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對於當時新的時代，高尚的哲學追求與流行文化相融合。黑格爾所說的“絕對精神”和施萊爾馬赫的“有限普遍存在於無限中，並透過無限表現出來”的思想，少數學者、大眾知識分子、出版商、記者以及鼓手都被簡單地稱為“人民”。
就像引言中所說的，前者在思想的歷史中漫步，進行著影響人們思想的遊戲，而後者則對戰爭的動亂、工業革命帶來的劇變以及新德意志國家的突然出現有著很本能的反應。但是“人民”也有一種本體的本質，在這種本體的本質中或者透過這種本體的本質，任何個體的德國人都能成為“每個德意志人”。
1813年拿破崙大敗，這極大地滿足了德意志人因為法國人佔領和破壞其領土而形成的企盼已久的復仇，也激發了德國沙文主義的大眾文化。這種沙文主義文化旨在促進德意志的統一，使德意志成為歐洲的強國。維也納會議確定戰後歐洲回覆到戰前的君主制狀態，旨在進行復闢。這使得德國統一和成為歐洲強國的雄心幾無實現可能。因此，維也納會議旨在復辟的努力在德國激起了近半個世紀的抗議和革命。
恩斯特阿恩特和弗里德里希路德維希雅恩是德國早期主義流行風中的思想大師。這些人的寫作深受赫爾德爾和費希特為自由解放戰爭搖旗吶喊的影響，他們對德國社會底層的深入接觸比其他“任何政治實體都要深遠。波恩神學教授阿恩特就充滿激情地返歌拿破崙戰敗那一年的德意志人，稱德意志人是仍然保留著純正種族的“純淨血統的人”，並祈求跨越歷史的德意志文化讓這片神聖的土地充滿靈氣和虔誠。路德教的虔誠信徒、國家博愛運動的奠基人和現代體育的創始人雅恩，則呼籲大學生將身體的強健和主義融合起來，形成民族的福音。
威廉海因裡希里爾教授來自慕尼黑大學，是德意志主義運動過渡階段的又一位
重要人物。作為大眾知識分子和新聞工作者，他認為德國村莊和城鎮的每一位德意志青年都是德意志的“精髓”所在。與理查德瓦格納同時代的里爾，發現拜羅伊特的偉大歌劇中沒有人擁有和他一樣作為德意志人應該擁有的質樸和熱情，他推薦在歌劇中改用德意志民歌。與黑格爾的哲學精髓“絕對精神”相對應，里爾思想的精髓在於“人民”，一種深埋於德意志人情感中的根基，給普通的德意志人帶來無與倫比的自信和自我超越的感覺。提到原始的“德意志屬性”，他深信所有德意志人都共享這一原始屬性。他以“德意志屬性”淡化了等級和階級差別是社會衝突或政治分歧的基礎這一事實。於是，他就將“長期不安分的人”，包括貧困的工人、移民工人、猶太人和新聞工作者等，都排斥在具有天賦的德意志人群之外，說他們拒絕同化。
在整個19世紀，隨著沙文主義大眾文化的成長，里爾的論點進行著自我複製。如果一種超然的“德意志屬性”超越財產和階級之外而存在，那麼，原始的德意志信仰也能超越歷史的和宗教的信仰而存在。在這種信仰中，德意志人既是啟示者也是被啟示者，全體德意志人才是最終的實體。。對於所有看上去不成熟和假設的人類跨越歷史的宗教觀念，從康德和黑格爾的各次轉型來看，都是向前持續邁出的步伐，而就尼采的永恆重複信條而言，則沒有什麼進步。
在對德意志人認同的研究中，具有影響力的行為古怪的人、富有卓越遠見的人與阿恩特、雅恩、里爾等審慎的禱告者和組織者走到了一起。耶拿的出版商歐根迪德里希斯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在主持狄奧尼索斯酒神的宴會上，他穿著一條斑馬條紋的褲子，圍一塊土耳其頭巾，穿著令他著迷而普通人都討厭的服飾。他與他的同事們引導了浪漫主義的新一代，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從始於1817年的德意志青年運動中招募而來的。迪德里希斯既不是狹隘的沙文主義者，也不是反猶太主義者。他接受了邁斯特埃克哈特的神秘教導的人類宗教模式。
尋找永恆的民族種族根源就像黑暗遇到光明一樣結束了。如果說這種尋找激發了浪漫主義者迪德里希斯和人種史學者博古米爾戈爾茨“世界公民”的意識，同時卻也催生了偏執者的努力。這些偏執者試圖將世界各民族從文化和生物學的角度劃分等類，19世紀的歧視性種族評判就是由此造成的眾多不幸結果之一。在一種似乎比烏托邦和世間的至善完美還難以讓人相信的文與中，這樣虛幻的想法也是不會成功的。“兩個靈魂，哎呀！在我的商膛中，每個都離開並且排斥他的兄弟”，這是歌德在提醒新世紀的人們，分歧依然存在，衝突無法消除。完美總是在半途與不完美不期而遇，這是一條不言自明卻又難以為人理解的公理，無限制的人類和社會進步的“新時代”是一種虛構。
德國種族理論家從康德那裡獲得了第一塊構建理論體系的基石。康德認為，地理位置和種族特點之間有一種聯絡，他稱之為一個民族的“生命驅動力”。就像神學之於費爾巴哈一樣，對於康德而言，地理學就是人類學：不同的地區造就不同的種族、不同的動機和行為。對於康德這種種族和文化之間的溫和聯絡的思想，約瑟夫阿瑟一德戈平瑙伯爵這位尼采極為推崇的一位種族學者，給其增添了不同的定數，即種族越純潔，就越能經久不衰，優於混雜和衰敗的種族。第二塊種族理論奠基石就是對所謂“雅利安人”的發現。這是一個假定的印歐民族，這個民族被認為在公元前2000年從印度中部的家園向西方遷徙。透過對本土農民文化的研究，當代英國和德國的語言學家得出結論，認為這個含糊不清的、很可能是虛構的民族就是盎格魯一撒克遜人的原始祖先。19世紀後半葉，理查德瓦格納的女婿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就這一主題進行了大量的創作，這使得瓦格納在拜羅伊特市的家成為這些生物種族主義者思想的基地。張伯倫是英國一位家境殷實的海軍上將的兒子，但他加入德國籍成了德國公民。在世界種族研究方面，他是非常重要的權威專家，尤其對德國一猶太關係史研究倍感興趣，並於1900年出版了一本德國一猶太關係史的暢銷書。張伯倫不是粗魯的反猶太分子，儘管如此，他卻認定德意志猶太人是雅利安人保持其純潔性的主要敵人。雖然猶太民族只是一個人數不多、正在走向衰亡的民族，但是他們對待法律近乎虔誠的信奉使這個民族極具威力，這也使他們成為對德意志人的一種深信不疑的威脅。與戈平瑙伯爵不同，張伯倫認為種族純潔性不可能自然產生，但可以“像賽馬和福克斯獵犬”一樣進行培育。數十年之後，這種學術性的推測被證明是一個極為不祥的徵兆。阿道夫希特勒，一位奮鬥不止的納粹黨領導者，曾讀過張伯倫的著作。在張伯倫臨終之時，希特勒拜見了病床上的這位老人並親吻了他的雙手。雖然沒有人能夠想象到當時的情景，然而，這一親吻卻拉開了德意志對猶太人長期的種族主義壓迫及種族滅絕的序幕。
面對“新時代”對德意志過去主流思潮的狂熱追捧，19世紀的德國並不缺乏實力強勁的背道而馳者。有兩位人士，他們都置身於革命的烈火之中，以此來提醒他們同時代的人們，曾經的德意志人是何等英雄人物，這便是路德維希馮貝多芬和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貝多芬的努力使他比歌德產生了更加震撼人心的影響。
啟蒙運動與烏托邦之間：路德維希馮貝多芬
貝多芬和巴赫相似，他用音樂保留了處於嘗試階段的18世紀德意志的二元主義傳統。貝多芬出身于波恩一個服務於科隆選帝侯的音樂世家。與巴赫的家庭不同，貝多芬的家庭生活並不完美。在以後的生活中，他總是力圖逃避這一點，時而宣稱自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私生子，時而又說自己是弗里德里希大帝的私生子。在波恩宮庭，年輕的貝多芬著迷於法國啟蒙運動和康德的絕對命令的高尚信條，這些業已成形的彫響伴隨著他佔1792年來到維也納，預示著他那如同變魔術般神奇的、充滿英雄魅力的音樂生涯的開篇。
拿破崙將軍傲慢自大但提升很快，他於1799年擔任共和國第一執政，1804年成為法國皇帝。在此之前，貝多芬和絕大多數德意志和奧地利的知識分子一樣，都非常欣賞這位法國將軍，並且顯然打算將他創作的《第三交響曲》獻給他。然而，當拿破崙用他擴大的皇權踐踏，法國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之時，貝多芬收回了他對拿破崙的獻禮曲。儘管如此，貝多芬仍鍾情於世俗的、兄弟般的烏托邦社會，至少他試圖在音樂的幻想中去實現這一空想。在這一過程中，和拿破崙一樣，他的思想逐漸從啟蒙意識演進到了對新時代的自我感知的意識。這一結論可以從他晚年用於創作的書桌玻璃下的一句格言中得到驗證，這一格言很明顯是用於自我參考。格言源於古埃及，它寫道：我就是我。我就是一切，過去是，現在是，未來也是——任何世人都無法揭開我的面紗。他既是他自己，世間萬物的存在都應歸功於這種獨特性。
在原始埃及語中，這是對人類自治和自足狀態的描述，前兩句由女人講述，第三句由男人講述。移植到19世紀的德國文化之中，這些話語就成了自我神化的宣言。在舊約《聖經》中，當摩西問上帝的名字時，上帝回答“我就是我”。這種原始尼采式的主張很早就在青年貝多芬身上體現出來，從啟蒙運動那裡得到了靈感。
貝多芬的烏托邦思想在其第九交響曲《歡樂頌》中得到淋漓盡致的表達，最為人稱道，歌詞事實上來自於席勒所寫的抒情詩，關於一個學生的飲酒歌。在音樂領域，貝多芬發揮著如拿破崙一般的影響作用，踐行著革命的最初夢想，首創了用交響樂來嘗試表達天堂樂土、接受祝福的亡者的神秘家園°因此，隨著《歡樂頌》給人們傳遞著一種沁人心脾的旋律，一個統一的人類社會瞬間開始慶祝兄弟姐妹的悄誼，沒有任何世俗的矛盾和鬥爭，預示著一種統一和永恆的和平。
20世紀晚期，在貝多芬傳記作者的善意的筆墨之下，這種兄弟姐妹般的情誼被描述成要為其烏托邦思想辯解。既然沒有不可能的夢想，人們也“無法阻止對人類文明的毀滅性恐怖，無法設定任何東西來阻止奧斯威辛和越南成為人類災難之地的潛在可能性”。
於是，19世紀的烏托邦思想躍入了20世紀。跨越兩個世紀的新時代的人們發現，貝多芬的頌歌是戰勝人類現代悲劇的武器。人們可以原諒貝多芬烏托邦式的夢想，但這種情形卻不會降臨在19世紀初的拿破崙身上，也不會降臨到19世紀末的尼采身上。這種原諒在於貝多芬將其烏托邦式的夢想融化成了一種對信念的狂熱、音樂的心醉神迷和自我犧牲的愛的短暫經歷。這樣的時刻雖然不會長久持續，但卻無法被擊敗。貝多芬也未抱任何幻想，試圖將這種瞬間的神迷狀態帶入現實生活，並以此解開歷史的謎團。在德國的古典傳統中，人們相信，導致人們這樣做的興趣在於一種極權主義的時刻。在這一階段，個人會將自己幻想成上帝。貝多芬充滿沮喪地譴責拿破崙即在於此。
不論是短暫的統一感覺或是完美幻想，這種信念能長久存在於日常生活之中，這種永恆是虛無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前奏。這些信念會催生前所未有的幻想，即沒有概念就沒有物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這些信念為人們堅韌不懈地追求著，它們逐漸地碾碎了人們心中的慰藉，那就是，寶貴的優雅時刻實際上是能傳播和轉達的。在歷史上，這種幻想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憤世嫉俗、厭惡人類的人群，也造就了一批失敗的革命者，他們已經表露出堅定的意志，不能寬恕這難熬的、不完美卻還必須活下去的生活。
現實的無知者：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
奧斯威辛和越南是真實的存在。一個遠離矛盾和衝突的世界就是一個填充夢想的樂
園，而對於那些不能從夢中醒來的人，還會伴隨著夢翼。沒有一個德國人能比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更好地告知烏托邦和現實的區別以及預測將自己置身於烏托邦或是現實之中所產生的結果°他對一個即將變成上帝的人物進行了持續不斷的研究，即《浮士德》。這部作品是德國古典時代對自康德以來至尼采為止的德國新時期思想和文化穩步演進歷程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現代挑戰。自1775年開始，歌德耗其畢生精力完成了這部作品的創作。該書的第一部分出版於1808年，追溯到16世紀，重述了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浮士德博士，為獲得超越人類的知識和權力而把靈魂出賣給魔鬼的故事。作品第二部分於24年後即1832年問世，它追隨浮士德博士的生活腳步，直至它解決了浮士德博士死亡和永恆的答案。
歌德的《浮士德》不是現代的故事而是中世紀意識的現代化，是為已經忘記德國曆史和傳統留下深刻教訓的現代觀眾進行的德意志二元主義傳統的重奏。只有認識到這一點後，人們才需要深入閱讀此書。作品由天上序幕開篇，梅菲斯特惡魔快樂地看著人類的不同天性，質疑作為上帝創造物的人性的善良，對啟蒙運動直接進行了宗教改革的批評。世界的主堅持原來的方式，如同創世紀一樣異想天開。生活有點最好讓他滿足。但是對於你已經借給他的一線天堂之光：他呼喚它是理性——然後，他的權利增加，遠比任何野獸。
一方面受到道德上處於危險之中人類的壓力，而另一方面又渴望透過有價值的行為來達到神的高度，《浮士德》描寫的這種無止境的鬥爭就是人類的生存狀況。教不像是神！這一事實感到太深奧：我是那蠕蟲，在灰塵裡蠕動……這似神般的著迷和欣喜若狂，這最終的存在，難道我，現在只是蠕蟲的我，值得追循……？是的，我不懼怕這些門，這個詞的真相像雷電：人的尊嚴可能與神的高度較量
。
上帝和梅菲斯特打賭，人，曾經善良的造物，依舊善良，並且允許他的對手將浮士德拿來做實驗。雖然浮士德本身有墮落的天性，受困於一種“未被減輕的困境”的生活，但上帝很自信，認為他將堅守善良的秉性，為善良而戰鬥，並得到與之相對應的神的寬恕。浮士德對一切都很瞭解，並直率坦白地承認，他既不是一個易於滿足之人也不是一個善良
之人。他豐富的學識沒能讓他更加靠近無限，也沒有給他帶來寧靜。他希望探究生命的更深層含義，揭示生命的神秘，為了這一目的，他接受了“魔鬼的要求”。上帝離開了，梅菲斯特提出了他的交易，他親自指點，賦予浮士德超越生命的黑暗的權力。浮士德以靈魂意志換取令他為之悸動的魔鬼的權力，接受了將自己的靈魂給予魔鬼的許諾。當我擔保此刻飛行，“啊，仍是拖延，你是如此公平！”然後用不朽的繫帶束縛我，然後宣佈我的最後毀滅！最後，浮士德發現，人類的真正的和平時刻既不是個人融入無限之中，也不是迷失自己成為“一個偉大的人物”，也不存在於其他任何永恆流傳的事物之中。他發現他所追求的和平卻是在世俗道德行為的無私時刻。魔鬼梅菲斯特出借給他最大的權力，允許他為了其他人而慷慨地行使權力。為行使這一權力，他修建了護城河，收回了環繞著鄰居財產的沼澤地，透過不留名的服務他得到了前所不知的自我滿足。現在有我的最新，最好的成績。數百萬的讓我佈置土地……綠色，良田，其中男子和牧人去的地方……是啊！我牢固地堅持這個想法……他只贏得了自由和生存，誰又每天重新徵服他們……我欣然將看到，站在自由的人民之間，站在自由的土地上！然後我歡呼飛行的時刻：“啊，還是拖延，你是如此的公平！”根據約定，這些結束語是浮士德將靈魂授予了魔鬼梅菲斯特。然而，上帝廢除了他們的約定，派天使索要浮士德的“永生的心靈”進入天堂。但這並非浮誇的烏托邦的結局。浮士德僅僅只是歡呼了短暫的片刻，他沒有進行遊說也沒有行使權力。他沒有成為一個毫不含糊的好人，也沒有成為超人。他的缺點依舊，仍然是一個與過去一樣的分裂的人，只是現在，在自己的失敗和幫助他人的過程中，對自己有了更多的瞭解。他也沒能帶給鄰居們什麼神聖的禮物。然而，正如上帝和梅菲斯特打賭那樣，浮士德將會是好人？他先人後己，這就是不同之所在。
結語
當所有這些種族的隻言片語達到一定程度時，一個可預料到的問題產生了：在世界各民族中，哪一個民族最純潔和最強大？許多德意志人認為，應該是北歐雅利安人或者是他們自己。而隨著時間推移，思想正不斷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