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在《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分析了漢代，唐代，宋代，明代和清代五個朝代的政治制度的變遷過程。在一書的最後，總結了中國政治制度變遷的四個重要點，分別是：

1。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

2。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治，已造成了社會各階層一天天地趨於平等

3。長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傳統政治下的知識分子，至多也只能維持上三代

4。中國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

在此，我就從這四個點展開來敘述一點個人體會。

1。權力的運作

中國的權力不斷集中，變成中央皇權為主導的政治制度，是從明清兩代開始的。在此之前，宰相能夠與皇帝達成權力的制衡，諸多的政治事務可以在臺面上商議，共同解決。而在明清之後，廢除了宰相，全由皇帝一人定奪。如此，中國政治制度已經不再是一個寡頭官員的政治，而變成了中央集權的專制，外加舉報告密的潛規則，靠的是皇帝一人的“超凡魅力”來維持帝國。正如書中所述，當皇帝的能力尚強，能夠控制的情況下，帝國還可正常運轉；若是碰到能力不足的皇帝，那皇帝就容易被大臣架空，權力旁落，帝國就不可逆轉地衰落下去。

這種人凌駕於制度之上的政治制度的產生是歷史變遷而來，並不是社會演化的必然選擇。而是制度設計者知識不足，使得未能實時地進行改變。相似地，宋代的諫臣職位也是類似的道理。在唐代，諫臣是從屬於宰相，受命於宰相的。當宰相有一些話不好當著皇帝的面說時，可借用諫臣之口來表達。但在宋代，諫臣不再從屬於宰相，但諫言的權力還存在。這時諫臣可反對宰相的政見，而不用負相應的責任，導致了諫臣的權力太大，束縛了宰相干實事的能力。

政治制度大抵如此，設計者考慮不全，就會有不完善之處。在王朝的初期，一起打江山的熟人之間還可維持，但在後期，各自的利益綁架之下，制度的漏洞就被無限放大了。要民主，就是為了防止這些制度的漏洞，能夠在恰當地時候挽救制度。

2。人才的選拔

人才選撥制度的好壞，有不同的衡量指標，一是能否有階層流動，帶來公平；一是能否讓有才幹之人坐上合適的位置。科舉制度在前者方面，做得算是足夠，“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廣泛存在的。但是在能力方面，就明顯不足。經過科舉制度選拔而來的基層官員，或許對於一般的行政任務，以及解決訴訟爭端還能勝任。但在文書的書寫，如何完成上面委派的任務方面就差勁很多。這時胥吏，師爺等編制外人員介入其中，就容易敗壞朝堂的氣氛。科舉制度之內，竟然沒有官場相關知識和技能的培訓，不可說是個大缺陷。

3。徵收賦稅

一個帝國皇權的資金來源自稅收。而稅收主要包括田地的糧食作物收入和礦產收入（主要是鹽和鐵）。在早期，鹽鐵交易還不繁盛時，田地稅收是主要的政府收入來源，而皇室靠的是礦產或山林漁業的收入。在漢代之後，鹽鐵行業收入大大增加，佔政府的絕大部分，田地稅收只佔小部分。

多個朝代的農民起義，都是制度的惡導致的。制度之下，並不考慮到農民是否能否承擔相應的稅收。舉個簡單的例子，政府為了收稅的方便，田地賦稅只收錢財，不收糧食。導致豐收納稅之時，糧食多，但不值錢，需要很多糧食才能換取到足夠的稅錢。商家從中獲利，而農夫稅負過重（穀賤傷農）。這種局面，追根溯源，是古代中國的數字目管理不夠完備，對國家的基本情況瞭解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