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人才治國，是司馬遷探求治道，使國之致治富強的突出貢獻，也是漢興以來謀臣們孜孜以求探求治道的重大突破，小編本次就來講講司馬遷對於人才的思想。
這種人才治國思想，受時代風氣影響，適應形勢發展需要，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探求治國之道，這是漢興以來謀臣們的共同願望和目的。但由於各人的經歷、所處的時代、膽識和水平各不相同，因而見解也不同。賈誼、晁錯等人為國劃策，提出“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的富安天下的謀略，提出“眾建諸侯少其力”、“削藩”的強主幹弱枝葉的主張。漢武帝召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董仲舒等人出焉。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思想。這些對當時治國無疑都起了相當積極的作用。但是，他們還沒有哪一個明確地提出任用人才治國、國之治強的關鍵在任用人才的見解。司馬遷探求治國之道，主張實行德治、富民，選用人才。任用人才治國是漢初探求治國之道的突出貢獻！試以這些謀臣的總結秦亡之教訓為例。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曾想永遠統治下去，可經14年而社稷為虛。
秦王朝為何即速滅亡？這是漢興以來謀臣們紛紛議論和思考的問題。他們紛紛總結其教訓，給治國者提供借鑑。陸賈上《新語》，認為，秦朝“事愈煩天下愈亂，法逾滋而奸逾熾，兵馬逾設而敵人愈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賈誼寫了《過秦》三論，認為秦王朝的滅亡是不施仁義，繁法嚴刑。他說：“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
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賈山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為《至言》，認為秦亡是“不篤禮義，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晁錯則認為秦之衰亡是：“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嗜慾亡極，民力嗜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群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
董仲舒在向漢武帝所上的“天人三策”中也總結道：“秦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慘醋之吏，賦斂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之，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這些人總結秦亡的原因主要是暴酷刑法。
而司馬遷總結秦亡教訓雖然也認為暴酷刑法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如在《李斯列傳》中寫二世即位後行酷法，“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叛者眾。”“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但是，他認為秦亡的根本原因是秦之用人不當。即使是被人們稱為是“竭忠”的李斯，他也認為是亡國的罪人。蒙恬、王翦等大臣，也沒有盡到輔政治國的責任。秦亡的關鍵在於沒有任用德才兼備的人才。
在《李斯列傳》中，司馬遷寫秦二世聽趙高邪言，“嚴法而酷刑”。李斯為丞相，重爵祿，不諫爭，“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上書言酷虐治國，致使二世悅，“行督責益嚴”。在司馬遷看來，秦行酷法也是由於謀臣不臣的結果。對李斯，司馬遷在其列傳中一針見血地批評他說：“不務明政以輔佐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荀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嫡立庶。請侯已叛、斯及欲諫爭，不亦晚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
對蒙恬，司馬遷在其列傳中批評他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是輕百姓力：“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廖，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生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底不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對王翦，司馬遷在其列傳中他“為秦將，滅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殞身。
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總之，司馬遷批評輔秦之將相沒有輔秦建德，而是偷合取容，只顧考慮自己的高官厚祿，終至亡國。秦之亡，關鍵是沒有任用人才。他在《楚元王世家》中大聲疾呼：“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焉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司馬遷所處的漢武帝時代，求賢治國風氣很盛。漢武帝在建元元年就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土，元光元年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元朔元年又下詔：“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漢武帝求才治國，廣招賢者，使得朝廷“濟濟多士”。班固在《漢書》中曾作了這樣的概括：“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缺，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群士慕向，異人並出，漢之得人，於茲為盛。”
司馬遷處於這樣的時代，無論如何要受其影響。因而，他用新的目光來看待亡秦，認為主要原因在於沒有任用德才兼備的人才。但是他也看到，漢武帝所舉的所謂“賢才”，有的施行酷法，急功好利；有的奪民之財，胡作非為。因而，他並不像班固那樣多溢美之辭，而是頗多微詞，如對桑弘羊、公孫弘等，譏諷桑弘羊是“興利之徒”、公孫弘是“飾詐之徒”。
小編認為著司馬遷的人才治國思想既是時代的產物，轉過來又可以碩士為時代服務，其意義也是極為深遠的，對此，你們有什麼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