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

1948年5月19日，美國公佈了“特賴伯計劃”，想要扶持日本財閥。當時的中國飽受日本人踐踏十四年之久，

人民的憤怒早已達到了頂峰，愛國志士朱自清先生也不例外。

他在《抗議美國扶日政策並拒絕領取美援麵粉宣言》上籤了字，拒絕購買美國的平價麵粉，使本就清貧的生活雪上加霜。

在飢寒交迫的夜晚，朱自清的日記中有這樣一行字：“6月18日，此事每月須損失600萬法幣，影響家中甚大，但餘仍決定簽名。因餘等既反美扶日，自應直接由己身做起。”

胃病纏身的朱自清，為表愛國志，拒領餬口糧。一個月之後，最終在病痛的折磨下去世，時年五十一。自此，朱先生的民族氣節世人皆頌，我們失去了一位愛國志士，但收穫的是在朱先生的氣節鼓勵下湧起的千千萬萬愛國者。

大師的對峙

在如今的和平年代，朱自清作為愛國志士的背景遠不如其文學作品的傳播範圍廣，其中被收入小學教材的《背影》將一位深沉而慈愛的父親形象刻入每一位學子心中，凝聚著父愛的背影也與許多人心中父親的縮影重合。

再者如《荷塘月色》，月光下清麗的盛蓮美景在讀者心中鋪展開來，不得不令人感嘆朱先生文筆之妙，感受之切。但令人出乎意料的是，

竟有人批評這篇名作，甚至暗示朱先生算不上文學大師？

這位批評者不是一位無名小輩，而是被稱為

“以鄉愁之詩撼動億萬華裔”

的余光中。

1972年，已經離開大陸23年的余光中，在臺灣飽受思鄉之苦，臺灣與大陸之間一灣淺淺的海峽，卻是兩岸人民無法逾越的政治鴻溝，愁苦之下，在臺北市廈門街的舊居中，余光中將思念凝成一首《鄉愁》，撼動了億萬華裔的歸鄉之心。

“批評家余光中”

《鄉愁》其實僅僅是其文學成就的冰山一角，余光中一生涉獵廣泛，成就斐然。他將詩歌、散文、評論、翻譯稱為自己寫作的“四度空間”，是詩壇明星、散文名家，也是優秀的翻譯家。

正是對文學的極度熱愛，余光中的文學標準也高居不下，締造了他另一個身份——著名批評家。

余光中在《論朱自清的散文》中，對朱先生的名作《荷塘月色》中膾炙人口的幾個妙喻強烈否定，認為比喻之間沒有邏輯遞進，也不能發揮主題的含義，全然是個人情緒的肆意宣洩而文學性並不高。

這篇批評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有人認同，也有人持反對意見，但是“評論家余光中”的名號已經響徹文壇。此後

他還批評了戴望舒、艾青等文壇大家

，說其都是浪得虛名，簡直一無是處，言辭之犀利可見一斑。

“血滴子”

上世紀50年代末，余光中在臺灣批評界初露鋒芒。正值急劇變動時期的臺灣文壇，各色文學流派百花齊放，但是相互之間又有諸多詰難，很有“百家爭鳴”的氣氛。在這樣的形勢之下，余光中以其獨特的眼光和犀利的筆鋒在混亂之中開出一條餘氏評論之路。

余光中是智慧的

，多領域涉獵的他總是能夠跳出一種問題的侷限思維而給出客觀的評價，在風雲過後的今天讀來仍讓人暗暗讚歎。

他

也是激進的

，狂亂的環境之下保持理智而受到讚譽也讓他不自覺地置身於混亂之中。一篇後來被稱為“血滴子”的評論文章就是在這時候產生的。

殺人利器

所有人都為余光中的激烈評論耳目一新，但都只以為其針對的只是文學技術上的瑕疵，卻不知道他的文字早已悄悄化為鋒利的刀槍，要將人推入死亡的深淵。

1977年八月，臺灣文壇正處於“鄉土文學”的爭論旋渦之中，余光中當然也在其中。他寫了“一封長信”，附帶幾份影印檔案給陳芳明，當時陳芳明已是人盡皆知的“大陸的對立面”。

在信的內容中，有一份鄉土作家陳映真的文章和一篇馬克思文字的翻譯。余光中將陳映真的文章中涉及馬克思思想的內容一一標註出來，並以紅筆加上眉批，其用心程度不亞於對待自己的文章。

在旋渦當中，余光中還寫了一篇《狼來了》鼓勵臺灣政府對從大陸流傳到臺灣的“工農兵文學”的擁護者加以抓捕，用詞鋒利，態度明確，再加之寄給陳芳明的長信，

陳映真的命運在暗中走向了絕境。

意料之中，陳映真之後被臺灣當局直接拿下，並且拘留了36小時之久。安在陳映真頭上的罪名在當時的臺灣已經是死罪，幸運的是在徐復觀等人不懈的保全之下，陳映真最終被免去死罪，躲過了這飛來的橫禍。

“向歷史自首？”

余光中的行為一時間引起了軒然大波，臺灣當時的政治氣氛下，陳映真被抓實屬意外，但其也確實擁護著兩岸統一，罪名是成立的。大家爭論的是

余光中的手段，以其文壇地位和聲望來說，實屬卑鄙。

直到2004年9月，一篇《揭開余光中的另一面》在文壇面世，內容就是余光中惡意攻擊鄉土文學家陳映真的事。一時譁然，文學成就背後的人品，實在是不敢恭維。

時隔多年，陳映真仍然從事著文學創作，他對祖國和人民誠摯的熱愛貫穿在他的一生當中，是堅定不移的愛國主義者。

“告密案”被爆出之後，余光中已經76歲高齡。他發表了《向歷史自首？》一文進行迴應，大大的問號彷彿充滿了肆意的嘲諷。在文章中，余光中談到此事，只說是本意並非如此，

顧左右而言他，並不提及自己的悔改之意，

令很多人憤怒。

相反，陳映真對這件事看得很開，他說這是

歷史環境造就了余光中的激進情緒

，他可以理解，但對於余光中的迴應態度，他也同樣憤慨和心寒。

歷史的悲愴

而今兩位文學家都已離開了這個世界，只把他們寶貴的文學作品留給了我們。縱觀歷史長河，我們不難發現，

一個人的才情與他的品德其實並非是時時統一的。

魯迅先生在國難當頭之時棄筆從文，是意識到文字的力量非同小可，同樣的，

懷有偉大政治理想的文人往往希望留下振聾發聵的作品，來影響人民，影響時代。

在以文字代替槍炮的同時自然有其他的“槍炮”也在對準自己，同樣具有置於死地的力量。

“告密案”令人心寒，我們都說“文人相輕”，但將對方置入絕境的手段總歸不能受到認同。也有人說，余光中在那樣的環境中無法獨善其身，他的做法也許無可厚非。亦有人連同餘的文學作品一同抵制。不過那個悲傷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無法也再去評判孰是孰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