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初的歷史中，靖難之役是無論如何也無法迴避的大事件。因為它不僅深刻地改變了明朝歷史的程序，也達成了一個千古未有的成就：以一隅抗天下而得勝。

而在整個靖難過程中，黑衣宰相姚廣孝又是一個絕對不可忽視的人物。

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在戰爭期間不斷的出謀劃策，鼓舞軍心，更重要的是，他是靖難之役最初的也是最堅定的推動者。

早在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召集全國有名的儒僧隨侍諸王，為馬皇后誦經祈福之時，姚廣孝便趁著隨侍朱棣的機會大表忠心，精心籌劃了一出“臣奉白帽著王”的好戲。

白帽著王，即王上加白，此為皇也！這樣淺顯的道理姚廣孝不可能不知道，但他還是做了。

要知道這個時期太子朱標還健在，哪怕是朱棣都不得不收斂爪牙，可姚廣孝卻敢大著膽子教唆朱棣謀取皇位。

因此，說他是靖難之役最初也是最堅定的推動者，實至名歸。

但是這樣一來就有了一個新的問題，姚廣孝一個和尚，幹嘛要這麼費心費力地去鼓搗造反的事呢？難道縮在廟裡敲鐘摸魚不舒服嗎？

要知道，明朝初年，由於皇帝朱元璋做過和尚的緣故，全國各地對和尚都是比較優待的，寺廟都有自己的產業，油水足夠姚廣孝吃一輩子了！那麼為什麼姚廣孝還是要孜孜不倦地造反呢？

主流觀點認為這是姚廣孝為了一展個人抱負，這一點是有可信度的。

姚廣孝最初在蘇州妙智庵出家為僧，修習佛學。但是由於天資聰穎，姚廣孝很快就跳出了佛學的侷限，精研儒釋道三教精義，並且取得了不低的成就。

除此以外，姚廣孝在早年就與明初儒釋道各家學術領袖建立了良好的往來關係，並最終獲得了朱元璋的青睞。

由此可見，姚廣孝在當時的身份地位確實很高，脫離了基礎的物質需求後，轉而去追尋更高階的自我價值實現確實講得通。

但是在翻閱了大量史料以後，我卻發現，一展政治抱負或許並不是姚廣孝輔助朱棣的主要原因。

在靖難之役開始前，姚廣孝與朱棣交流的記錄非常少，除了一個“臣奉白帽著王”，幾乎沒有其他了！

反而是建文帝登基後，姚廣孝的出場次數越來越多，進言也越來越犀利，最終坐實了自己靖難總策劃的身份。

當然，也有人認為這可能是由於史料要突出重點，才將之前一些不重要的交流隱去了！

不能說沒有這個可能性，但我個人還是傾向於另一種可能：姚廣孝是因為建文帝登基才開始死心塌地的輔佐朱棣的。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其實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建文帝的為政舉措。

建文帝在位時間不長，很多政策其實都沒能很好的實行。但對於這些政策的記錄還是比較完全的。

從某種方面來說，建文帝和他父親朱標其實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因為他們不僅性格相似，連為政舉措也是一脈相承，都主張限制刑罰，減輕賦稅等寬厚型的政策。

不過在建文帝的一系列寬厚政策中，我卻發現了一條極其刺眼的政策：限制佛教。

這個政策在建文風格的政策裡可謂鶴立雞群，但細細思考卻也情有可原。

前文說過，朱元璋當過和尚，所以稱帝以後對佛教百般優待。

巧合的是，元朝也優待佛教，給了佛教很多利好政策，致使寺廟僧人即便是在天下大亂時依然能“閉門清淨”。

由此，可以想見，在長期的優待中，寺廟僧侶必然已經培養了很大的勢力，積攢了海量的財富。

但是與此同時，僧人不事生產，也不能報效國家。他們的勢力和財富都只為自己服務，根本不管他人死活。這當然會引起當權者的警惕。

建文帝雖然輸了靖難之役，但從史書來看，他並不是一位昏君，既然不是昏君，在瞭解了佛教巨大的勢力之後自然會誕生限制佛教的心思。

而且想得更深一點，說不定早在洪武年間，太子朱標也動過類似的心思，只不過由於過早去世而沒有被史書記載而已。

考慮到建文父子為政舉措一脈相承的特點，這個猜想可能性極大。

這樣一來思路就清晰了，建文帝父子想要限制佛教，那麼佛教願不願意被限制呢？

廢話，當然不願意！

佛教僧人們開開心心在寺裡待著，吃著火鍋還唱著歌，突然就被建文帝敲了悶棍，誰不氣啊！

但是氣歸氣，正面反抗肯定是不行的。既然正面不行，那就側面吧，比如鼓動藩王造反，就是個很好的法子。

所以，如果從這方面來看的話，姚廣孝一心一意地鼓動朱棣造反，也有了很合理的解釋，畢竟他也是一名僧人，自然也要為了自己的佛祖做出貢獻！

而為了限制佛教，建文帝幾乎是快把刀架到佛祖脖子上了，姚廣孝也是被逼無奈，不反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