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否讀過這本書，《文化苦旅》和餘秋雨這兩個名詞應該沒人會不知道。我也同樣相信，大家對他的態度很可能褒貶不一，對這本書的評價也很可能譭譽參半。要想搞清這種現象的來由，我們或許得將視線轉移到上個世紀末期。餘秋雨曾任職於上海戲劇學院，在戲劇、文學、歷史等方面都有很深的見解。1989年，他先後呈遞23次辭職報告，終於在1991年獲准開始他的文化旅行，這本《文化苦旅》便在這一時期作成。

這本書的發表也經歷了些波折，他在後記中自述，曾被一位編輯的誠摯打動，將手稿交付給了一家不知名小出版社。此社原以為他寫的是輕鬆的旅行指南，收到後發現與雜誌定位相去甚遠，於是進行大刀闊斧的更改，幸而被有慧眼的編輯及時制止並要回稿件，費力復原了原稿，才使此書得以問世。1992年此書一經出版，很快便風靡全球的華文讀書界，被稱為“印刷量最大的現代華文文學書籍”，餘秋雨也被評價是“開創新一代的散文撰寫方式”，被余光中、白先勇、金庸等人盛讚不已。

盛讚之風正颳得猛烈，卻突然捲起一陣批判之風。先有一篇餘傑的《餘秋雨，你為何不懺悔》批判他在文革期間撰寫極左文章，此後越來越多文章湧現，對其歷史文化的準確性，文學作品的侷限性，做人做事的多面性等等多個方面進行批判，此風越刮越猛，勢不可擋，整整持續十二年。有很多連他的書都沒讀過的人，也滿口的“秋雨含悲”云云。後來，這個事情淡出人們的視野，或許大家認清對餘先生的誹謗，更或許大家已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更值得批判”的事情上。

總之這期間，對待如此排山倒海的輿論大潮，餘秋雨始終未解釋什麼。作為文人，他有他的傲骨等到風波散盡，他才著《“石一歌”事件》一文，終於自證清白。“旅”是文章性質的預判，“文化”是思想深度的定位，“苦”是辭藻風格的暗示。“文化苦旅”這四個字是對其散文內容的高度概括，與之格調完美契合。

開篇的《道士塔》就是一記重錘，講了莫高窟的王道士用極少的錢財作為交換，將敦煌石窟中難以計數的寶貴文物親手送交給外國冒險家。他抱著白花花的銀子，一臉恭敬地目送著那些承載中國璀璨文化的馬車駛向國外，眉眼彎彎，趁著他們沒走遠還招招手。王道士的蠢舉本就令國人憤慨，筆者在字裡行間剋制著流露出的痛苦、哀婉和無奈，與讀者產生巨大的共鳴，使所讀之人無一不熱血倒流、目光如炬，牙花子被咬得直冒火星。

完全可以把憤怒的洪水向他傾洩，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傾洩也只是對牛彈琴，換得一個漠然的表情。讓他這具無知的軀體全然背起這筆文化重債，連我們也會覺得無聊。

在一般人看來沉悶、安靜、傷痕累累的文化遺產，在他眼中卻是與祖國跨時域、跨地界溝通的媒介。站在那片斷壁殘垣的面前，歷代國人的生活圖景徐徐在他眼前展開——皇宮貴族、王侯將相、布衣平民、富商巨賈、文人墨客、劍客俠士，從他們的垂髫到黃髮，到他們後代的及笄到不惑，一代代的更迭，一朝朝的傳遞，在這片壁垣之前上演的是我們民族的繁衍和發展。

他還寫了柳侯祠、都江堰、三峽、洞庭湖、青雲譜，還有上海、蘇州、開封、南京等城市。他四處遊歷，記述文化廢墟的前世今生，講述城市的滄桑變化。他的遊記乍看之中少了點人情冷暖，可是仔細品味，卻充斥著人文關懷，探索著人性的尺度和邊界。

原以為這是本純粹的散文集，但看到《牌坊》，又被他優秀的小說功底折服。他的小說很有上個世紀文人的寫作風格，是文言文與白話文交融妥協所孕育出的產物，讀來感到渾身通透，似乎再多一句都是廢話，少一句也就散架。

他的散文中有小說，有傳記，有地方誌，有風景，有歷史，有詩歌，展現了他深刻的思想核心和極具震撼力的語言，同時也揭示中國文化的內蘊，探討歷史和人生的深層含義，是集餘秋雨的文化儲備、藝術修養、人文認知的大成之作。有人說餘秋雨的讀者多固定在青年人群，我無法評論，只想與時間約定，待三十年後再讀餘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