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後兩千多年的歷史中，農民起義何止千次萬起。但真正獲得勝利的僅有漢明兩朝。何以如此？就在於農民起義的自身問題比較多，例如軍紀渙散、喜歡破壞而不知建設、目光短淺等。這和農民起義領袖自身的交際圈、視野、歷史知識積澱是有很大關係的。

封建社會知識分子雖然不能超脫那個社會，但卻可以結合歷史經驗提出“奪取天下”的政策，從而讓自己得到天下。這就是一種“週而復始”的原地踏步。但問題是，當沒有新的先進思維方式、理念下，這種“圓圈兒”就是必然的。

但這種成功也是有好處的。至少在新建立的朝代初期，皇帝們往往對民生比較重視，百姓的生存狀態也會比被推翻的朝代更好。

李善長的歷史功績就在於初步打破了農民起義的“基因問題”

李善長提出的“效法高祖”其內容比較龐雜，關鍵就是：藉助他人之力，善於根據實力變化而採取不同應對戰略。朱升的“緩稱王”九字戰略、劉伯溫的“避免兩線作戰”戰術，其本質上都脫離不開“效法高祖”。其他諸如軍紀、行政建設等方面，李善長都做出過很大的貢獻。同時，李善長作為文臣之首，對於文臣內部的團結、文武之間的合作也有很大的作用。

正是因為，李善長的重要性，所以郭子興也曾經意欲將其收攏在賬下。在郭子興等人看來，自己的實力比朱元璋強大得多，李善長對此一定會非常樂意。但是李善長的表現很讓朱元璋滿意。

進入朱元璋的隊伍後，李善長對郭子興、孫德崖等人是看不上的，反而對朱元璋青睞有加。一方面是士為知己者死，另一方面則是郭、孫二人難成大器連朱元璋手下的武人都看得出來更何況李某。

在軍紀問題上，李善長也是非常重視的，對於這一問題，大凡知識分子都會對此提出整頓問題。朱升如此、劉伯溫也是如此。

當時，紅巾軍系統內部紛爭不斷的根源在於糧食，農民起義為何會爆發？就是因為農民無法填飽肚子，這個問題是基礎問題。誰先解決糧食問題，誰就有穩定的隊伍。為了肚子就要搶掠，朱元璋為了有軍隊效命，也只能如此。不可能一邊造反一邊讓隊伍搞軍屯呀。所以，搶掠同樣是朱元璋的隊伍的一個特點。

長江沿岸的蕪湖糧庫——太平府——集慶（南京）成為朱元璋、李善長的共同關注點。攻佔蕪湖後，俞通海、廖永忠領導的蕪湖水師投奔朱元璋，得到糧食後，李善長立刻授命張榜禁止搶掠，否則軍法從事。進佔太平後派督查隊伍巡查，膽敢搶掠者就地正法。

李善長不僅在糧草、基礎智謀上為朱元璋出謀劃策，在軍事上也並非“儒生的紙上談兵”

至正十五年（1355年）三月，郭子興病逝後，朱元璋鎮守和州。在朱元璋分主力進攻元兵、元軍趁勢奇襲的情況下，李善長能夠指揮若定、守住城池，可見其有一定的軍事指揮能力，並不僅僅是出謀劃策之人。

佔領太平後，朱元璋自任太平興國大元帥，李善長為帥府都事，可以說從這時起就已經公開確認了李善長的“相”位。之後，朱元璋東下佔領集慶（1356年三月）。

七月，江南行中書省成立，朱元璋任總省事，李善長為參議。朱元璋證券的各種章程制度大多出於李善長之首。

至正十一年（1361年）三月，李善長被任命為大都督府司馬、行省參知政事，從行政後勤到軍事事務全盤由其掌管、處理。

自1361年後，朱元璋領兵在外，先後攻下江州（江西九江）、洪都（南昌）、安牛、鄱陽湖、武昌、廬州（合肥）等地，李善長都作為留守，全面主持朱元璋統治區內的屯田、水利、城市手工業、商業、稅收、貨幣等等。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自稱吳王，李善長任右相國，繼續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關鍵性人物。

作為第一位主動投奔的重要知識分子，朱元璋對其“雪中送炭”也是帶有一種感恩知情的。當然，你會說感了半天恩最後還不是滿門抄斬嘛。其實，這和朱元璋的性格有關，他能活到洪武二十三年的1390年本身就能說明，朱元璋還是念舊情的，不僅僅是李善長樹大盤根的問題。

朱元璋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在他的眼裡侄兒朱文正、女婿駙馬，甚至兒子都給予嚴重懲罰，更何況他人！在他的統治內，你能老死就已經是“九世修來的福氣”。李善長能活那麼老已經是個奇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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