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院文化中的石鼓研究

選自《文藝研究》2010年08期，陳華強

摘要：鼓形柱礎石（文中稱為石鼓）在山西大院及山西其他古建築中普遍使用，本文對其進行整理、研究，總結出晉南和晉中兩地石鼓呈過渡性差異的特徵，並以文化的視野，從以鼓為威、以鼓為尊、以鼓為美、寄情於鼓、借鼓詠魂等方面對石鼓、晉商、音樂三者之間的聯絡作了論述。

山西大院文化作為晉商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建築學上有其獨特的價值。人們常說“建築是凝固的音樂，音樂是流動的建築”，雖然這是一種形象的比喻和審美聯想，但山西大院還的確在基本的物的形式和實體意義上與音樂有著形式上乃至實質性的聯絡。

筆者考察過山西大部分的大院，鼓形柱礎石普遍存在，而且這種應用也由民居宅院向外延展，在一些廟堂、寺院也可以見到。柱礎石是我國古代建築中的一種構件，又稱磉盤，或柱礎，它的作用主要是支撐房屋的柱子和防止地面的潮氣侵蝕木柱。關於鼓形象的柱礎石，有人稱之為鼓石，有人稱之為石鼓。筆者同意後者，前者注重的是石頭，後者注重的是鼓；前者從建築的角度審視，後者從音樂的角度思考；前者關注實用價值，後者關注審美感受。當然，關於“石鼓”，人們會想到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的刻有銘文的石鼓，為先秦文物，其形如鼓，故稱石鼓，有十枚，上刻有詩經等古籍，對研究書法、文學、雕刻等都有重要的價值。在福州市東有一山，上有石形如鼓，因此稱為鼓山，也叫石鼓山。還有始建於唐元和五年，並在宋代大彰其名的石鼓書院，在西南有石鼓縣等等。本文中所論及的“石鼓”僅指山西古建築中的鼓形柱礎石。

一

關於柱礎石的研究並不多見，在CNKI資料庫中也沒有查到相關專論文章，只在一些文章中有零星表述。筆者也注意到有一些出版物在圖片方面做了蒐集和整理，但也僅僅是針對某一大院的石鼓。由此看來，還沒有太多的學者關注作為柱礎石的石鼓。據筆者查考，只有一些關於抱鼓石即門墩的文章。日本學者巖本公夫寫了一本《北京門墩》，他1996年開始收集中國的門墩石，至今已走遍了北京的千條衚衕。但更多人並沒有看重這在衚衕裡隨處可見的玩意，舊城改造時拆除了很多門墩，只有少數被收藏。相比之下，山西大院的門墩石和石鼓應該是幸運的，大院均是文物保護單位和旅遊點，大院的完好儲存是其得到保護的前提。在民間有一些愛好者也收藏了一些石鼓，筆者在山西襄汾縣考察時曾見到一位做仿古傢俱的生意人，他就收藏了近百枚石鼓，還聽當地音協的人說在浮山縣也有人收藏了一整院的石鼓，在襄汾縣丁村博物館也能看到幾十枚石鼓收藏品（圖1、2）。

我國古建築多為磚木結構，門、梁、柱基本上都是木製的，木的大量使用也讓石的使用成為必然，併發揮著基石、固定、防潮的作用。當建築工匠雕樑畫柱時沒有忘記給石的部分也進行一下藝術化的裝飾，柱礎石、門墩石便顯示出了藝術的價值。當然，在北京的故宮、王府以及衚衕中，門墩石的確被藝術化了，但柱礎石卻沒有更多藝術性的裝飾和雕刻。筆者在天安門和故宮考察證實了這個觀點。在故宮的建築中有圓形和方形兩種柱礎石，尺寸都很大，並無過多的裝飾，只是簡單地進行打磨或刻有凹槽，有簡單大氣之感（圖3、4）。另外，在福建三坊七巷的民居中和武夷精舍的建築中也沒有出現鼓形柱礎石，只有圓形和方形，有的雕刻有傳統圖案，有的只有簡單造型（圖5、6）。

然而在山西的大院中卻是另外一番景象：柱礎石几乎都經過巧妙設計和精心雕刻。在發揮其物理作用的同時，有了藝術的昇華，而且幾乎全部都賦予了“鼓”的形象。在喬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莊園、丁村民居、李家大院、丁村博物館，乃至解州關帝廟皆是如此。這並非巧合，也不是一種簡單的模仿，而是在審美和文化視角上的一種統一。在這種廣泛的認同和視覺的衝擊下，在此甚至可以將石鼓與柱礎石等價視之。

二

經過整理，筆者將石鼓分為兩類，一類是單一的鼓形，單層結構，多數呈扁平狀，上下直徑一致，中間隆起略微大於上下面，均刻有明顯的鼓釘，一般高約20釐米左右，直徑在40釐米左右，也有少數小的石鼓直徑在20釐米左右，大的則超過50釐米。其原型是民間的扁鼓。此種形制多見於常家莊園和喬家大院，在王家大院、丁村博物館、運城李家大院較為少見（圖7、8）。

也有少數呈甕狀，上下邊緣均有鼓釘，直徑在40釐米左右，高約45釐米左右。其原型是民間的戰鼓。這種石鼓在常家莊園、王家大院存有少量，在其他大院中尚未發現（圖9、10）。

另一類較為複雜，由兩部分組成，上半部分為鼓形，採用扁鼓樣式，其大小與單獨石鼓相仿（圖2）。也有少數較特殊，鼓高小於前者，約為10釐米左右，其形制與民間說唱音樂中採用的書鼓相似（圖11、12），下半部分多為須彌座；有單層和多層之分，也有圓形（多見於李家大院，圖12）、方形或多角形（圖11）之別。

從其結構來看，大體可以分為上中下三部分，而須彌座的結構就更為複雜，可以細分為土襯、圭角、下枋、下梟、束腰、上梟和上枋等，也可按照下澀、束腰、上澀三部分劃分。也有學者將其“分為底盤、礎身、盆唇三部分”①，筆者也按三部分劃分。大多數的底座呈方形（圖13），上下逐層出澀，中間束腰。底部有的不採用逐層出澀的結構，而是在土襯之上雕有獸足，或是四隻或是六隻或是八隻，依據其底座形制而定，獸足上部雕有獸面，並透過雕有花紋的裙邊相接，猶如連體多足多面獸；有的既不疊澀，也不雕足，而是在垂直面上雕有各種圖案。中間部分最為豐富，有的雕有花紋、植物、動物等，其中獅子較為多見，也有兔子、鹿以及麒麟和龍的形象。還有的雕有人物，在王家大院和李家大院的極少數的石鼓底座上出現了這種情況，在李家大院中還有的雕有手持琵琶、管等樂器的樂人形象；還有的採用鏤空手法雕刻數根竹子連線上下部分，看似樓閣一般，甚是精妙，又有支撐天地之感。盆唇多為獅子舞繡球，四隻獅子各臥一角，面向外上置石鼓，猶如背馱石鼓，呈四獅護鼓狀；有的為八隻獅子兩兩相對，尾尾相連，面向八方，呈八獅繞鼓狀；也有的採用蓮花的花瓣為盆唇，上置石鼓，猶如石鼓自蓮花生。

除此之外，還有的形制較為特別，在李家大院中有一枚底座為八方體，各面刻花，上疊置兩面石鼓，下邊的為書鼓形制而上面的為扁鼓形制（圖14）；還有一枚上大下小，即鼓大底座小，與花盆鼓外形極像，鼓腔上雕有香爐、果盤、陰陽圖、書卷等，猶如一几案又似一祭臺（圖15）。在王家大院中有一枚底座和石鼓均為方形，而在生活中並沒有方形的鼓，上雕有寶相花和馬等圖案（圖16）；還有一枚為通體六方形，石鼓也呈六角，除鼓釘外沒有任何裝飾性雕刻，但石鼓之下的六方底座的頂部的裙邊委婉而下，使生硬的石頭變得柔軟而飄逸（圖17）。宅主人標新立異的精神令筆者尤為感嘆。在大院之外的古建築中也有一些特殊的石鼓柱礎石，運城市解州關帝廟就有數枚石鼓位於底層，在其上立有石墩，石墩之上才是柱子。

帶有底座的石鼓在王家大院、丁村博物館、運城李家大院非常普遍，尤其在丁村博物館和李家大院幾乎都帶有底座，只有在廊柱下為單一石鼓形式。而在喬家大院和常家莊園則是不帶底座的石鼓，同時還有一些其他的形式存在。從整個山西大院來看，石鼓的應用整體呈現出由南向北遞減的現象，在晉南地區最為普遍，基本呈現出帶底座、雕刻精美、多層次及藝術化程度高等特徵。王家大院地處晉中市南部，與臨汾市毗鄰，其雕刻呈現出多層次與單形制相結合的特徵，而地處晉中市北部的喬家大院和常家莊園，則為單形制的石鼓，也有其他形制的柱礎石，如在常家莊園中進士府第養和堂偶見兩組帶底座的石鼓柱礎，經檢視柱子為近期修復物，至於柱礎石為何年代還有待考證。

三

以鼓為威。我國古代對建築的規格有嚴格的規定，至清代，房屋的等級規制不可僭越。但“清代捐納制度為商人擴充政治資本提供了最佳選擇”②，晉商往往透過捐官來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因而也減少了房屋建制上所受的約束。同時，宅主人也不忘在其他方面顯示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品位，在這樣的需求下，鼓的意義和價值便凸顯出來了。《論衡·雷虛篇》說，雷聲實際上是雷神在敲鼓。古人憑藉聲音相似性將鼓與雷聯絡在一起，也將鼓威猛的氣勢和宏大的聲響神靈化。山西有一種民間音樂叫“威風鑼鼓”，人員多，場面大，服裝威武，音響宏大，節奏鏗鏘有力，方方面面都顯示著鼓之威風。鼓之“威”的特性，在某種程度上填補了住宅主人的心理需求，晉商將鼓之威以鼓之形應用到宅居之中，透露出了宅之威以及宅主之威。當然，晉商的“威”不是張揚跋扈的“威”，而是透過艱辛創業、寬厚待人、以信持業積累起來的。

以鼓為尊。在丁村的民俗陳列館中有一對鼓被放置在門廳之下，稱為門鼓（圖18）。左右各置一個，中間放有八仙几案，案上貢有丁氏祖宗牌位。鼓通高89釐米，直徑71釐米，外架有六角六面木製鼓架，各面均有雕花，做工精緻，鼓腔和鼓架均漆為黑色，這與一般的紅色鼓大有區別。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紅色具有喜慶之感，又象徵著富貴，在民間還有辟邪之意；而黑色則顯得莊嚴肅穆，具有穩重大氣之感。在這裡放置黑色的鼓，顯然不是用於敲，而是用於祭，也就意味著鼓成為了祭器或神器。在尊神敬祖的前提下，鼓自然被賦予了超乎尋常的神奇力量和神秘色彩，鼓也具備了尊的象徵意義。山西大院的宅主人為顯示自己的尊貴，大量使用了石鼓，也透露出他們希望受到尊敬的意願。

以鼓為美。鼓的外形之圓人人皆知，除了圓形在物理學上利於聲音的共振和傳播之外，不能排除其形制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尚圓情結的一致性。山西大院的院落外形多為方形，房屋的結構也是方形。此時圓的因素就非常重要：磚為方以瓦為圓來平衡，院為方以井為圓來補充，梁為方就以柱為圓來呼應，以圓形石鼓為柱礎也符合這一審美需求。在石鼓和底座的外形上，大體也能夠體現方和圓審美的平衡，鼓為圓，而多數的底座呈方形或六方形或八方形。崇尚方圓之美的傳統文化在山西大院中以石鼓之美得以體現。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和”居於核心地位。山西大院的主人在這種思維的主導下，將自己的審美情趣、個人意志、對後世的期望及要求融入到建築的各個角落。石鼓上雕刻的圖案和花紋也正是要達到宅主人寄情於物、借物顯貴、寄志於物、借物明志之目的。

筆者對一些大院的石鼓雕刻圖案進行了整理，發現：丁村的石鼓上刻有獅子、牡丹、壽字、祥雲圖案及各種花紋等。李家大院的石鼓上刻有書卷、獅子、蝙蝠、葡萄、祥雲、寶相花、麒麟、篆書文字、龍、各種字型的壽字、蛟龍、荷花、桃以及樂人、兔子、猴子、鹿、仙鶴、牛、竹、仙人、陰陽圖、蘭花及各種花紋等。王家大院的石鼓上刻有仕、馬、祥雲、麒麟、壽字、龍鳳、羊、猴及各種花紋等。運城關帝廟的石鼓上刻有獅子、麒麟、書、畫、鳳凰、寶相花及各種花紋等。喬家大院的石鼓上刻有喜鵲、梅花、琴、書、花、草、瓶及各種花紋等。常家莊園的石鼓上刻有壽字、雲雷紋、獸面、寶相花及各種花紋等。

以上整理並不完整，但足可以看出雕刻內容的豐富。它們且都遵循著中國傳統文化中物與意的固定對應的指代方式，這種方式往往藉助物的讀音、性質特點，透過諧音、借喻、比擬、雙關的修辭手法來表達對物質世界福祿壽的期盼和精神世界中高尚品格的追求。也有的雕刻圖案表達了宅主人對傳宗接代的生殖繁衍崇拜，還有關於政治仕途的，有關於身體健康的等等。

劉熙載講“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透過石鼓上雕刻圖案，的確可以領會到宅主之思，宅主之意。這也是心與物的靈通，意與物的交融。

四

山西大院中石鼓的普遍使用並非偶然，從某種意義上可以稱之為“石為基，鼓為礎”。石為房屋之基礎，樑柱之基礎；鼓是晉人音樂之基礎，晉地文化之基礎。“石為基”有實物為證，“鼓為礎”也有實事可考。

在三晉大地上，鼓的身影隨處可見，在某些地方甚至是村村有隊伍，人人會敲鼓，燕北有云岡大鑼鼓、代縣鑼鼓，忻州有鼓吹樂、二人臺牌子曲，太原清徐有清鑼鼓，臨汾有威風鑼鼓、轉身鼓、花鼓，運城有絳州鼓樂、花腔鼓、高臺花鼓，晉東南有上當牌子曲、八音會等等。在山西不但鼓樂品種多，而且各個有特點，樣樣有絕活，其中不少已入選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還有的全國聞名甚至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響。鼓的普遍性和藝術性已轉化為地域精神，甚至可以不誇張地說，它已經內化為山西人的鼓之精神。

鼓形外圓內空，圓則通達，空則中虛。在《康熙字典》中圓被解釋為圓滿、周全、完備，老子也有“智圓形方”之說。圓在晉商的身上則表現為通達，通達則幹練，勇於拼搏創新，開拓的同時又不失誠信之本，在入世中以圓通的處事方式顯現了成熟的人格，並逐步形成成熟的商業模式。常家家訓說：“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喬家家訓也說：“勤字養財，愛字養家，誠字養友，善字養德。”自古商人重利，但晉商並不唯利是圖，而是君子取財有道，這需要有博大的胸懷為基礎。喬家家訓中說：“敬守此心，則心空。斂養此氣，則氣平。有容乃大，無欲則剛。”空則中虛，空則無慾，無欲則剛。虛是一種姿態，是涵養，也是一種境界，作為商人能夠有如此胸懷實為不易。這種境界與鼓之中空完美統一。鼓之外圓中空，恰與晉商的入世之行為和出世之境界達到統一。

俗語說“響鼓不用重錘敲”，這是對鼓的性質的描述，也是對山西人的性格的寫照。鼓的性質是響，一擊就響，沒有絃樂器的委婉，也沒有吹管樂的連貫，它發音直接，又不失抑揚頓挫之美感。山西人具有北方人典型的直爽、耿介的性格，但又不失智慧。鼓之響與人之直，鼓之美與人之智，或相互影響，或具有本質的同一性，二者內在的聯絡與相似相近，頗為耐人尋味。《樂記·樂本》中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或許是鼓之響能讓山西人抒懷，鼓之美能讓山西人陶醉，才使得鼓在山西有了如此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