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運動一般視為清朝大權從八旗集團到漢臣集團的轉移的開端。
實際上，朝廷大權早在雍正朝就已經開始了。
歷朝歷代封建社會，權力關係網的產生、結構、運用和轉移都會受到極大的關注。
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科舉制度產生的龐大權力關係網。
大多數文人士紳官員都會用大家同出一個師門這樣的關係在遠方的城市特別是京城、省會等城市為自己尋找友人，他們這樣接觸的目的是了編織對自己當官有用的盟友網和恩眷網。
這種所謂的關係網與官僚制度一樣出現得很早，長期以來幾乎一直受到所有人的譴責。
清初朝初期的皇帝和官員都對看待晚明時對立文人士紳官僚間的暴力對抗感到震驚。
康熙帝和雍正帝嚴厲指責批評文人官僚們結黨之弊，稱他們只代表自己的個人私利而不顧國家和公眾利益。
一些很理性客觀的文人也大力批評這種關係網。
官僚們只要進行鬥爭，就一定會指責他們的對手在拉幫結派，大搞關係網。
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一直想整肅關係網以削弱官僚體制中的個人關係，讓政治遠離文人士紳圈子
。
然而，他們至多也只能對官員們關係的影響面有所一些較少的約束能力。
關係不僅與制度有關，就是對皇帝和官員也很重要。
因為全天下最大、最有力量的關係網是編織在統治者的親信和信任的人周圍。
甚至就是譴責朋黨和關係網的雍正帝，他也是主要依靠與他個人關係深厚的幾個人來完成改革的，比如年羹堯，比如李衛。
中國歷史和文化上關於這種權力關係網都是稱之為朋黨。
對朋黨的指責都是因為大多數的相關描述都集中於個人（用絕對化的語言），而不是集中於基本原則和其動因。
不過，我們還是能夠設想出著這關係網在清代朝是如何發揮作用的，並分析這些關係網是如何分三個階段影響到皇帝和其發揮作用而變化的方面。
第一階段
清朝從皇太極建立清朝到18世紀30年代結束。
這一階段是皇族的王爺和滿八旗機構在起主要作用。
在清朝統治的頭一百年，高層政治中有兩個相互競爭的方面：按照明代模式重建的官僚體制和由皇族王爺領導的滿八旗旗人。
表現在政治上的特點反映出滿人不斷地與不同的人結盟，先是與遼東漢人（漢軍旗人），後與在順治朝壟斷科舉的北方漢人，最後（三藩之亂後）與長江下游的精英結盟。
與旗人尤其是與王爺和皇帝本人的關係對仕途順遂十分重要，而為皇位繼承不斷引發的鬥爭以及攝政（輔政）之間引發的暴力也在不停地使官僚政治中出現裂痕。
這一階段被雍正時期和乾隆初期採取的一系列措施有效地終止了：
旗人最終被官僚化，王爺的權力基礎被消除；翰林院作為走上仕途的一條中間渠道得到恢復；軍機處成為最高層決策的場所。
第二階段
從18 世紀30年代到19世紀20年代結束。
在這一階段，
一是科舉，二是軍機處成了政治關係的主要關節點。
出現了範圍更廣的關係網，在編織這些關係網的時候，皇帝的恩寵仍很重要，但對滿八旗和漢人來說登上權力階梯的主要途徑這時已是科舉考試製度。
儘管有名額限制，來自長江下游的精英分子仍在官僚集團中佔主體。
在全國形成了一個為科舉考試提供生員的書院體系，同時重考據的學術風氣的發展，使得知識界一般不再關注朝廷政策的討論。
與經濟開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一樣，官僚體制也開始變得商業化，靠當官發財更為便利。
這一階段最有名的人物是乾隆帝的超級寵臣和珅，在18世紀，最後20年內，和大人在朝廷和官僚體制中建立了一個相當龐大的相利互惠顧的人脈關係網。
第三階段
從19世紀20年代一直延續到1911年清朝滅亡。
在這一階段非官僚體制的文人士紳網路一再佔據主導地位，省級官職的重要性不斷上升，滿八旗又重新控制了最高層的朝廷。
這一階段的出現與應對19世紀初的危機狀況有關。
像學海堂（在廣州創辦）這樣的民間書院注重經典和實用教育，促使知識和政治兩條線又匯合在一起。
皇帝和官員鼓勵由非官僚體制當官這條出路，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後，政治上的中重心發生了這樣一個劇烈而不可逆轉的變化，其重心由朝廷轉向各省，權力也從朝廷官員轉為地方上的文人士紳集團。
長江下游地區官僚集團所佔有的優勢已受到到廣東人和湖南人的挑戰，而19世紀50、60年代的太平天國起義又給予這一優勢以沉重打擊。
在朝廷接二連三出了好幾個年青而短命的皇帝，使得滿八旗輔政大臣和其親信聯合統治的局面再次出現，最後由一個婦女慈禧太后掌握了大權。
在這三個階段中，第二個階段就是從雍正開始變革的。
這一階段的關鍵人物是京城或者城市中的官員和科舉考試中的進士，尤其是那些進入翰林院的人。
在乾隆朝，既是詩人又為官員的袁枚稱翰林院為
“洞天福地”
，從翰林院中不但產生官員，也產生主考官，對建立人脈網有著天然的吸引力。
也就是說
在雍正朝之前，大部分朝廷權力握在滿八旗旗人手裡，到了乾隆朝，朝廷權力已經開始向漢臣轉移，直到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之後，朝廷大權已經徹底開始向漢臣官僚士紳集團轉移，其中湘淮軍集團為主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