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漢初，是中國法制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水嶺時期，西漢初的法制，是在當時的廣大人民群眾普遍痛恨秦惡法的歷史背景下所建立起來的。但是，伴隨西漢王朝的歷史程序，西漢各君王時代又或多或少地繼承了先秦和秦王朝的一些法學思想和法制章條，特別是漢武帝時代，由於當時的西漢王朝也處於與大秦王朝相似的戰爭時期，因此，漢武帝自覺和不自覺地恢復了許多秦王朝時代的專制之法制。到了漢昭帝和漢宣帝時代，漢武帝時代的許多專制政策法規又被朝廷“撥亂反正”糾錯。
漢元帝以降，由於儒生大量進入朝廷高官行列，再加之此時的“五經”不僅僅成為了朝野文化教育的範 本，“五經”教育還在朝野中形成了許多師門學派的政治勢力，這樣，西漢的法學思想宗旨就在不知不覺中被五經儒理所佔領了。漢元帝以降的西漢王朝崇尚儒理的情況，在王莽掌權天下的時代發展到了高峰，當時的朝野均以“六藝”儒理治國，王莽建立新朝後，新莽時代的許多國家政策法規幾乎成為了“六藝”的外殼包裝而已。
但是，歷史有自己的發生、發展的內在規律，國家法制一旦違背了國家文明自身存在的天道人理原則，這個國家文明大廈就會發生崩潰，史載：“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歸殊途，俱用滅亡，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秦亡於暴政，這是秦末漢初的人們有目共睹的歷史事實，但是，西漢王朝又究竟興盛於什麼呢？
西漢中前期的人們還難以作出客觀和正確的評論，一直到了西漢後期，蜀地思想家嚴君平才一語道破了秦、漢各自盛衰的原因，他說：“是以強秦大楚，專制而滅；神漢龍興，和順而昌。”西漢後期，思想家們才具備了對秦、漢兩王朝的政治法律制度進行歷史比較分析的條件，所以，嚴君平認為，秦始皇雖然曾經建立了一統的大中國，但是，大秦王朝因濫用專制之法，其很快就被反秦之火吞滅了。
秦末，反秦各路勢力中，數陳勝、吳廣建立的張楚政權和日後項羽建立的大楚政權的勢力最大，但是，這兩個試圖取代秦王朝的楚政權也與秦始皇一樣因濫用專制暴政而很快滅亡。相比之下，新生的西漢王朝政權之所以能夠取代“強秦大楚”且延續了200餘年時間，主要就是因為西漢王朝初期實行了“和順”的政治法制制度。由此可見，嚴君平認為，所謂的惡政惡法，就是專制之法；所謂的良政良法，就是和順之法。
問題是，專制法制的本質與和順法制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呢？如果要探索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就不能不對先秦和秦王朝的法制歷史做一番溯源和分析。大秦王朝為什麼只存在了短短14餘年就快速滅亡？這個問題，一直是秦漢以降的 中國思想者們長期感興趣的話題，歷史上關於此話題的言論甚多。筆者認為，秦王朝滅亡的表面現象，當然是其專制暴政，但是，秦王朝之所以暴政的原因，則是因為秦始皇繼承的商鞅法家思想道統中存在著人人平等的法制國家機理與人分貴賤的人治國家機理的內在悖論！
這種水火本不相容且悖論的大秦王朝國家文明機理，應該就是秦始皇大秦王朝為什麼會那麼快速滅亡的根本原因。為了更好說明這個問題，下面，我們先引證秦漢以降的幾家探討秦王朝為什麼會快速滅亡的言論。自劉邦於前206年在蜀漢地區中建立漢王國肇始，一直到前180年漢高後去世的整整26年時間中，西漢王朝的初期政權一直處於內外交困之中，因此，漢高後之前，人們還無暇去深刻檢討秦政權滅亡的原因，一直到了漢文帝時代，這樣的檢討思潮和言論方才出現。
陸賈說。漢文帝時的太中大夫陸賈（約前240年一前170年）曾針對大秦王朝的滅亡問題作過一段評論。前194年的漢惠帝二年，時任丞相曹參開闢了西漢歷史上著名的無為政治格局。陸賈根據漢初無為政治的一些成功政治範例，去比照和評論了大秦王朝滅亡原因，他並對治國究竟應該主德次法還是應該主法次德的政治宗旨發表了自己的一番感慨。他認為，大秦王朝時代面臨許多內外交困局面，大秦王朝並非敗亡於不積極治理國家，而是敗亡於過於濫用刑法，客觀上造成了大秦王朝的“暴政”。
因此，陸賈透過大秦王朝敗亡於刑法太濫和刑法過於嚴酷的歷史教訓，他認為治國應注重於德治的教化。陸賈在這裡將“德治”理解成了道德教化之治。那麼，什麼是陸賈所說的“道德之治”呢？由於西漢初流行黃老道家之說，因此，當時的陸賈也不能不受到黃老道家文化宗旨的影響。陸賈所說的“德治”，主要體現在兩點上，一是他說的“是以君子居亂世，則合道德，採微善，絕纖惡，修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聖人之所不失也。”
也就是他認為應該以遵循父子、君臣的禮儀規範原則去政治天下。二就是陸賈認為，朝野應遵循君民均節儉的治國治家方針，他說：“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惡衣）服而謹仁義，不損其行，以增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無事之功，家不藏無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翫好之物棄於下；雕刻綪畫不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民。”
陸賈不是個理論家，他平生雖然也說過許多暴政亡國和德政興邦的言論，但是，今人難見他深刻梳理和分析德治和法治的各自內涵及其彼此關係的理論，歸根結底，陸賈還是個善於為自己所服務的君主進行實際政治謀劃的文臣。陸賈以上的兩個政治建議之中，他認為“德治”應是“修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可能與漢初叔孫通使用儒家禮儀幫助劉邦構建出朝儀制度從而使得漢初朝廷快速進入秩序的歷史事件有關係，而陸賈認為君主執政應該以節儉為本的思想，則應來自於陸賈繼承了墨子的思想。
陸賈所理解的這兩個“德政”建議，後來都被漢文帝採納，當然，更是因為“民心思治”的歷史潮流原因，漢文帝開創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注重節儉和寬和施政的“文景之治”。賈誼說。漢文帝時的太中大夫賈誼（前200年一前168年）曾著作過被後人長期津津樂道的《過秦論》。賈誼比陸賈要更加深入地看到了秦王朝之所以暴政的原因是“廢王道而立私愛”，即，賈誼發現了秦王朝之所以暴政的一個重要政治機理原因，是秦王朝極力維護君主統治集團私利的人治因素過於濃郁和濫用人治的“詐力”。
但是，賈誼比陸賈更加荒誕的是，他居然認為如果秦二世取締了秦始皇的一統中央集權政治制度，而實行“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的重新封建諸侯王國的舊制度，那麼，秦二世也許就能夠挽救大秦王朝覆滅命運了。賈誼的這種“過秦”言論，可能受到了歷史視野的侷限，因為，漢初的劉邦就是透過先分封建異姓王和後封建同姓王的政治手段去最終平息天下動亂的，賈誼當然不會知道他死亡後發生在漢景帝時代的“七王之亂”故事了。
賈誼還看到了導致秦王朝敗亡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與秦歷史上的商鞅變法過於功利而導致了大秦王朝的朝野風俗敗壞有很大關係，他說：“商君違禮義，棄倫理，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賈誼能發現支撐國家文明存在的政治前提，並非僅僅是國家統治者強行頒佈的法令，而主要是國家人民群眾的風俗習慣，這說明他的思想要比一般人更加深邃。
而且，他在他的《新書》中還專門討論了國家社會賴以存在的“禮”與“道德”的內在機理問題，這為日後西漢王朝進行“德治”政治提供了一定的可操作理論依據。賈誼《新書》中的“禮，六術”兩章文字，應該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國家倫理學研究著作。賈誼在生前有意無意之間說出了一個人類國家文明中的重要表達現象，即，國家法治的承載主體，是統治者們頒佈的法制和執法機構；而國家德治的承載主體，則應是平民百姓們奉行的禮制習俗和平時的風俗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