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安七子”中，
孔子的二十一世孫孔融，是出身豪門世族的典型名儒。
他自小就以勤學經書、聰明過人而著名，但他為人剛正，行為不拘俗禮。在漢獻帝即位後任北海相，他在郡時立學校，表彰鄭玄等，倡導儒術，在鄉郡頗有聲譽，人稱“孔北海”。
他曾被管亥圍困遣人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劉備因孔融知他姓名而受寵若驚，立即發兵救助。
年漢獻帝徵其入許都，為將作大匠，後遷少府，又任大中大夫。他一直恃才負氣，善於結交賓客，喜好抨擊時政，義氣不凡。
一、孔融身上顯現有強烈的義氣向尚的黨人精神
所謂黨人精神，即指在漢末險惡政治背景下，清流士人堅守儒家正統思想，以國家為重，不顧個人安危，以追求正義真理為已任，與惡勢力進行殊死的鬥爭，且具有高潔品格的義士之精神特徵。
漢末這樣關心朝政、公而忘私的清流士人是一個政治群體，他們互相品評、彼此鼓勵，勢同惡勢力進行抗爭。
孔融自小有參與政事和敬佩黨人之心。孔融“黨人”做派比較典型的事例是參與解救張儉的事件。《後漢書宦者列傳》描繪了
張儉檢舉侯覽貪汙枉法而受迫害，並牽連出黨錮之禍的前後因果事實
，有關張儉與侯覽的鬥爭，以及當朝志士們的支援一事，在《御覽》卷四百二十引謝承《後漢書》中也有記載。
侯覽因張儉的揭發而打擊報復的行徑，受到了眾士人的反對，張儉性格剛烈、有黨人之風，鄉里朋友皆保護他欲讓他免受其害。
其中孔融兄弟兩人也參與了保護張儉的行動，但因私藏張儉事發，兄弟兩人都面臨坐牢，
這事在《崔琰傳》注引《續漢書》中有極為生動的表述：“山陽張儉，以中正為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為刊章下州郡捕儉。
儉與融兄襃有舊，亡投襃。遇襃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洩，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及襃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襃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
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椒，詔書令襃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
兄弟為保護對方爭相坐牢的美德讓世人稱讚，孔融因此而名揚海內，實際上他內心有著明顯的黨人精神。由此也可看出孔融骨子裡除了儒家忠君報國思想之外，還有崇尚黨人的俠義肝腸。孔融給張儉的評價是“君稟幹剛之正性，蹈高世之殊軌，冰潔淵清，介然特立，雖史魚之勵操，叔向之正色，未足比焉。”
突出了張儉剛正和自然獨立的高潔品性，展示了他特有“黨人精神”。
孔融在年少時崇尚黨人精神，受李膺、範謗等清流黨人的影響頗深，特別在參與張儉事件中能極力推崇他，並不顧個人生死掩護他，顯然孔融具有崇尚黨人義士的思想，和以天下為已任、
嫉惡如仇
的俠義品格。
這種言行比較典型地帶到了他成年入仕後的社會活動，和思想行為中，從而自覺地擔當成平天下、安社稷的責任行動中。
二、孔融文章有濃重的救亂世的實用性及率性為文之風
孔融崇尚黨人精神的行為，直接影響了他獨立人格和積極進取文學風格。曹王《典論論文》評他“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
理不勝辭
。”正因為他的文章充滿著昂揚之氣，風格率性自然，是當時士人功業實用特徵的代表，故深得曹玉的喜愛。
在孔融去世後，魏文帝深好融文辭。
每嘆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曹王不但把他與右下重要文人並提為“七子”，且下令懸賞徵募孔融的文章，為他編輯文集。總體來講，孔融的文章以社會實用性的議論為主，內容主要宣揚仁政、稱讚儒學、崇尚義士，有強烈的伸張正義的教化意向。
孔融存世詩文多為文章，詩歌只有七首。
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孔融在當時文學作品的個性代表意義。一是代表當時儒家思想濃厚計程車人救亂世的內容。動盪的年代英雄輩出，作為儒學淵源深厚的孔融更比有志之士的功業理想強烈些，他的作品多數是關心現實、干預政事、扞發抱負、為國盡忠建議等，
是這一時期曹魏文學反映重社會問題的時代特徵性的代表作。
也是文學自覺風尚到來之前，強調文學的政教功能的一種特質，有其保守的一面，但也有特定時代的匿救亂世的風骨特徵。如他寫給漢末樂師許博士的書信所言：“今足下遠以彝器金石，並志為國家來儀之端，亦丈夫之大勒。”
大丈夫就要一心為國，建立功勳而銘於金石才是人生之要事。
平時與曹操相互談論其它州郡人才，或是相互交流感情時，也多句句國家，篇篇功業大事。
稱讚朋友以德行為要，雖語氣委婉，卻難掩為社稷大業著想的款款深情。
即使朋友之間的書信來往，也同樣如此。如建安三年孔融來許下後，寫給尚未徵召的王朗信中所言：“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
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權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熊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吾句也可窺知，即使是好友間的述情，孔融也時刻不忘與時事政治相聯絡，且多以維護國家利益、讚頌曹操功德為主基調，可見他有強烈的參政意識。
不僅如此，孔融的作品為政治服務的行為目的也十分明顯。
除了許多作品是以“評論”形式來參與政治話題的，如《肉刑議》、《肉形論〉、《周武王漢高祖論》等，還有一些是為曹魏推薦
仁人志士
為的，如前文所舉《上書薦謝該》，從“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謝）該實卓然，
比跡前列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句可知。
他是在竭力為曹魏挽留一名大儒而盡心推薦的。而《薦禰衡疏》中的“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陛下駕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釆，臣等受面欺之罪。”等等，均可見孔融為政權的振興，盡力展才的內心，
也從中窺見他以文為政教服務的寫作動機。二是不拘俗禮的文學創新性的自覺探索。
雖然孔融行文目的多為政教服務，但卻進行了有益的文學體式的探索，比如從他的《六言詩三首》的內容上來看，仍然是以描寫社會現實、痛斥董卓篡逆、悲憫百姓疾苦、頌揚曹操憂國憂民的義舉等，雖然內容依然是為政治服務，但
在詩歌形式上採用了六言模式，語言爽快直白，愛曹操、憎董卓態度分明，感情真摯自然。
從詩歌形式上，打破了傳統四言而進行了六言句式的嘗試。另有《離合作郡姓名字詩》探索的意味更濃一些，這首詩用離合字的偏旁組成二十二句詩，其離合語意為“魯國孔融文舉”六字。這種文字遊戲式的嘗試，
單從實用價值來講的確意義不大，胡應麟曾斥之為“詩道之下流，學人之大戒也。”。
但文學本身就具有文字審美價值，無論是六言形式，或是離合詩形式，都是對傳統詩歌體式的一種自覺嘗試，這種新體式新風格的嘗試展示了孔融個性獨特的美學創新意識，無疑對此後文人在文學創作意識上
更接近文學本質的自覺實踐、進而推動詩體的發展、拓展詩歌的多樣性，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此外孔融的作品中也常常流露出豪爽率真、持才敖世的個性特徵，實為魏晉名士風度的先驅。如他好飲酒、喜交友的“坐上客恆滿，樽中飲不空”之率性直白。還有在《與諸卿書》中批評大儒鄭玄時所言：“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為有所出也”等，
還有嘲諷曹操為曹玉娶叛氏的“武王伐封，以妲己賜周公”之怪論。
堅持學術觀點而毫不留情面，其不拘常理的桀驁態勢，顯而可見。
更有甚者，他曾與稱衡“跌宕放言”的“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其言論完全背離了儒家思想的根本要義，表現出強烈的個人自由意識和反傳統思想的傾向。
三、總結
孔融文章中所充分體現的卓爾不群的傲世氣勢，和激情海灣的才情，為曹魏文學走向自由審美境界，標榜了一種散發真性情的楷模，有力地促進了曹魏文學的自覺創新程序，
這也是許下士人能在文學作品中保持志深筆長、慷慨多氣的風格原因之一。
他的詩歌不多，但散文頗有特點。大體說來有兩點：
一是辭藻華美、悲憫慷慨、氣韻充沛，其中表現在語言上的直抒胸臆、露鋒畢芒、個性鮮明的率性文風，有時代特徵。二是這種特徵與他原有的黨人精神緊密相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