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道即王道，王道即人道，成功之道別被“黑雞湯”汙染
哲學教人們如何思考。哲學的突破離不開科學進步，科學的進步也不能忽略哲學的啟蒙。科學的每一次重大進步會給現實世界帶來重大變革，而哲學的每一次突圍又相應會掀起一場思維風暴。
先秦諸子百家，幾乎是一次發生在兩千年前的人文思想領域的超級星爆，其光彩超越時空，至今映照著人類前行的路途。諸子百家裡，兵家是以軍事理論、鬥爭哲學見長的，但並不能就此認為兵家所秉持的所有思想都是在先秦時期完成首創，並集中誕生的。兵家的各種鬥爭哲學，是人類從遠古時期開始，在獵取動物、部落戰爭甚至打架鬥毆等過程中總結和積累起來的知識財富。
兵家鬥爭哲學最為集中和經典的表達，在相傳為孫武所著的《孫子兵法》一書裡。而這部書的問世，不啻於諾貝爾發明了硝化甘油炸藥。孫武人稱“東方兵學鼻祖”，但就其理論貢獻和思想啟蒙的時間而論，給他冠之以“世界軍事學鼻祖”的稱號也應該無過譽之嫌。
諾貝爾發明了硝化甘油炸藥，為自己帶來了鉅額的財富，也給世界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為此諾貝爾非常悔恨。然而，《孫子兵法》的作者孫武，因為一句話或者五個字，也為後世帶來了比炸藥乃至核彈發明更加巨大的災難。所不同的是，諾貝爾後悔過，孫武可能連後悔的都沒有想過；諾貝爾發明的炸藥產生的摧毀力是對現實的物質世界的，而孫武的這五個字卻是對戰爭倫理、思維方式乃至人類精神世界的毒害。
在孫武的兵家學說沒有廣泛推廣宣傳之前，中國歷史上所有被史料記載，也就是後世人們所知的戰爭都是規則的。戰爭，這個在今天的人看來非常殘忍、血腥的事，在那個時候也要搞得有儀式感，必須在一套公認的體系之下實行。例如，戰爭發動之前，必須釋出檄文或者遞交戰書，向對方申明戰爭發動的原因、目的，約定戰爭的時間、地點，甚至還要公開己方的參戰力量；給對方預留足夠的準備時間；在對方不利於發揮戰鬥力的情形下，也就是雙方情形不對等的情形下不能發動攻擊，否則叫勝之不武；對方發生饑荒、瘟疫等情形的時候，不能發動攻擊；對方如果不願意戰鬥，一個免戰牌掛起來，就不能攻擊……
例如黃帝與蚩尤之戰、商周牧野之戰等等，都是在一個相當嚴整的禮儀規範之下進行的。有這樣一套習以為常且被公認的體系，那個時代的戰爭就更加接近紳士風度的較量或者騎士風格的角鬥，一切都規規矩矩、光
明正大、堂而皇之，勝利的一方因為勝利而倍增榮耀，失敗的一方也會因實力不濟而心悅誠服。宋襄公，曾經的“春秋五霸”之一，然而卻因為親自指揮的一場戰爭，讓自己所在的國家元氣大傷，也讓自己從此被貼上了“愚蠢”的標籤。
然而，如果我們按照當時主流的戰爭倫理來分析，就會發現“愚蠢”這個標籤似乎貼得太過草率。泓水之戰宋國失利的主要原因，是最高指揮官宋襄公屢次喪失戰機。在宋襄公的眼裡，嚴格遵守“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等戰爭戒條，將“仁義”二字首當其衝尊奉好，遠比贏得一場戰爭要重要得多。
而身邊屢屢向宋襄公進言，建議開始攻擊的高階參謀官公孫固，顯然已經與自己的上司站在了兩個對立的立場上；宋襄公當然也重視戰爭的結果，但他認為戰爭的過程特別是對規則的遵守也不能忽視，所代表的一方可以看作是“目的與手段並重”；而公孫固所代表的一方，則顯然是“唯目的論”——只要能夠達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不顧一切規則。
公孫固的出現，說明在這個時候，原本習以為常的戰爭倫理已經開始動搖，宋襄公也不是因為愚蠢而如此，他不過是在履行傳統戰爭倫理衛道士的職責，估計也是歷史上最晚一位衛道士吧。很快，公孫固所代表的“唯目的論”一派終於擊潰了宋襄公所代表的“目的與手段並重”一派，逐漸佔據了戰爭思維的上風，並最終成為主流。
“唯目的論”雖然成為了主流戰爭思維，但當時大家都是心照不宣，做而不說。而孫武在總結他的學說、編撰他的著作的時候，將“唯目的論”思維推到了前臺，甚至登堂入室，成為此後一切戰爭思想的基礎。貫穿《孫子兵法》始終的戰爭思想、鬥爭技巧等等，總而言之就是五個字：“兵者，詭道也”。儘管英國的富勒在《西洋世界軍事史》一書中說：“不相容的東西共存在一起，即為戰爭的起源”，似乎戰爭是人類社會與生俱來的伴生物，但無論什麼性質、規模、結局的戰爭，從整個人類的視角看，都是殘忍的，也都是不應該的。孫武在《孫子兵法》裡提煉出的這五個字對後世的人類最大的危害，就是把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從陰暗面轉換到了光彩面，使後世的人們可以毫無愧色地使用一切陰謀詭計和毒辣手段。
當這種思想徹底佔據鬥爭哲學的最高寶座時，戰爭過程就變得更加詭譎，結果也更加慘烈；嬴的一方既然不是堂堂正正以實力取勝，那麼輸的一方也必然不會心服口服，於是讓戰爭變得更加糾纏不清。然而，人類的整個歷史其實就是一種鬥爭，對自然萬物鬥、與人鬥、與自己鬥，鬥爭哲學的革新也會滲透到人類社會行為的方方面面。
但這種思想似乎更加符合人類的本性，或者說符合統治者的需求，也似乎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否則，在百家爭鳴時候，那些以仁愛、仁政、兼愛、非攻等思想為主流的儒家、墨家、農家等學派，幾乎都不怎麼受待見，很少有哪個國主願意在自己的國家施行這些充滿了仁慈的策略。相反，那些以販賣陰謀與權術為主，主張不擇手段實現利益最大化的兵家、法家、陰陽家、縱橫家思想，卻是人見人愛，誰用得更越是到位，誰就越更加獲取利益。
戰國末期的秦國就是一個典型案例，用縱橫家思想指導外交，用兵家、陰陽家思想智慧戰爭，用法家思想統治臣民，很快在群雄逐鹿中獨佔上風，最後實現了滅六國、並天下的目的。受孫武“兵者，詭道也”思想的啟發，以強調陰謀詭計為核心的軍事謀略思想很快遍地開花，例如曹操就曾經說：“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子討論起戰爭來，也說出了“戰陣之間，不厭詐偽”的名言。
不可否認，即便給這些鬥爭哲學標註上“陰謀詭計”的標籤，但它們作為人類精神財富和智慧結晶的地位是無法撼動的。陰謀詭計追求的是短平快的最近利益，但仁愛、正道、陽謀才是符合人類最終利益的渠道。秦國以法家、兵家、縱橫家為主流意識形態，儘管快速實現了吞併六國的目的，但二世而亡，就恰好說明了非正道不能持久的道理。
而提出這些“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鬥爭思想的，例如孫武、鬼谷子、韓非子等人，也似乎意識到了過度倡導陰謀給人類帶來的巨大危害，所以也相應提出了一定的防範措施，例如《孫子兵法》在《謀攻篇》就提出了“全勝策”，教育和倡導軍事指揮者不能單純追求殺傷，以“不戰而屈人之兵”作為戰爭藝術的最高境界。他是在用這樣的倡導著意壓縮“詭道”思想帶來的負面效應。法家、陰陽家、縱橫家的一些著作，在許多朝代都是皇家專享，不能在社會上公開傳授。民間不能私藏、傳閱兵書、陣圖等軍事謀略書籍等等。但凡是教授人們陰謀詭計的學問被歸類為密學，這其中當然有鞏固統治、壓制反抗的政治考慮，但從另外一個方面看，也說明這些智者早已意識到陰謀氾濫的後果，著力弘揚儒家、佛家、墨家等“顯學”所產生的積極、持久、良性社會效應。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既然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存在競爭或者鬥爭，如果所有人都使出渾身解數搞陰謀詭計，那社會豈非一片烏煙瘴氣，人類又何來和諧、幸福美好的未來？所以說，陽謀才是正道，正道才是王道，才是通往個人成功、家庭幸福、社會進步、人類文明的唯一通途。“陰謀”的“陰”字，本來就是隱秘不顯的意思，是和“陽”相對立的哲學概念，“陰謀”偶爾露一下頭就夠了，能夠引導人類穩步前行在光明坦途上的，必然是象徵溫暖、光明、積極的“陽謀”。
但在今天，隨著資訊傳播平臺的開放和普及，曾經被有意無意壓制的陰謀詭計思潮又開始從陰暗角落走出，甚至又氾濫的趨勢。一些自媒體大V、學者、文化大師，在各種平臺販賣套路、技巧、策略、計謀，例如職場領域的不是教人如何提高自身能力、素質，如何幹好自己的本職工作，而是傳授各種投機取巧、討好上司、逢迎巴結、鑽營苟且的竅門；情感或者戀愛領域的，不去闡釋什麼是生活、愛情、婚姻的真諦，如何付出真愛、博取真心、守護幸福，而是傳授各種套路，教育婚戀階段的男女如何在一段交往中快速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商業或者經濟領域的，不是教人如何誠信經營，如何去以產品和服務爭取市場、吸引顧客、獲取利潤，而是教授人們如何利用人性的弱點，如何去鑽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規的漏洞……
現在的人們對“毒雞湯”已經有所警惕，但這類以販賣“陰謀詭計”為主流的“黑雞湯”，卻在不知不覺之間侵蝕一些缺乏分辨力的公眾，進而危害社會風氣。更典型的“黑雞湯”就是將“陽謀”與“陰謀”顛倒位置，提出“陰謀”才是把持人心、推動社會的根本力量。例如一個“文化大師”就在自己的媒體平臺宣稱：“道德是富人給窮人量身定做的枷鎖，窮人在遵守道德的時候，富人卻在道德之外締造自己的財富大廈”；還有大咖持續宣傳“沒有錢，你談什麼愛，就連父母也嫌棄沒有錢的孩子”；還有“忍讓是弱者思維，強者就是敢於蔑視、挑戰一切社會規則”……諸如此類標榜著揭秘真相、真理放送、成功之道的“黑雞湯”在各類網路資訊平臺不勝列舉。
這些“黑雞湯”因為迎合了一部分人不勞而獲、一夜暴富、快速成功、坐享其成等心理，誘發了人性中貪婪、自私、矇昧的一面，從而獲得了許多缺乏分辨力、洞察力的公眾的追捧，有的人甚至將其作為人生信條、生活哲學“信受奉行”。然而現實是，我們從來沒有看到依靠投機倒把、坑蒙拐騙成功的企業家，沒有看到不經過勤勞耕種就收穫莊稼的農民，沒有不認真學習而獲得佳績的學生，也沒有依賴“套路”、騙術獲得家庭幸福的男女……如果一個人渾身都散發著“黑雞湯”的味道，可能會取得短期效益，但最終會被周邊人和全社會所厭棄。而那些“黑雞湯”販子們，則透過這些譁眾取寵的言辭，實現了增粉、引流、變現的個人目的。
人不能沒有夢想，成功從來沒有捷徑。能讓夢想最終開花結果的只能是正道而非陰謀詭計。正道即是人道，即把自己當人、把他人當人，尊重人、愛護人、信賴人，做事之前先做人，這才是真正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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