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新圓、韓銘、鄭瀟
摘要：在中國傳統書法史上碑與帖是極其重要的兩大部分，兩者都有各自的特徵和審美風向。刻帖之風源於唐，盛行於宋，隨之形成了帖學。習碑之風始於宋，盛行於清中葉以後。受明末書風的影響，清代書法進一步壯大，清代的碑帖之爭是時代背景條件下必然產生的，誰更勝一籌難以下定論，談及清代書法許多人會籠統地概括為“碑學籠罩”。碑和帖各有各的優劣特點，兩者取長補短、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書法風尚。文章以清代碑帖學為例，按照時間發展的順序，從乾隆、康熙年間的重帖，到光緒年間的尊碑，分析各自的利弊，以將二者結合的書家沈曾植為例反思清代書法。
關鍵詞
清代書法、碑學、帖學、碑帖相融
一、清代初期的帖學書風
說到帖學，不妨先從帖的本意入手，《說文解字》中言：“帖，帛書署也。”經過歷朝歷代的變遷，帖可以分為“法帖”“刻帖”。從隋唐起，凡是寫字的小件篇統幅稱為“帖”。到了宋代，為了推廣書法，帛、紙上的名家墨跡、摹刻上石的冊頁成為“刻帖”。到了清代，阮元則把帖概括為真、行、草書體存在的歷代墨跡或刻帖。康有為在其《廣藝舟雙楫》中第一次提出了“帖學”的概念，現如今我們所指的“帖”為歷代墨跡裝訂成冊的法書，用來臨習的範本。從古至今，由於各地的審美差異，南北書風也產生了很大的不同。
從唐代到清初，帖學獨佔了整個書壇。沿襲明代書風，清代初期的書法沿著明代帖學優雅自然一脈繼續向前發展，在清初恢復的科舉考試中，以“二王”為代表的帖派成為風尚，被大加讚揚。由於董其昌、趙孟頫在晚明的影響，清初的康熙、乾隆對其喜愛和推崇，一時朝廷上下開始盛行崇董書風，形成了強大的民間基礎。如康熙年間的“帖學四大家”何焯、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也都開始紛紛臨習董其昌書法，整體形成了秀麗工整的書風。
此後，金石考據學興起，訪碑熱潮開始出現，如傅山是碑學思想最早的推崇者，同時其也用畢生的時間臨寫《淳化閣帖》，傅山提出了“四寧四毋”的論書標準：“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與趙孟頫巧媚的書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獨到的審美為書法的發展開闢了新的道路。晚明遺民傅山去世之後，清初書壇開始衰敗，走向迷惘階段，直至部分書家開始進行書法創新，把目光投向了隸書創作，但在創新過程中還是以清雅秀麗的董其昌、趙孟頫的書風為主。由於長期受到這種風氣的影響，導致作品風格千篇一律，缺失活力，朝廷上下多使用工整呆板、死氣沉沉的館閣體。之後，館閣體書法的影響增大，從官場蔓延到考場，也隨即成為科舉考試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傅山《雜書冊》區域性
乾、嘉時期出現碑帖並行的趨勢，訪碑熱潮的興起導致前碑派出現。所謂的前碑派就是清代碑派的前身，以擅長寫篆、隸書為主，以阮元、包世臣、何紹基為代表開闢了碑學的新風尚。帖學一脈繼續向前發展，帖學家的熱情依然高漲，如梁同書、翁方綱在臨習《淳化閣帖》的基礎上也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竭力發揚帖學傳統中的優秀思想。
二、清代中後期碑學的湧起
清代三百年的歷史是中國書法史上最活躍的中興時期，不僅繼承了宋元明的帖學的傳統，也迎來了碑學的繁榮。清代的碑學思想源起於傅山，他提出“四寧四毋”的論書標準，主張追本溯源學習篆隸，崇尚學古，雖未有明顯的尊碑，但從學習的熱潮上看是早已傾向碑學一方。阮元的《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使得碑學進一步壯大，鄧石如、包世臣等開始提倡學習北碑，並逐漸形成了尊碑一脈，再到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的問世，總結了前人對碑學與帖學的理解並將碑學推到了一個鼎盛時期。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提到“今學者，北碑、漢篆也，所得以碑為主”，所以以上碑學中的“碑”所指的主要是魏晉南北朝時的碑刻刻石，也涉及秦漢之前的篆隸刻石。
清初金石學的出現和訪碑的熱潮洶湧而起，顧炎武、朱彝尊等書家透過訪碑來收集金石拓片，翁方綱曾說：“不為書法而考金石，誠欺人也。”從清初傅山論書標準的提出為碑學的興盛埋下了伏筆，到阮元《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已明確展示出了厚碑薄帖的觀點，標誌著碑學理論的正式確立。阮元認為，中國古代書法分為南北兩派，為我們描繪出了碑與帖在宋以前的發展狀況，根據大量的史料記載可知，阮元“二論”對碑學的研究產生了不可小覷的影響。
包世臣極力推崇自己的老師鄧石如的篆隸，並將其譽為“神品”，鄧石如集眾多大家書法之大成，廣泛汲取秦、漢碑刻的藝術特點，使得篆書更加具有自己的藝術風範，鄧石如對於碑學的進一步發展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包世臣在其書論中體現了尊碑精神，在他看來必須尊崇北碑，來扭轉書壇目前的局面，他對北碑的審美和技法也提出了一套相對完整的觀點，核心觀點是“逆入平出”“萬毫齊力”，進而也更加豐富了碑學的意義，後來他將自己的書論觀點收錄到《藝舟雙楫》中。如果說阮元“二論”是碑學形成的標誌的話，那《藝舟雙楫》的問世則是碑學理論完全意義上的完善，對清代碑學的興盛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包世臣《草書節臨書譜》扇頁
步入清代末年，碑學逐步發展到了鼎盛時期，到了光緒時期興起了維新變法運動，康有為便是此運動的領袖人物，由於他在變法中屢遭挫折，不受朝廷重視，他所有的政治抱負得不到施展，便把精力放到書法上，精心鑽研，最終寫出了《廣藝舟雙楫》，並且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反響。他曾說：“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在書中，他大力提倡改革書法藝術，並對館閣體進行猛烈的抨擊，對碑學的發生、發展、流派、審美風格做出了一套更為完整也更為偏激的理論，他將阮元、包世臣的“揚碑抑帖”發展為“尊碑貶帖”，他認為應注重漢魏六朝的碑刻，特別要尊崇北碑，且後人都應學習其書寫風格。康有為極力貶斥、否定帖學，在他看來唐代以後的碑帖，大都是翻刻之本，都已喪失了王羲之、王獻之筆法的原本面貌，都已面目全非，所以學帖的人往往都不會有所成就。這使得崇尚碑板成為書法學習的主流，最終導致許多書家不去思考只是盲目地模仿，使得碑學變得粗糙，喪失原本質樸的面貌，從而使碑學的發展也停滯不前。康有為到了晚年，他明顯感到碑派開通不暢，在他看來，“千年以來，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
三、碑帖融合的新趨勢（以沈曾植為例）
清代帖學的衰微並不預示著帖學本身的消亡，帖學作為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大體系，並不會因為在某段時間的衰微而降低其自身價值。當然清代碑學在書法史上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清代後期眾多書家開始提倡碑帖結合，單獨地學習碑或帖都將使發展道路越走越窄最終步入死衚衕，無法取得長期的進步。取碑之長，彌帖學之短，融會貫通才能有所發展。
沈曾植為碑帖融合的代表人物，在他探求書學的過程中，對傳統書法堅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態度，並沒有摒棄碑帖任何一方。他在碑帖融合、書法思想、書法實踐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成就，他博學多才、苦心鑽研，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用自己淵博的知識找到了碑帖二者的共同點，開始提倡碑帖融合的書學觀。沈曾植從小飽讀各類書籍，並能把各科知識進行融會貫通，早年受包世臣的影響，在其理論和技法上都有所體現，他精於帖學，深入研究了晉人的行書、唐人的楷書以及鍾繇的書法。在他任職期間，身邊的許多人喜歡珍藏碑刻拓片。受大環境的影響，沈曾植的書法創作研究也從帖學轉向碑學，他在繼承包世臣筆法的基礎上，廣泛取法，融帖意、碑法於一體，使書法作品不僅具有帖學的飄逸瀟灑，也融匯了碑學的雄偉氣魄。
沈曾植作為一名清末民初的書家，處於碑學鼎盛時期，依然敢於質疑當時的學術思潮，他反對將碑和帖分離開，認為二者並不存在尊卑之分，他所提出的“碑帖融合”觀點為當時的書壇開闢出了繼續向前發展的新思路。在阮元看來，“北碑”和“南帖”在形式上有很大的差異，由於受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沈曾植也開始從南北兩派出發，但他的研究主要傾向於二者的相同之處，並沒有像阮元、何紹基那樣誇大北碑與南帖的理論，誇張地讚揚北碑，而是從書法理論的事實出發，探索書法的真理，秉承他的“中和”觀念。在他看來，書體之間都有相互融合的地方，應該取長補短，在他的《海日樓題跋》中充分地展示了“碑帖融合”的觀點。沈曾植在書法的創作中，取漢魏碑板中雄厚寬博的氣勢，不僅注重古代書家的內在特性，還主張結合書法發展的規律，將漢隸、北碑、章草融為一體，不斷探索新的“碑帖融合”的方法，有意識地將傳統帖學與西周金文、漢代簡牘、唐代寫經體等文字相結合，使其氣勢宏大而又不失豐富內涵，既有碑板的古樸又有法帖的筆斷意連。
沈曾植《自作詩稿》
沈曾植一直秉承“中和”的儒家思想，認真鑽研古代書家的筆墨遺存，將其作為書法的研究物件，從而也為“碑帖融合”的書學提供了更廣闊的研究方向，也豐富了書家的視野。碑學和帖學作為中國書法史上的兩大理論體系，都不會因為在一段時期內的衰落而消亡，二者都有各自的優勢所在，都是在研究書法發展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一味地去弘揚或貶低其中一方都將使前進的道路越來越窄。對待傳統，要以儒家思想中的“中和”思想為主體，秉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觀點，既要繼承傳統又要不斷創新。“碑帖融合”並不單純指用碑寫帖或以帖入碑，而是將二者的文化內涵相互融合、相互補充。“碑為帖學，帖為碑用”的發展趨勢不僅成為清代末年的一股清流，也為中國書法史的研究開闢了新的創新思路。
【文章摘自：《美與時代（中）》2020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