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無為而治實際上是道家的觀念，道家的兩位代表人物老子和莊子，他們對於無為都是極其推崇的。
在老子的觀念當中，人是因為自然大道的運轉而誕生的，自然也就有自身發展所需要遵循的天道，也就是說，用天的道理、用自然的道理來讓人類自然而然的發展，並不需要君主或者其他統治者人為的干涉。
所以，老子主張君主不要太過於干涉社會群眾的發展，也不要特別苛刻地用自身的治理方式來統治社會，要做到無為而治，所謂不聾不啞，不做家翁。
而相比於老子，莊子對於無為的要求更高，老子從來沒有反對過政府的存在，只是僅僅認為政府不應該過多地干預平民百姓的發展，應該讓國家的發展順應自然萬物的道理，也就是說有政府，但無作為。
可是，莊子卻不同，莊子認為的無為是高要求的自由自在，就比如，他在《逍遙遊》中所說的那樣，扶搖而上著九萬里，是一種無所約束的極致自由。
在莊子的理論體系中，根本不需要政府的存在，所謂，上如標枝，民如野鹿，他認為政府的存在是沒有作用的，其只是為了存在而存在，而平民百姓的生活則應該如同一路生存在自然當中一般，無所拘束，只服從於自然萬物的道理。
因此，在道家的觀念裡，無為是他們思想主張的核心要素，也是道家存身立命的根本。只是道家這樣的觀念並不被太多人理解，哪怕時至今日，都有很多人認為，所謂的無為就是不要有任何作為，就是要關起門來朝天過。
所以，道家的發展並不是十分的順遂，也不是非常的興盛，但這些不代表著無為的理念受到了制約，實際上，無為在很多學派的理論體系當中都有出現，甚至如果我們抽絲剝繭地深入來看，其實很多學派的理論核心也都是無為兩個字，其中就包括我們本篇文章要說的法家。
說起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
想必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主張的嚴刑峻法，或者他其他的法治理念，關於韓非對於無為的主張了解的人並不多，但實際上韓非也是主張君主無為的，而且無為的理念，在韓非的整個思想體系當中還佔據著比較重要的地位。
那麼，韓非為什麼會主張君主無為呢？本篇文章，我們就來重點地分析一下這個問題，看一看，韓非對於無為的理解到底是怎樣的？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韓非主張君主無為的理由。
韓非的無為有三個理論原因，首先他認為，君主要無為才尊貴。韓非說，天底下最高階的理論，其實莫過於道德兩個字，而所謂道就是恆大而無形的，是天地萬物自然而然孕生出來的，這並非人類或者其他的力量能夠改變，而“德”則是合理與至極，是人區分於其他萬物最為主要的根源。
也就是說，人生天地之間，道與德都是至高無上的，但是道德本身有作為嗎？其實沒有，但道德本身存在嗎？當然存在，也就是說，他們本身並沒有作為，可是卻依舊至高無上、無與倫比，正因為他們是至高無上的尊貴。
所以，才能運生出萬物，才能成就陰陽，也才能在沒有任何作為的情況下，就讓人們信服，讓人們願意去遵守。
可見，真正至高無上、君臨天下的，實際上並不需要有任何作為，有些東西是自然而然就成就的，比如說“
稱能夠知輕重，尺能夠正長短”
，它們是有了作為才能做到這些的嗎？並不是，它們天生就可以。
那麼，類比來看，君主也能夠駕馭群臣，這都是水到渠成的結果，所以，獨尊者無為，無為者獨尊。
君主既然要唯我獨尊，那麼，就不能夠像群臣那樣整天忙忙碌碌，他需要做的是運籌帷幄，如果一個君主將天下所有的事情都 親力親為，既要當裁判員又要當運動員，那這個君主必然是失敗，當然也沒有人即能做裁判，又能去運動，所以，一個合格而又真正獨尊的君主是不需要有作為的。
其次，他認為，君主無為才是明智的。
道理很簡單，一件事情，有人做，就有人不用做；一個人做了，另一個人就不用做；一個人都做了，那麼大家就都不用做了。
然而，一個國家要做的事情數也數不清，君主能都做得完嗎？當然不可能，那既然都做不完，是要選擇哪一部分去做呢？如果做了這個部門的事情，那另一個部門可能會有怨言，如果做了另一個部門的事情，那麼還會有其他的部門有怨言，如此倒不如什麼都不做。
君主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
，他本身就不必什麼事情都親力親為，一個國家的大部分事情君主不做，他的臣子自然就會去做，而君主閒下來，臣子也就忙下來了。
那麼，是君主一個人忙合算，還是大家都去忙合算呢？當然是大家都去忙比較合適，是群主一個人忙可行呢？還是大家都去忙可行呢？這個問題想必不需要回答。
所以，一個君主無為才是比較明智的選擇，即能夠平衡各部門之間的事務，同時還讓自己能夠有時間統攬大局。
第三，韓非認為，君主無為才是最安全的。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君主一旦做事情，他的行為動機就會被臣子所揣摩，君主事情做得越多，臣下揣摩到的東西也就越多，一個臣子就會比較容易把握君主的心意，如此一來，阿諛奉承的人就會變多，畢竟，去做幾件符合君主心意的事情，就能夠獲得君主的青睞，這自然比十年寒窗苦讀要來得好。
所以，為了避免臣子能夠揣摩到君主的心意，君主必定是做的事情越少越安全，做的事情越少，臣子就越是缺少對比的資料，也就更不容易揣摩君主的心意，在平時的做事上就會更加的平衡。
再者，如果君主表現出操作具體事物的能力，那麼，他的底牌就會被摸得一清二楚，而如果臣子知道了君主的實際業務能力，君主就失去了神秘感，而失去了神秘感，也就失去了領導階級統治臣下的基本能力。
如此一來，這個君主還怎麼當呢？畢竟，並不是所有的統治者，暴露出來的能力都能震懾別人，如此，與其暴露了就會讓人僭越，倒不如什麼都不做。
所以，韓非說，君主無為才安全，意思就是說，君主的“底牌”如果被摸清楚了，那麼，臣子就會試圖挑戰君主的底線，而隨著一次又一次的挑戰，君主的底線很可能會變得越來越低，那這個國家，還有生存發展的“法”嗎？所以，君主無為才是安全的。
如果君主永遠一言不發，面無表情，不置可否，高深莫測，那麼，臣下就會戰戰兢兢，既不敢偷奸耍滑，又不敢欺上瞞下，更不敢覬覦君主的權利，他們就可以按部就班地按照真正的國家發展規則，來做好領導者應做的事情。
很顯然，在韓非的理論體系中，無為與老子體系裡的無為，有著本質的區別，韓非將無為當成了是強者的權謀，相比於老子，韓非的理論更加傾向於領導階層。
其實，老子的權謀是屬於弱者的，在《老子》一書當中，也曾再三強調統治者要放低身段，要能夠以柔克剛，要能夠以弱勝強。
但韓非無疑是強勢的，或者說，他代表著強勢的一方，他的理論應該應用在領導階層身上，就比如我們上述所說的三個原因，無論哪一個都是以君主出發所得出的結論，也就是說，韓非認同無為，那是因為無為對於領導階層有很大的好處，對此，韓非也是直言不諱的，所謂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
他說得很是清楚明白，君主可以無為，因為要在中央，也就是中央集權，君主要統攬權力，然後，用手中的權力去震懾下面的臣民，用手中的權力引導臣民們去做實際的事情。
也就是說，君主只有把握了絕對的權力，他才有能力、有膽量進行無為，因此，韓非認為，權力是無為的前提，而集權則是無為的保障。
其實，事實也是如此，一個人確實可以什麼都不做，但要在這樣的前提下，保證別人為自己什麼都做，就只有手中有權力，如此才能保證無為能夠進行下去，不然，一個人什麼都不做，手中又沒有權力，沒有財富，別人又憑什麼為他做事呢？
放在君主身上，一個君主沒有 攬 大局的能力，沒有唯我獨尊的氣勢，卻依舊想什麼都不做，這隻能說明這個人是個昏君，當然話說回來，一個這樣的君主也不會受到臣子的擁戴，臣子也不會真心實意的去為他做事，國家必然岌岌可危。
因此，韓非的無為其實與老子莊子的都不一樣，老子的無為是社會理想，是一種小政府、大社會、民自治、君無為的情狀，基本上是不需要權力的。
而莊子則更加追求自然和自由，相比於老子的不需要權利，莊子則是反感和抗拒權利，而到了韓非這裡，權力造成為了保證無為的一種手段，一種前提。
對此，韓非的無為其實指的就是權力中心，而體現這個中心的就是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君主，包括各國的國王，同時也包括後來的皇帝，這些人需要做的只是讓臣民們各盡所能，各司其職，而恰恰這就是一個君主權力的體現。
並且一個好的君主，體現這樣的權力是並不複雜，也不困難的。
所以說，在韓非的無為理論中，君主並不是什麼都不做，而是君主只需要統攬大局，大局之外的事情交給特定的人去做。
如此按照韓非的設計，一箇中央集權的國家應該將所有的閒雜人等，包括那些儒生、俠士、縱橫家、工商業者都通通消滅，只留下農民和戰士，以及管理農民和戰士的官員。
這樣的理念當然是不對的，一個國家的組成不應該僅僅只有農民和戰士這幾類人，所以，韓非的理念又是一種專制。
而這種專政的內在卻又無為，因為最高統治權和決策權都在君主手中，君主讓所有的臣民都各司其職，包括他自己也只是 攬 大局，那麼，在自己份內之事之外，就不需要再有任何其他的作為，如此保證整個國家體系有序的運轉，每個體系在每個時間段的運轉方式，都像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而這其實就是韓非的法治。
也就是說，韓非的法家理念把一切的作為交給了制度和法令，而人們只需要在制度和法律之下沒有任何思想的去做規定的事情，換個方式來思考，這實際上是另一個極端的無為，指的是人在自己應該遵循的規則之下去做事。
而在規則之外不能有任何的作為，甚至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就像是蜂蟻的社會一樣，君主穩坐正中央，就像是蜂王，或者蟻后，它們什麼都不用幹，下面的事情自然有那些工蜂和工蟻去做，而這些工蜂和工蟻代表的，也就是在韓非的法家體系之下，只知道按照法定程式做貢獻的臣民。
這其實也是法家的主張備受爭議的原因，它確實能夠打造一個完備的體系，並讓這個體系恰如其分的運轉，可是人家生活絕對不是模具，絕對不能完全的一模一樣，也不會完全的一模一樣，而韓非的要求之下，人只能夠被規則所束縛，成長成規則要求的樣子，連獨立的思想都沒有。
但是，人的社會又怎麼可能與蜂蟻的社會相同呢？所以說，法家的法治其實並不能稱之為是真正的法治，也與我們今天的法治也是有著本質區別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韓非主張的無為而治是有制度保障的，同時無為而治也是君主體系當中的關鍵，它可以讓君主安居其所，讓臣民們前來效力，讓國家得以發展，這也就是韓非所說的聖人之要、四方來效。
因此，無為其實是一個非常宏觀的概念，這個概念可能是道家最先提出來的，但是最終卻並非道家獨有的。
實際上，除了我們上面所說的，韓非對於無為而治的另一種解讀之外，儒家也是講究無為而治的，只不過以儒家的思維方式進行敘述的時候，他們更喜歡把無為而治稱為是垂拱而治，孔子就曾說過，一種好的政治就應該像天上的北斗一樣，自然而然的就是中心。
只是不同的是，在道家的無為而治當中，理論的中心是自然，順應的是自然萬物蘊含的道理，而在儒家的垂拱而治當中，依據的重心則是道德，執政者為政以德，在道德上做出表示，靠高尚的品格來感召民眾，做到像北極星那樣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而放到了韓非這裡，他堅持無為的中心是權利，應用在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君主身上，讓君主透過無為來達到尊貴、智慧、安全的目的。
其實按照韓非對於制度的理解，這樣的體系是沒有問題的，這樣的無為而治以權力作為中心，以制度作為保證，恰恰可以讓一個國家井然有序的發展，雖然，他的理論存在著不少的缺陷和弊端，可是，在諸子百家當中，又有哪一個理論體系是完全完美的呢？對此，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給出明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