的物件，不能夠用碳十四的半衰期來判斷它到底屬於什麼樣的年代，因而包括層位學、風格學那種夾帶非常高度主觀的時間、年代的判斷，這個時候就可以得到碳十四更加確定的一種科學的驗證。不過當然，這兩者必須要配合使用，也就意味著我們要把器物或者是化石拿去進行碳十四測試的時候，你還是要注意到它非常有可能會產生竄亂，除非你清清楚楚地標識了它出土的層位，以及這些層位所顯現出來的前後順序。這樣配合運用，我們今天才相對的可以有把握告訴大家出土了什麼樣的遺址，這個遺址裡面的東西大概是距離我們今天多少年前所產生的。
還有一種非常有用的科學技術，是孢子分析。因為在泥土裡會藏很多石化了的孢子，植物種子各個不同的階段，只要能夠分析出特定的植物的細胞，我們就可以知道，雖然經過了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乃至於幾萬年，那個時代在這裡到底長著一些什麼樣的植物。所以這裡我們可以用來還原當時的居住的環境，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來測定，當時是不是已經有人為的種植，人為的種植種的是什麼樣的作物，因此農業發展的起源跟農業發展的階段，都可以藉由孢子分析清清楚楚地顯現出來。孢子分析以及運用相關的植物證據來還原環境，已經是非常成熟的科學技術。成熟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在上個世紀90年代，在英國就有考古學家開始參與刑案的調查，用什麼方式參與刑案的調查呢？因為開頭的時候有一個特別的案子，有一個兇手，在衝動的情況底下誤殺了跟他同住的女友，他為了要隱藏這個事實，他就把屍體載出去，（開車）開了很長的一段距離。當時他神情恍惚，一方面是受到震撼，一方面又喝了酒，所以他就找了一個地方，就把屍體丟了，藏起來、半埋下來，接著回來。後來案子被破了，他也承認行兇，但是出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大問題，找不到屍體，屍體到底被放到哪裡，他自己都不記得，他自己都不認得了。怎麼辦？於是就有了非常特別的一種方式，就是這樣一位非常傑出的女性的考古學家，她的專長就是藉由植物的證據，來還原考古當中幾百年、前幾千年前的現場。
所以她被找去借著兇手的車子上面所留下來的各種不同的線索，包括泥土，包括裡面所含有的種子，包括草，就單純靠著兇手車上的證據，她還原了那個植物的環境。再開著車，沿著兇手說他走過的路，然後她就看，看到最有可能符合植物環境的地方，她說：“可能在這裡。”
她甚至準確地猜到了，這個屍體沒有完全被埋在地裡面，然後在屍體的上面堆上了一堆落葉，而且說這個落葉是什麼樹的落葉。當然，非常神奇地，真的就在那裡找到了連兇手自己都找不到的埋藏屍體的地方。這是很有名的一個故事，它同時也就告訴我們，今天用科學技術去測定、去還原考古遺蹟已經進步到什麼樣的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