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忠民 來源：《外交官說事兒》

作者簡介：

唐忠民

1947年出生，1965年被選調入部當機要打字員，1968年入伍在酒泉發射基地服役，1971年復員回外交部，1979-1985年任聯合國職員，1988-1999當外交信使，1999-2007年任駐英國、荷蘭使館辦公室主任。

常駐代表團及聯工組

我們內部俗稱總領館為南院，北院就是坐落在9馬路66街的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我經歷了凌青和李鹿野兩任大使。

所有在聯合國工作的官員、口譯、筆譯、打字和秘書，共有40來人，都歸屬於聯工組，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一個部門。組長是副秘書長畢季龍，副組長是陳魯直、湯興伯。由組長、副組長和各小組負責人組成領導小組（核心組），有口譯組唐笙，筆譯組高雨潔，我是打字組負責人。聯工組設黨總支，由官員組、口譯組、筆譯組和打字組三個支部組成。

當年，國內派出的聯合國職員與常駐使領館人員的待遇一樣，享受供給制，國家包吃住，保留國內工資，按外交職銜發給美元津貼，唯一不同的是多拿10%的津貼費。剛去時，每月才29美元。這點外匯，積攢幾年，才勉強買個14寸的彩色電視機。平常花錢特別謹慎。

為了學習英語，從中國城花不到5美元買一箇舊磚頭錄音機，還在唐人街發現一商店的褲子一美元一條，大家紛紛去買，於是起名“褲子街”。30年後當返聘信使出差去紐約，聽現在總領館的人還稱呼“褲子街”，感到非常驚奇，沒想到這一稱呼延續30多年。

在聯合國廣場前留影。作者供圖

聯合國等級分明，D級官員，P級專業人員（如翻譯），G級職員。我是G3級，每月約2000多美元，每月領到支票回來住處，立即上交聯工組會計，規定不得過夜。隨著國家經濟發展，駐外人員待遇幾次調整，到1985年離開時，每月有400來美元。90年代初，改變了國際職員的管理辦法，與國內完全脫鉤，工資不用上交，他們也改成永久合同。

在國內還上6天班的時候，聯合國同西方國家一樣是5天工作制。週末聯工組常組織出去遊覽參觀，除紐約及周圍景點外，1985年還組織去尼亞加拉（Niagara Falls）大瀑布，單程9小時。清晨就出發，回到紐約快半夜，一天非常疲勞，但玩得很開心，十分值得。

駐紐約總領館

1979年11月我們住進紐約總領館的大樓，是上個月剛買下來的，原是喜來登（Sheraton Hotel）酒店，一棟20層高的樓最初報價500萬美元，等走完國內報批手續就漲到了750萬。經過還價，最後在以690萬美元的總價購得。

總領館位於曼哈頓島的西邊，大門朝西，正對著哈德孫河的Circleline遊船和大郵輪停靠碼頭，每到週末，常有從歐洲和加勒比開來的豪華郵輪停靠。大樓前面原來有一條廢棄的高架快速路，不久就拆除了。還有個廢棄的碼頭，成了我們散步、跑步、休閒的地方。

剛到時，樓內住的人不多，我們也要參加週末的值班，特別是夜間一個人坐在值班室，面對透亮的玻璃大門，十分膽怯。

一層的大廳可舉辦大型招待會，週末在大廳放電影，電影片從中國城電影院借來，大都是港臺的武打片，開始很新鮮，場場不落，後來武打片看膩了，也就沒興趣了。

一層門廳的牆壁上有一幅鑲瓷畫，描述是1626年荷屬美洲新尼德蘭省總督彼得花了大約現值24美元，向印第安人買下曼哈頓島情景。每個房間裡也有反映北美風情的壁畫。退休後，當返聘信使出差去紐約，重新改造後的總領館面貌全新，可惜那些舊時曼哈頓島風貌的壁畫也隨之消失。

大樓的二三層是裝置層，四層是食堂，宴會廳，五層後來被改造成接待處食堂，六層以上才是客房。

1985年，駐紐約總領館。作者供圖

二十層樓頂有個平臺，站在樓頂平臺望去，曼哈頓中部的摩天大廈盡收眼底，都是40層以上，總領館旁邊的一棟6層小樓只能算平房。103層的帝國大廈和110層的世貿大廈雙子塔尤為突出，可惜在2001年“911”事件中，雙子塔被恐怖分子劫持的美航客機推毀。平臺還有座露天游泳池，夏天開放，隨時可去游泳。

大樓的北側部分是個12層的車庫，旋轉上下車，可停上百輛車。

總領館還有個附屬功能，內設接待處，接待國內過往紐約的客人。大樓的6至12層都是客房，有管理客房的公務員，去機場、車站接送的司機和道奇大面包車。司機班長是東北人，幾乎每天都去機場接送客人，他跑得多，便生了邪念，偷竊行李，把偷竊來的東西以極便宜價賣出去，有衣箱3至5美元一個，還有相機、收音機、金銀首飾等，品相還都不錯。他說是Yard Sale買來的。後來，他被抓住，通知了駐紐約總領館，把他送回國，判刑入獄。

中文打字部同仁合影。作者供圖

我們這些從國內派出的聯合國官員、翻譯、打字員和秘書等20多人都住在大樓最高的17至19層，早晚都在總領館用餐，中午在聯合國的Cafeteria自助食堂買吃的，標準是每人每天最高5美元，按月實報實銷。

總領館有兩位廚師，約有50人吃飯，吃得很好，早晨有稀飯、包子、饅頭、有時還有油條，晚餐有一葷、二素、一湯，餐後有個橘子或蘋果。特別是頓頓有肉吃，對於常年吃不飽飯的我來說，感到是有生以來最大的幸福。

頭兩年上下班由聯工組的司機開面包車接送。後來鼓勵乘公交車，發給交通費。正好有一趟M42公交車從聯合國穿過42街到總領館門口，上車0。5美元。

除非天氣惡劣，平常我們就邁開雙腿，走路上下班。穿過42街，步行13個街區，3。5公里，約45分鐘。

作者夫婦參加聯合國中文處的聚會。作者供圖

42街位於曼哈頓島的中部，是紐約最繁華地段，著名的時代廣場、歌劇院就在42街與百老匯交界區。這一塊還是紐約有名的紅燈區。這條街靠西一段，有好幾家黃色影院。兩邊霓虹燈閃爍著“西洋鏡”，路邊躺著瘋瘋癲癲醉鬼，有人伸手跟你乞討，還有像幽靈般的妓女。然而，我們心中保持警惕，絕不東張西望，若無其事地走自己的路，看見不正經的人，就繞著走開，幾年來都沒發生什麼事。也因為有著嚴格的紀律管束，絕不允許進入這些不三不四的場合。儘管電視、報紙時有報道搶劫、兇殺案件，我們也都當新聞聽聽而已。

直到一件事就發生在我們身邊，才讓我警覺起來。剛到不久的一個週末，住南院的同志乘麵包車去北院看電影，晚上9時多，一位年輕司機開著空車去北院接人，在等紅燈時，一個黑人突然開啟車門，拿刀對著他，叫“money”。這司機嚇壞了，趕緊把白天打算買東西卻沒買的40美元掏出來，才免於傷及人身。自那以後，規定外出二人制，開車定要關好車門，身上還要帶20美元的保命錢。

80年代開始了改革開放，來美國考察的團組絡繹不絕，也有些不堅定的趁機脫團出走，像網球運動員胡娜。在總領館發生了兩件事：一位四川的石油工程師脫團出走了幾天，後來又回隊。可回來後想不開，在游泳池旁的架子上上吊身亡。我看見兩位警察把屍體從貨梯運走。還有位也是出走後被抓回，監禁在客房裡，他從12層的窗戶爬出去，順著雨水管往下溜，水管脫開，他把腿摔斷了。

如今是資訊發達的網路時代，80年代儘管有國際長途，但費用高昂，跟國內的聯絡都是透過信使帶書信。而紐約是個信使站，每兩週有一班信使從北京來，與國內書信聯絡還是很方便。每當有信使來的那周，人人翹首以待，都盼望收到家信。

信使從國內來，長途飛行，有時延誤點也正常。可1983年11月25日那班信使延誤了很多，晚上10點多才到。而且當地電視上已經實時報道了：一架泛美飛紐約航班，因中國旅客原因臨時停芝加哥。後來才知道是因為一名中國信使。從舊金山飛往紐約途中，信使楊水長利用同伴何存峰上衛生間的機會，攜帶外交郵袋叛逃。經過艱苦交涉、據理力爭，最終何存峰要回了外交郵袋。沒想到，五年後，我也成為那個神聖隊伍的一員。在入隊培訓時，“楊水長事件”成了可恥的反面教材。

1979年至1985年，作者在聯合國任職。作者供圖

我這個人適應新環境的能力較差，1965年剛到北京，常發扁桃腺炎，動不動發高燒，送醫院。不得已在北京的第一個春節，就住進北京醫院，做了扁桃體摘除手術。

剛到紐約不到半年，午飯後就覺得下腹右側隱隱作痛，開始以為消化不良，就在聯合國大樓裡上下樓梯活動，不見效。我以為前幾年，在北京天天騎車追著公共汽車尾氣跑，得了腸癌，有些害怕，就跟湯老闆說了。他安排英語口語好的谷景書陪我去紐約大學醫院（MNYU）看病。一位華裔大夫給看的，他讓我住院檢查。老湯說，反正有保險，就住院唄。

住院做了各種檢查均未發現問題，最後全麻做十二指腸鏡檢查，發現闌尾有些異常。醫生建議做手術，開啟看看。我知道切除闌尾並無害，既然開了腹，不管正常與否，都把闌尾割掉，於是就做了手術。把闌尾切除後，就全好了。前後折騰一個月，花費1萬多美元，全都走了保險，剩下400多美元代表團給報銷了。手術前後都有會英語的同志陪我。

剛到聯合國，我就體驗住美國醫院的滋味，住帶衛生間單間，條件舒適。但有兩點不適應：每天6時護士準時來抽血，感到恐怖，還有喝涼水、吃西餐也不習慣。

今年是建部73週年，也是我國的第一批透過聯合國招考進入聯合國當普通職員43週年。滄桑鉅變，我國的綜合國力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國外交也全面進入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在聯合國的影響也今非昔比。中國彰顯出大國力量，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希望越來越多的青年人能夠“以天下為己任”，在國際舞臺上嶄露頭角，發揮更大的作用，傳播好中國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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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忠民 編輯：《外交官說事兒》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