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濯元年（681），黑齒常之在良非川擊敗吐蕃，史言“常之在軍七年，吐蕃深畏之不敢犯邊”。此處敘常之功業有些誇張，因為擊退吐蕃的第二年，即永淳元年（682），吐蕃又來犯河源軍，並與婁師德戰於白水澗，唐軍八戰八捷，擊退了蕃軍。《此後確實很少見到吐蕃侵犯河源軍的記載了，這說明河源軍的設定與黑齒常之進一步增軍屯守的確是行之有效的軍事措施。所謂黑齒常之鎮守河源軍的七年中，吐蕃“不敢犯邊”，應該指的是吐蕃沒有對唐邊境造成過威脅。

黑齒常之於永隆元年開始擔任河源軍經略大使，在軍七年，其任職的最後一年應該是垂拱二年（686），已經到了武則天統治時期。雖然高宗時期唐朝還未在西北邊地劃定具體的軍事防禦區，但任命將帥於“洮河道”鎮守，在青海以東設立固定的軍隊鎮守等措施，為武則天時期軍事防禦區的形成打下了基礎。弘道元年（683）、高宗崩逝，接下來唐、蕃關係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武則天主政時期，唐朝對吐蕃又開始實行積極進取的軍事政策。

直到武則天時期“隴右諸軍州大使”的創置時期，武則天執政時期唐朝對吐蕃戰線的延長弘道元年（683），高宗去世，中宗即位，但政事均由武則天決斷。第二年（684），則天太后廢中宗，改立睿宗、此後武則天獨掌政權，直到神龍元年（705）才因政變返政於中宗。期間雖然武則天曾改唐為周，但在文中為敘述方便，統稱為“唐”。武則天執政時期，唐廷一反高宗後期對吐蕃保守防禦的戰略，在西域、河西及青海以東地區對吐蕃開展了全面出擊。

武則天統治時期，唐與吐蕃在西域的衝突越發激烈，尤以四鎮的爭奪最為顯著。自高宗咸亨元年四月吐蕃陷龜茲、唐罷四鎮後，唐王朝在西域的戰線被嚴重壓縮。武則天掌權後、重新向西域進軍，雙方在四鎮的歸屬上進行過反覆爭奪。長壽元年（692），武威軍總管王孝傑破吐蕃、收復四鎮。武則天對此戰績相當滿意，她感慨道：“昔貞觀中具綾得此蕃城，其後西陲不守，並陷吐蕃。今既盡復於舊，邊境自然無事。這裡的“西陲不守”指的應該是高宗咸亨年間罷四鎮之事。史籍於高宗和武則天時期兩次記載四鎮，名稱卻不一致。

高宗時期所罷四鎮為“龜茲、于闐、焉耆、疏勒”，長壽元年王孝傑收復的四鎮卻被記載為“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對於這個問題，王小甫先生做出過解釋，他認為唐朝設定的安西四鎮並不是固定的，根據具體戰略的需要，唐朝常以碎葉和焉耆交替充當四鎮中的一鎮。關於唐代安西四鎮的棄置問題，由於史料記載的錯亂和矛盾甚多，學者們也得出了很多不同的結論。

一些學者認為唐自咸亨元年罷四鎮後，直到長壽元年才真正收回四鎮期間唐“僅在調露元年以碎葉為安西府臨時治所，並取代焉耆列入四鎮之列，以便名義上仍然保持對全部西域地區的統轄而沒有能從實際上收復四鎮。”王文才也認為咸亨元年罷四鎮後，直到長壽元年王孝傑擊敗吐蕃，唐廷才在事實上重置了四鎮。但另些學者透過分析史書記載的一些細節，提出了唐朝對四鎮的“三棄三置”說、四棄四置”說和“五棄五置”說，後來還有學者進一步提出“六棄六置”說。諸說主要在以下幾個地方存在爭議：首先在初置四鎮的時間上，有貞觀二十二年和顯慶三年兩種觀點；與貞觀二十二年復四鎮對應的，部分學者提出永徽年間唐曾罷四鎮，後於顯慶三年復置。

其次，史書稱咸亨元年唐罷四鎮後，直到長壽元年才成功收復，但岑仲勉根據史書中前後四鎮名稱的不同（前有焉耆，後為碎葉），認為調露元年唐曾復置四鎮，王小甫支援此觀點，並補充證明儀風三年吐蕃曾再次攻陷四鎮；但另一部分學者如郭鋒等不贊成這個說法理由是收復碎葉不代表收復四鎮。第三，垂拱二年拔四鎮”是否為唐廷又一次主動放棄四鎮。這三個有爭議的問題中，前兩個屬於太宗和高宗時期，只有垂拱二年“拔四鎮”是武則天朝的事，以下僅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