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橙子蘇軾的父親蘇洵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名叫《辨姦論》，文中以預言家的姿態，一口斷定王安石其人“陰賊險狠”，集王衍、盧祀、豎刁、易牙、開方等壞人之大成，一旦由其當政，天下“將被其禍”。據葉夢得《避暑錄話》中說，王安石聽到《辨姦論》後，“不樂子瞻兄弟，兩家之隙，遂不可解”，似乎蘇、王二人就此結仇，以而達到勢不兩立、水火不容的境地。但其實，蘇軾、王安石二人的淵源遠比一篇作者存在爭議的文章要深。兩人不僅在文學上分庭抗禮，還在政治上有許多恩怨糾葛。此外，兩人的關係還被許多文人出於各種目的進行誇張、再創作，使得兩人的真實關係更加撲朔迷離。那麼在歷史上兩人的真實關係究竟如何呢？

01 熙寧交鋒據《宋史·蘇軾傳》、《宋史·王安石傳》、《續資治通鑑》、《資治通鑑長編》及蘇軾詩文集等的記載，蘇軾與王安石的直接或間接交往主要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分別為熙寧時期、元豐七年和元祐初年。在熙寧年間的多次交鋒中，蘇軾曾多次進言、上書反對王安石的新政，最終以蘇軾的自請外放了結。比如在熙寧二年（1069年）時，王安石要求改革取士方法，“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而蘇軾卻在皇帝召見時直陳：“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引起王安石的不滿。再如熙寧三年（1070年）蘇軾擔任廷試的編排官時，又因葉祖洽的考試名次與王安石發生衝突。在皇帝面前，王安石直接評價蘇軾，“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並多次請求罷黜蘇軾。王安石在得意時曾打擊蘇軾，那他是否為小人一個？其實不然。當“烏臺詩案”發生時，已經辭官的王安石還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營救朋友兼政敵蘇東坡，直言“豈有聖世而殺才士乎”。就連司馬光這樣堅決反變法派的人物在生安石逝世後也認為：“介甫無他，但執拗耳”。可見，雖然幾次交鋒之後使得蘇軾仕途大受打擊，但齷齪基本上停留在政治觀點本身。

圖/王安石變法02 金陵相會宋神宗元豐七年蘇軾、王安石的金陵相會是二人關係的轉折點。七月，蘇軾從黃州被平調到汝州時，“道過金陵，見王安石”，王安石親往迎接，“野服乘驢，謁於舟次”，還同遊蔣山（鐘山）。此時的兩人，一個是前途茫茫的流放官員，一個是賦閒在家、身心交瘁的前宰相，又都是文壇上首屈一指的文豪，不由詩酒唱和、相處甚歡。蘇軾文集留有兩信，表明他們之間曾有比較深入的交流：“某遊門下久矣，然未嘗得如此行，朝夕聞所未聞，慰幸之極。已別經宿，悵仰不可言。”當時賦閒金陵後的王安石曾寫過一首詩作表達閒適心情：“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塘灩灩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蘇軾和韻之作更為出名，他借詩充分釋放了與這位政敵兼詩友徹底和解的誠意，“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後來的研究者多將其作為兩人和解的

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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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蘇東坡03 元祐贈文金陵相會後僅一年多，王安石便在金陵病逝了。當時的蘇軾正在汴京任中書舍人，奉命起草《王安石贈太傅救》。蘇軾在文中寫道：“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為，冠群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群於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死生用舍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師臣之位，蔚為儒者之光。”在其中對王安石道德和文章給與了極高的評價。同年，蘇軾還在遊西太一宮時又見王安石留下的六言詩，作《西太一見王荊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秋早川原淨麗，雨餘風日清酣。從此歸耕劍外，何人送我池南。但有樽中若下，何須墓上徵西。聞道烏衣巷口，而今菸草萋迷。”表達了對已逝故人的懷念之情。正如陸游在《跋東坡諫疏草》中說：“天下自有公論，非愛憎異同能奪也。”部分文人出於抹黑王安石或

詆譭

蘇軾的目的而多次編造或強行妖魔化兩人關係的文字，是不能掩蓋兩人晚年親密交遊事實的。參考文獻：喻世華：《千秋功罪任評說——蘇軾與王安石關係及其評價的審視》，《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劉乃昌：《蘇軾同王安石的交往》，《東北師大學報》1981年第3期；戴慶華：《大師之隙——蘇軾與王安石恩怨錄》，《書屋》200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