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評價李杜其詩中嘗言，“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又言：“李白詩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汙下，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王安石直言李白詩格調不高、陳舊僵化，不如杜詩情感飽滿、境情多變，尤其是詩的內容大多與女人和酒有關，沒什麼見識。詩界的李杜王者之爭延續千年，不作綴論，只針對王安石評價李白之辭淺述個人愚見。
一、王安石究竟有沒有資格評論李白
先不妨看看王安石何許人。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慶曆二年（1042年）進士。歷任揚州籤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鬱然病逝於鐘山，追贈太傅。紹聖元年（1094年），獲諡“文”，故世稱王文公。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1）文學修養極深，詩詞書文皆擅。
王安石勤學苦讀，記憶力驚人。其文長於說理，言簡意閡，筆力雄健，見識過人。他知詩詞遒勁清新，豪氣縱橫，對後來的蘇辛豪放派詩詞有直接的影響。其著頗豐，有《臨川集》、《臨川集拾遺》、《三經新義》（殘卷）、《唐宋百家詩選》、《詩義鉤沉》等。
北宋文壇大佬歐陽修稱讚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王安石的書法在當時十分風靡，蘇東坡稱其書“無法之法，然不可學”；黃庭堅說他“書法奇古，得晉人筆墨之意”、“比來士大夫，惟荊公有古人氣質，而不端正，然筆間甚遒”；米芾說“文公學楊凝式，人鮮知之”。
今時有網友慨言，王介甫治國大才，文學只是副業，卻躺進“唐宋八大家”。
（2）頗具政治才能，堪稱大國重器。
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上任即力推新法。財政上推行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軍事上推行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同時大力改革科舉制度，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他還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三經新義》，也稱“荊公新學”，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新法促進了農田水利事業的發展，國家財政狀況有所改善，軍事力量也得以加強，但變法也不同程度的損傷了地主豪強的利益，使改革面臨重重阻力。為此，他大聲疾呼“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堅定不移地推動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全方位變革。最終使這次變法成為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威武雄壯的社會變革運動。
（3）為人處事口碑不錯，人品很能打。
經科考入仕，先後在多地主政一方，體恤民生疾苦，屢次上書朝廷，建議興利除弊，減輕百姓負擔。甚至敢於突破常規，在青黃不接時，開官倉放存糧，幫助窮苦百姓躲過地方豪強的重利盤剝，體現了難得的“擔當”精神。他一生篤行儒家的孝悌仁義之道，用“恩信”治理百姓，曾“歷歲不笞一人”。
對待政敵不僅不落井下石，反而敢於仗義直言竭力求保，亦可見其磊落一丈夫。因政見不同，身為宰相的王安石曾把蘇軾操練得夠嗆，不僅反對重用他，還將其降職外調。為官為政，作為上司，誰都不可能重用跟自已“唱反調”的下屬，這本就無可厚非。“烏臺詩案”時，蘇東坡扛不住重罰，已經屈打成招，身旁親友無一敢言，都怕沾上“政治血腥”，只有已經辭官的王安石挺身而出上書皇帝，諫言“豈有聖世而殺才士乎”？要知道，蘇東坡“犯事”正是因為蔟擊了新政，王安石卻能摒棄私見主持公道，亦見其品格之高、格局之大。
綜上：王安石的一生，的確稱得上是一位頂天立地的大丈夫。除了寫詩，王安石在為官、為政、為文上均出於李白，是有資格評價李白的。
二、王安石對李白的評價是否客觀？
（1）王安石話說得這麼難聽，為什麼歷史上鮮有名家大手公開抨擊王安石的此番評價？抱庸認為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是宋後的詩詞評論家揚杜抑李的佔多數。二是王安石此語有前因後果，根屬學術之爭。“老不讀李白，少不讀杜甫”，浪漫主義的李白在年輕人群中始終有著超高人氣，但對於學內之人，常更重詩聖。
（2）李杜之爭，看看歷朝各代的文學大腕是何種態度。
①李杜勢均力敵。韓愈有言“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蘇東坡說：“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明人徐增稱，“吾於天才得李太白，於地才得杜子美，於人才得王摩詰。太白以氣韻勝，子美以格律勝，摩詰以理趣勝。太白千秋逸調，子美一代規模”。
②崇李抑杜。四明狂客賀知章最先提出“謫仙”的稱號。為見李白半年跋涉三千里的狂熱粉絲魏顥在《李翰林集序》中有言：“白與古人爭長，三字九言，鬼出神入。”即便杜甫本人，也極敬李白，稱其詩“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在《春日憶李白》詩中盛譽：“白詩也無敵，飄然思不群。”
3。揚杜抑李。元稹的評價是，“李白壯浪縱恣，擺去拘束，誠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猶次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白樂天說，“杜詩貫穿今古，盡工盡善，殆過於李”。
（3）歷史怎麼說？李杜當時，正逢大唐盛世，開放包容，極崇風雅。李白之名先於杜甫，但總體上是李杜並尊的。從元白之後，杜甫地位抬升，逐漸超越了李白。及宋，“揚杜抑李”之風更甚。王安石編選《四家詩》，分別是“杜韓歐李”，李白排第四。蘇轍的評價更是不留情面：“李白詩類其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而不知義理之所在”。《韻語陽秋》的著者葛立方更直接：“杜甫詩唐朝以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望耶！”史言有宋一代，堪稱“千家注杜”。之後的宋元明清，雖是雙雄並舉，實則詩聖的地位仍略高於詩仙。
三、綜述。
學界傾向於認為，杜詩是近體詩的最終奠基人和集大成者。杜詩真正引領並開啟了元白新樂府運動，後世詩人多依近體為宗，皆因受杜詩影響。另外，杜詩又稱詩史，杜詩頗具時代情野家國情懷，它深刻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民生世治，為後人研究史學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抱庸認為，後人稱李白為詩仙、杜甫為詩聖，是十分貼切靠譜的。李白崇道，有仙氣；老杜尊儒，接地氣。李白玩的是風度性情，老杜玩的是家國情懷，二人都是頂尖高手，各懷必殺之技。
王安石首先是政治家，眼光必先著於現實，關係民生，推崇杜詩應是順理成章的事，但他關於李白“其識汙下”的評論，還是略顯激進的，也有失客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