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伊始，李老師先辨析了“文明”的概念：從進化論的角度觀察，文明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高階階段；從世界文明多樣性的角度觀察，文明是包含特定基因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綜合體。對於文明的考古學標準已經有了充分的討論，不能依靠所謂的“文明三要素”來認定文明。中華文明形成的標誌，有以下幾點：生產力發展、人口增加、出現社會分工；明顯的階級分化；出現都邑性城市，為政治、經濟、宗教中心；區域聚落等級化的發展；科技和藝術的發展；各地區在社會發展的同時，發生密切互動，形成“中國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國。
在距今6000到5000多年，是中國史前時代“燦爛的轉折期”。這個時期的文化景觀，黃土高原是廟底溝文化，西遼河流域是紅山文化，海岱地區是大汶口文化早期，長江流域為大溪文化-油子嶺文化、凌家灘文化和崧澤文化。這些主要文化在這一時期都有了明確的發展。
距今6000-5300年左右的文化景觀
接著李老師帶領我們回顧了幾個重要遺址。凌家灘遺址，最豪華的M23擁有300多件隨葬品，用玉鉞、石鉞來表達權力，並且出現了很多有宗教內涵的物品，例如玉龜、玉鷹、玉版，其中玉板圖案可能代表了一種“天極宇宙觀”。這個時期出現了依託天極宇宙觀形成的宗教，社會最高階的人物，用玉器物化宗教，用這些玉器來彰顯自己在宗教中崇高的權力。這些宗教的領導者要進入一種致幻的狀態與神溝通，本質上是一種“薩滿式的宗教”。
凌家灘遺址M23
凌家灘遺址出土的“玉鷹”
凌家灘遺址出土的“玉人”
在距離凌家灘1000多公里的西遼河流域孕育了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群為一個大規模的儀式聖地，周圍沒有其他的聚落。祭壇下的墓葬裡隨葬的也是充滿宗教內涵的玉器。薩滿式宗教欲與神溝通，就要藉助昆蟲蛻變的力量，所以紅山文化中有相當多的玉器表達類似的主題。我們可以看到相距甚遠的兩個遺址同樣選擇了以天極宇宙觀為核心的宗教輔助社會發展。
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群
紅山文化的“玉豬龍”
在長江流域則有另一種發展。張家港的東山村遺址已經出現了高等級墓葬集中分佈的現象，整套陶器成為除了鉞以外表達身份的更重要的象徵，是一種世俗化的社會發展道路。
東山村遺址M90出土陶器
廟底溝文化曾經被認為是引領文明起源的一個核心文化。在河南鑄鼎原周圍進行的系統聚落調查顯示，最大的北陽平遺址面積近100萬平方米，次一級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遺址面積40多萬平方米，聚落呈現明顯的等級化。西坡遺址核心部位的發掘和對整個遺址的系統鑽探表明，遺址中心位置很可能存在一個廣場，廣場的四角都有大型半地穴房屋。可以認為這種大型的公共建築是廟底溝社會發展的重要標誌。
透過對以上幾個重要遺址考古發現的回顧，李老師認為，從距今6000到5000多年的這個時間段，各地區普遍發展，“古國”紛紛湧現，並且對自己的發展道路進行了不同選擇，呈現出像蘇秉琦先生所說的“滿天星斗”的社會發展局面。更重要的是，在各地區普遍發展的同時，地區之間更加深刻的聯絡也在加強。例如凌家灘和牛河梁遺址出土的具有相似性的玉器，其中所體現的天極宇宙觀以及昆蟲蛻變力量的崇拜，都屬於高等級的知識，證明兩個地區之間有密切的交流，掌握著權力的社會上層人物會有目的地去交流管理社會、組織社會的知識。
除了這些高等級的知識，還有一些物品，比如在很多地區出現的象牙鐲，可以驗證地區間的原料交流。因為很多知識必須親身交流才能獲得，例如學習如何通神，所以很多這樣的交流是實際發生的旅行，這是領導者必備的經歷。這樣的交流會積累廣大的人文、地理知識，在這個過程中就形成了蘇秉琦先生所說的“共識的中國”。張光直先生稱其為“中國相互作用圈”，也就是“最初的中國”。“最初的中國”形成後，中國的文明發展就進入了一個程式，會持續地前進，進入到二里頭時代，進入到秦漢帝國等，這個就是歷史時期大一統國家的雛形。
李老師認為，在距今5000年後的所有發展都應該在“中國相互作用圈”的視角下去理解。就是說，後來的所有發展都是吸收作用圈中的政治經驗的結果；所有的發展都會對作用圈中的各個地區產生深刻影響，所以不存在一個優秀文化的引領，中華文明是在各地區互動、競相發展、相互借鑑下形成的。
隨後，李老師以良渚文化為例，探析其文明發展階段。良渚古城遺址發現的大規模的水利設施和稻田，可以驗證生產力的提升；被稱為王陵的反山墓地中出土了高等級的有宗教內涵的玉器，以及系統化的神徽，體現了社會等級的分化，這些都是具有國家特徵的表現。加之以良渚古城為中心，在周圍1100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呈現出以良渚古城為唯一核心，且分等級的聚落的現象，可以認為良渚文化已經進入早期國家的階段。
綜上， 中國史前各地區在距今6000至5300年前後同步跨越式發展形成如“滿天星斗”的“古國”。良渚文化在距今5100年前後形成早期國家並持續發展，各地區相互交流碰撞，形成“中國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國”。透過這些考古學的實證，可以說明中華文明在距今5000多年前已經形成。
接下來，李老師討論了關於文明形成過程的分歧，這個過程是“中心引領”還是“此起彼伏”。良渚文化發展到距今4300年開始衰落，此後形成了東西對峙的局面。黃土高原地區出現的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達到了早期國家的標準，而東部地區的龍山文化、河南龍山文化、肖家屋脊文化則呈現“城邦林立”的局面。
透過陶寺遺址發現的城牆、宮殿區、觀象臺以及大型墓葬、複雜的禮制行為、金屬冶煉技術和文字等，李老師認為陶寺文化的領導者已經形成了蘇秉琦先生提出的“理想的中國”的觀念，即將各個文化區構想為一個統一體，認為此統一體應該有一個核心，並以行動推動統一體的實現。
中華文明的發展是多元一體的。目前學界普遍認同發展是多元的，但是對於一體的形成存在分歧。其中一個觀點是中原中心模式，即應該有一個最優秀的核心文化引領，才能使廣大區域形成一體；另一種觀點認為一體是透過不斷的發展碰撞融合形成，即蘇秉琦先生提出的“裂變”“撞擊”和“熔合”。李老師認為第二種觀點更符合實際。
在距今7000年前，長江流域是農業起源非常重要的中心，陶器上的圖案也呈現複雜的信仰系統，最豐富的玉文化起源在西遼河流域，與此同時中原地區並沒有顯示出領先的地位。進入到距今6000到5000年的轉折期，各地區文化呈現一種相互碰撞、相互借鑑，但是選擇自己道路的多元化發展。張光直先生對此闡述道，多元的文化互動共享一些文化精粹，已經足以使這個地區成為一個不同於周邊地區的文化圈子。所以沒有中心引領，這些地區也可以形成一個整體。
發展到距今5000年以後，各地區沒有延續以前的輝煌發展，而是在整個偏西部地區，包括西遼河北區呈現出動態整合的局面。廟底溝社會解體，人群向西擴散形成了馬家窯文化。東部地區，凌家灘文化衰落後，人群進入太湖地區，促成良渚文化的發展，建立早期國家。良渚文化對各個地區有影響，但是沒有引領地區的發展，各地區仍是在自己的動盪整合中持續發展，這一時期也不是中原引領的時代。
而這個階段以良渚文化的衰落為標誌，進入到距今4300到3800年，中華文明孕育出了第一個王朝。對於這個過程，有人描述為中原崛起，也有觀點把二里頭文化的發展理解為中原模式的勝利。但是李老師認為，這兩種認識存在侷限：其一，石峁文化不在中原地區，但是也有自己的發展；其二陶寺文化處於中原的邊緣，也在獨立發展。而真正應該認識到的是，在良渚文化衰落後，它的影響激發了各地區新的發展。且二里頭文化具有東方基礎，不能算是單純的中原文化，一些文明要素可能追溯到長江流域的高廟文化、北方的興隆窪文化等，它是在幾千年的地區互動中形成的燦爛文化。
在報告的最後，李老師強調，關於文明形成的議題受到全世界學者的關注。不是所有地區的發展都能形成文明，能形成文明的地區和文化必然有過人之處。中華文明只有在長期的大規模互動交流中，形成對作用圈的共識，不斷積累知識，經歷各地區文化的“裂變”“ 撞擊”和“熔合”，才能孕育出“協和萬邦”的文明基因，產生了完成各地區一體化的宏大政治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