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香囊有著長久的歷史。唐代《步輦圖》中的使者腰帶上垂掛著一長方形筒。之後則可以見到採用這種結構囊或筒的文物實物。

唐 閻立本《步輦圖》卷北京故宮藏

宋元時代，算袋式的詩筒在真實生活中普遍存在，是文人們離不開的一種方便文具。根據這一現實情況，繪畫又將詩筒提煉成具有符號性質的影象或說“畫樣”，一旦涉及士大夫遠離廟堂、山林自放的場面，往往就會附上一個提詩筒的僕人。反過來說，只要畫中出現有詩筒，也就意味著在大自然中陶冶詩思這一層意義。

《步輦圖》卷區域性 區域性所示吐蕃使者祿東贊腰帶上垂掛著一隻帶有罩蓋的長方形筒，筒側一路設有細管，由掛繩從管中穿過

至明代，高濂《遵生八箋》的“遊具”中仍列有詩筒一項，置於“備具匣”的上層抽屜之內。這位設計家還獨出心裁地發明了一種“葉箋”，即在紅、綠、黃三種箋紙上印出葉脈紋路，再剪成楓葉、蕉葉、貝葉的形狀，置於詩筒內“以錄詩”，“若山遊偶得絕句，書葉投空，隨風飛揚，泛舟付之中流，逐水浮沉，自有許多幽趣”，把李賀的創作方式進一步浪漫化，轉變為文人向大自然抒發情懷的優雅游戲。這一創意或許受到時代更早的《山家清事》的啟發，這本設計集中主張，用一種以帶露葵葉研汁染成的綠箋置於詩筒中，“又豈不愈於題芭蕉、書柿葉”……

明仇英《人物故事圖》冊（十冊之一）在一位倚松沉思計程車大夫身後，有童子提著方形長筒

不過，從明代的繪畫藝術與出土實物中，似乎難覓算袋式詩筒的蹤影。仇英《人物故事圖》的一幀中，在一位倚松沉思計程車大夫身後，有童子提著方形長筒，不過，我們知道，這一組作品乃是前代畫作的摹本，並不反應明代的實際情況。倒是馬軾所繪《歸去來辭圖》之“問征夫以前途”一段，在主人公陶淵明身後，一位童僕牽驢，另一位童僕挑擔，擔子的一端懸掛大酒葫蘆、劍與書函，另一端則為琴囊、麈尾、淨水瓶與淨水囊、用包袱皮裹起的書卷以及一隻帶蓋長圓筒。依照傳統來看，這個長圓筒就是詩筒，不過，它並非算袋結構，而是在筒身的肩頸處裝有豎向的貫耳，橫繞一條套索。

明萬曆刊本《金印記》插圖 跟隨在年輕文人身後的僕從所挑擔頭，出現了一隻標準算袋式詩筒

此外，明萬曆刊本《金印記》中，跟隨在年輕文人身後的僕人所挑擔頭，倒是出現了一隻標準的算袋式詩筒。總之，算袋式詩筒的形象在明代藝術中遠不人前代活躍。到了清代，一如揚之水《筆筒、詩筒與香筒》（《終朝採藍》，135頁，三聯書店2008年）中所論，詩筒的形式之一，與筆筒、香筒並無大的區別，就是一隻帶底的圓筒而已。

清金香囊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不過，有意思的是，清代上層社會的生活習慣中，不乏昔日馬背民族的作風的餘緒。男子腰帶上掛帶各種隨用小物件，便是之一。於是，在清代懸於腰帶的小物件中，算袋式結構獲得了新的表現機會，不僅香囊，火鐮袋等囊袋也會採用這一形式。這一形式還傳入了日本，在當地發展出精緻而實用的煙盒形式。

金漆嵌螺鈿孔雀牡丹三層煙盒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整個盒體由四層套盒組成，經縱貫兩側的絛索連為一體，絛索在盒底結成一個大花結，於盒上方則有紅珊瑚珠起押扣作用

如現藏故宮博物院的一件洋漆孔雀開屏紋煙盒即是一件典型的日本特產算袋式煙盒，整個盒體由四層套盒組成，經縱貫兩側的絛索連為一體，絛索在盒底結成一個大花結，於盒上方則有紅珊瑚珠起押扣作用。

揚之水《筆筒、詩筒與香筒》一文中，引《紅樓夢》庚辰本脂批：“詩筒，身邊所佩之物，以待偶成之句草錄暫收之，共歸至窗前，不至有亡也。或茜牙成，或琢香屑，或以綾素為之，不一。”明確說到，清代尚有一種掛在腰帶或身上其他地方的詩筒，這種詩筒有絲綢制的軟囊，但也有參以嵌象牙、填香等工藝的硬質材料做成者。鑑於這一時代算袋式佩物頗為興盛，有可能脂批所說的詩筒正是古老算袋的一次隔代的復興。

如果我們仔細留意，也許還能在清代傳世品中找到這種算袋式詩筒的實物呢，既然能夠佩戴身邊，它必然輕巧玲瓏，是彰顯這個時代工藝水平的可愛精品。

內容整編自：孟暉《算袋與詩筒》《紫禁城》2011年8月刊 ，感謝紫禁城雜誌及作者提供資料，如有問題私信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