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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兒，現在很多企業在做公益的時候，會選擇資助科研。
按理說這是好事，畢竟科研是一個極其燒錢的東西，投入多少錢都不嫌多。
遺憾的是，一部分企業做公益只是例行公事，心態就和燒香拜佛差不多，除了出錢啥也不管，既不懂科研規律，也不知道怎麼花錢才能更好地幫助科研。
我問了幾個學術圈的朋友，發現越是已經脫離實驗室的，越支援它們胡亂撒幣，而越是真正在一線做專案的科研人員，反而覺得企業只知道花錢不解決問題。
花錢是一門技術。
有個搞化學和材料學交叉學科的朋友說話比較直，說它們根本不是在做公益，而是在作秀，還是藉著資助科研的名頭，玩兒高科技作秀。
他的嘴臭是可以理解的，換你連踩兩個天坑，你也暴躁。
企業聽了也委屈，為什麼我花了錢還不受待見？
很簡單，因為思路錯了。
這些公司做公益就是圖個名，雖然名義上是奔著科研去的，但它們對科研並不在乎，就當自己花錢買了個名聲。
造成的後果，就是做公益變成了打廣告。
說實在的，企業做公益，不是不能追求廣告效果，這兩件事並不衝突，也沒什麼不好意思的。
這就像子貢贖人的那個典故，你真縫上嘴巴做公益了反而不好——你自己是高尚了，讓別人怎麼自處？
獎懲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導向，只有讓做好事的人/企業都能得到鼓勵，願意做好事的人/企業才會越來越多。
問題是，做公益和打廣告，雖然在結果上可以殊途同歸，但在過程上使用的完全是兩套邏輯。
用打廣告的邏輯去做公益，最後的結果一定是既做不好公益，也打不好廣告。
2
舉個例子，假設你是一個企業，你現在打算資助幾個科學家，你會怎麼選？
如果是奔著打廣告去的，肯定要選流量最大的渠道，咖位最高的KOL。畢竟在自媒體這一行，投十個腰部賬號效果都不如投一個頭部賬號。
企業們都按這個邏輯去資助科研，於是都偏愛那些成名已久的老科學家，都忽視還在尋找道路的青年科學家。
從投資確定性的角度考慮，這是正確的。
老科學家的名聲大，逼格高，蹭起來就是舒服。如果能找到國民級別的頂級科學家給你這個企業背書，這個ROI甚至比打廣告還高。
但這種所謂的公益，對科研有意義嗎？
一方面，老科學家們一個個早就功成名就了，還真不缺你企業那三瓜兩棗的。
錦上添花，何如雪中送炭？
另一方面，
“很多搞基礎科學研究的科學家，隨著年齡增長可能很難再出新成果”。
這不是我說的，這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所所長王貽芳說的，同時也是學術界的共識。
你只有一桶水，那就應該澆給新芽。看似新芽無力，老樹參天，但有了你這桶水，新芽能長得比以前高百千倍。
歸根結底，給科研捐錢，真不是閉著眼睛撒幣就可以的。
“捐贈”本身，也是一門科學。
你不按科學規律來，必然是錢花完了，事沒辦成。企業表面上買到了名聲，長遠來看其實是虧的，說不定還會被我朋友那樣的直腸子罵。
只有遵循科學規律，有規劃地捐錢，才能幫科學家把科研做好。
科研一但有了成果，企業豈會缺廣告效果？
3
前面說了，廣告邏輯做不好公益，那到底應該怎麼做？
如果真是為了科研好，你捐錢的邏輯其實應該反過來。
錢應該給哪些群體？
應該給那些青年科學家。
青年科學家正是最缺錢的時期，這個時候只需要一點點資助，就能解決他們很大的問題，讓他們沒有後顧之憂地投入科研。
你要是連做實驗的耗材都得自費，你也會覺得自己其實才是那個耗材。
有人可能會覺得，很多青年科學家還沒有做出傑出成果，不值得被資助。
但反過來說，他們做出新東西的機率也是最大的。
正因為前輩們已經把低垂的果實都摘光了，這就逼得他們對找出和前人不同道路有著瘋魔般的渴求。
他們會天馬行空地去嘗試新的路徑——從年齡來考慮，他們也有更多時間去試錯。
而在某種意義上，現代科研其實就是一個不斷試錯、直到找出正確答案的過程。
青年科學家的思維方式，建立在前輩研究成果的基礎上。
他們的積累可能不如前輩，但他們已經省掉了無數走彎路的時間。如果有人能最終創造奇蹟，那一定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機率更大。
確定了錢應該給哪些群體，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錢應該給哪些領域。
在吸引社會資金方面，能夠直接轉化為技術的應用型科研肯定是更吃香的。
問題是，基礎科學才是所有科研的根，應用研究（科學技術）決定科學的下限，但基礎科學（科學理論）決定科研的上限。
我很喜歡《三體》裡的一段話：
“而你們，卻被迴光返照的低階技術矇住了眼睛。你們躺在現代文明的溫床中安於享樂，對即將到來的決定人類命運的終極決戰完全沒有精神上的準備。”
過去的一個世紀，人類科學之所以能突飛猛進，是因為在一個世紀前的科學黃金時代，有一批偉大的科學家在基礎科學領域取得了突破，拔高了人類科學的上限。
這筆財富人類吃到了今天，或許還能再吃一百年，但未來呢？把前人遺產吃透了以後呢？
基礎科學一旦停滯，將是人類文明的一場災難。
而如此重要的領域，卻往往得不到企業的重視。
那些企業想得也很清楚，你研究量子力學，很好很強大，但我如果資助你，要什麼時候才能收回成本？還不如資助一些藥物研究或者新材料，出成果了說不定還能賺到錢。
他們算得很精明，但科研這個東西，最不需要的就是這種商業上的精明。
科研需要的是什麼？
是不去算，選擇相信。
最後一個問題，是錢要怎麼給，也就是捐贈形式的問題。
企業對科研的資助，一般有兩種形式。
一種，是企業直接僱傭科學家，不但給專案經費，而且給科學家發工資。
但這種形式最大的陷阱，在於科研回報的超長週期和企業行為邏輯之間的矛盾。
企業的老闆不一定短視，但企業要為股東負責，老闆看重科學，股東只看重財報。在這種壓力的驅使下，企業的任何行為都要在短期內看到利益。
而這一點，和科研產出的客觀規律是相悖的，時間一長，必然會把科學家逼向功利化科研的極端。
而另一種形式，則是企業對大學進行捐贈，設立獎項或基金會，劃出希望支援的科研領域，再由企業和大學邀請學界大牛共同評獎，共同決定錢給到哪個人或哪個科研團體。
這種形式既引入了社會力量的資助，又維持了科研的獨立性，算是目前最成熟的一種科研公益形式——
企業負責給錢，其他東西讓專業的人來。
科研的歸科研，商業的歸商業。
4
我看了挺多企業資助科研的公益案例，目前看到的一個真懂科研邏輯的企業，是TCL。
去年，TCL創始人李東生給華南理工大學捐了一個億，前段時間他又代表TCL捐了4000萬。
當然，說TCL真懂科研邏輯，不是因為它捐的錢多，而是因為它不光會給錢，還知道這筆錢怎麼花才最合理。
今年TCL捐的那4000萬，是用來設立一個“TCL科技創新基金”的，主要用於資助自然科學領域，尤其是交叉學科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
關鍵是，TCL將這個基金的資助範圍，限定在了45歲以下的青年科學家群體中。
如果只是圖名聲，這個操作其實是挺“傻”的。
資助不一定有啥用的基礎科學幹什麼，找幾個科學家籤技術對賭合同不好嗎？
享受技術的優先購買權，而且做出成果了才給錢，既有了熱心公益和科學的名聲，成本又低。
資助不一定能成名的青年科學家幹什麼，找那些已經做出了牛叉成果的科研團隊摘桃子不好嗎？通稿都直接有素材了，就說我資助的科學家做了哪些牛叉的東西，即使這些東西和我其實沒啥關係。
但TCL偏偏就選了價效比最低的那條路，選了回報週期最長的方法。
你說TCL是不懂裡面的花樣嗎？別逗了，TCL這種搞技術出身的企業，對學術圈的彎彎繞比誰都清楚。
比誰都懂，但還是做了“笨”的選擇，這才更難得，更值得尊重。
5
我搜了一些資料，發現了一個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的事實：
TCL做公益已經有很長的年頭了。
隨便舉幾個例子：
1996年，TCL就建了希望小學，而且後續一直沒有停止對鄉村教育的關注；
2012年成立了TCL公益基金會，TCL公益基金會還設立了燭光獎計劃、玫瑰行動、A。I。回家專案等，都是幾十年如一日的長期公益專案。
資助科研這個事情，如果只是一時興起，不能堅持，那麼造成的破壞比貢獻還大。
因為你頭兩年出錢把這個課題搭起來了，吸引了青年科學家來做這個研究，結果後面你不肯出力了，不光是浪費了科研資源，還耽誤了這些科學家的人生。
但TCL已經默默做了幾十年的公益，甚至在這個大家都並不是很寬裕的時期，它依然在堅持做公益、資助科研，那它就絕不是在做表面功夫——沒見過做表面功夫這麼拼的。
以前大家都活得很好的時候，企業在科研上花點錢其實沒什麼難度。但在當下這個大家都沒什麼錢了的時間點上，TCL還能為科學掏錢，為社會的長遠利益買單，才是一件真正艱難且可貴的事情。
以前，TCL堅持了下來。
以後，它也會繼續堅持下去。
就像每一個堅持下來的科研工作者，就像每一個在科學的荊棘路上跋涉而行的先賢。
這種堅持不一定會有結果，但堅持本身，就是比結果更重要的事情。
6
在基礎科學這個賽道上，我國起步較晚，底蘊相對薄弱，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
而且想要彎道超車，也非常非常難。
在科學發展的古典時代，一個天才的出現就能解決所有難題，但現代科學需要的是團隊合作+漫長時間的投入。
一個天才科學家的出現，只需要運氣和天賦，簡單就是看命。
但想要讓一群科學家沒有後顧之憂地投入到科研工作裡，需要的是一個完整的培養和保障體系。
這個體系的建成，需要漫長的時間和堅定的投入，需要聚集全社會的力量。
今天TCL站出來了，為我國的科研添了一把薪火。
明天，其他企業也會站出來，在天平上投下自己的一枚砝碼。
超車很難，但我們在加速。
一步，一步，又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