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國式婚禮是兩個家庭的博弈，婚禮上大家各懷心事。（劇組供圖/圖）
導演章章和攝影師珊妮是一對北漂情侶，打拼多年也算事業有成。他們戀愛幾年後登記結婚，本想像身邊的一些同齡人那樣旅行結婚，最終卻在父母的安排下回家鄉舉辦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傳統婚禮，兩人的關係也由此失控……
這是2021年4月上映的電影《最佳導演》的劇情。該片以年輕人的婚姻問題為線索，穿插了地域差異、彩禮糾紛、婚鬧陋俗等網路討論比較多的婚俗現象，呈現出導演張先對民間社會人際交往的觀察和態度。與其說《最佳導演》是一部現實主義題材電影，不如說它是一出寓言——以主角圍繞結婚這件事的種種遭遇來折射時代的多個面向。
2017年，青年導演張先與異地戀幾年的女友李海珊結婚。兩人分別來自山西陽泉和廣東珠海，不同地域的婚俗差異讓籌備婚禮的過程多了一些麻煩，也讓他們感受到一種“文化衝擊”。張先感到自己在家鄉有些格格不入，這對新婚夫婦由此產生創作衝動，打算以自己為原型拍一部電影。
為了準確呈現這種微妙的變化，張先回到山西老家，把自己對家人和家鄉最私密的情感放進電影。在一眾親朋好友的幫助下，《最佳導演》誕生了，2019年10月在平遙國際電影展“從山西出發”單元展映。
“以前以為人生的轉折點是高考，現在才發覺這個轉折點是婚禮。我身邊的很多留在家鄉的年輕人，結了婚就覺得生活定型了，穩定之後就是生孩子，帶孩子，完全把其它的可能性‘掐死’。人生似乎是在婚禮之後變化的，這之後就是茶米油鹽和生活瑣事。”張先對南方週末說。
多年未見，章章和初戀女友之間已經隔著巨大的壁壘。（劇組供圖/圖）
陌生的故鄉
張先出生在一個兵工廠大院裡，身邊的小夥伴從小玩到大。這些年，他在故鄉與遠方之間流動，感覺到一種微妙的差別——在家鄉，過了30歲的年輕人，飯桌上的談資不外乎如何迎合領導、怎麼送禮、如何在單位表現。參與這種飯局，張先覺得“自己得把話題做個降維”，外面的生活離他們太遠，除了小時候的趣事，他們和自己對很多事情的看法越來越不同。
他對南方週末回憶，自己有一個初中女同學，讀書的時候成績非常好，高考考上了一所名校，畢業後在大城市打拼了一陣子還是選擇了回到家鄉。很快，她和張先的一名高中同學結婚了，這個男同學當年的學習成績是出了名的差。讀書、回鄉、結婚、生子，這樣的人生選擇免去了在外打拼的辛苦，但張先看到這些人一個個發福、被環境同化、日常沉迷於麻將，他感覺到了他們身上隱隱的不甘與無奈。
結婚前，章章燒掉了和前女友的照片。（劇組供圖/圖）
《最佳導演》把這些失落以戲劇化的方式拍進電影，這部電影看上去是一出關於結婚的鬧劇，其實也是一出當代的回鄉悲喜劇。在他的電影裡，即使是在北京小有名氣的導演章章，回到家鄉也要忍受親朋好友公開侵權放映自己的電影。作為資深攝影師的珊妮則不得不穿著土氣的婚紗被並不專業的攝影師指揮做出各種動作與表情。更大的分歧來自“發小”對婚外情的態度——章章的同學幾次慫恿他與其他女性發展曖昧關係，彷彿只有這樣才更有面子。
儘管有諸多不適，這對新人一直在勉力接納家鄉陌生的一切。矛盾最終在結婚當天爆發了，新郎章章被髮小們以慶祝的名義當眾扒光，美其曰名是為了慶祝“熱鬧熱鬧”。這場所謂的“婚鬧”習俗讓章章喪失耐性，他將連日來所有的不滿和憤懣發洩出來，也徹底激化了雙方的觀念衝突。
男女雙方的父母坐在一起談判，決定子女的婚姻大事。（劇組供圖/圖）
“山西、山東等地都有‘鬧婚’的習俗，有些地方平時民風很保守，結婚那天就突破禁忌了，甚至扒新郎、新娘或者伴娘的衣服。正如李安在電影《喜宴》裡借角色之口說的“中國人五千年的性壓抑”都在這天爆發了。”張先說，“如果你去一些三四線城市或是更小的地方參加婚禮，那婚禮現場幾乎就是一場鬧劇。民間婚禮如果太安靜、不夠熱鬧，當地人會覺得這場婚禮沒辦好。”
在採訪中，張先幾次談到同樣來自山西的賈樟柯，後者在電影《江湖兒女》中也有大量對中國基層社會“奇觀”的展示，譬如“墳頭蹦迪”。賈樟柯用看似“獵奇”的方式呈現中國城鄉差距的劇烈變化，《最佳導演》中的“婚鬧”也用荒誕的戲劇化情節凸顯北漂青年回鄉後強烈的“錯位感”。或許，當一個人離開家鄉才能更好地審視家鄉，而張先對故鄉的陌生感，背後深藏的是社會快速發展中的人口流動和地域間經濟發展不平衡。
章章和珊妮原本是一對幸福的情侶，回家鄉結婚卻改變了兩個人的關係。（劇組供圖/圖）
離家多年，張先早就習慣了漂泊的感覺，即使在北京生活的壓力很大，會面臨種種意想不到的困境，他也願意承受。他還記得自己高中時代偶然看到了王家衛的電影，對這門“不切實際”的藝術產生了巨大的嚮往，父母並不支援，覺得就該學點實際的東西。他於是暗暗努力，從家鄉到北京求學，一點點接近心中的夢想。對他來說，變動的生活是當下的常態。
他說，“我這一代人和前輩賈樟柯不同，他對家鄉懷有深刻的感情，功成名就後願意回到家鄉，而我這代人‘從山西出發’，想要去更遠的世界，家鄉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家人生活的地方，我從沒想過只拍這裡的人和事。電影工業在哪裡自己就在哪裡，不論是北京、香港還是紐約。”
兩代人觀念的衝撞
“籠中鳥”是《最佳導演》裡反覆出現的一個意象，電影幾次將特寫給了籠子裡的鳥，攝影機也總是透過室內的珠簾、玻璃窗、柱子等拍攝人物。這些都是張先有意為之的，他想由此暗示片中人物的壓抑和束縛感。
因為要辦婚禮，章章不得不面對自己逃離多年的家鄉與破裂的原生家庭。最初，他強打精神，努力在妻子和父母的期待之間周旋，卻發現自己所要面對的不僅是這些。
章章父母的感情不好，一年前就離了婚，父親找了新的伴侶，在婚禮期間卻要跟前妻假裝恩愛，為的就是兒子能體面地舉辦婚禮。章章接受不了這個現實，在和父親大吵一架後，產生了更深的隔閡。值得注意的是，每當章章不讓父親滿意，父親就會以自己支援了章章買房來要求其妥協。母親則更擅長情感戰術，在她“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不斷勸說中，珊妮也不得不放棄自己主導婚禮的願望，將決策權全權交給父母。
社會學家閻雲翔曾對中國的家庭結構進行深度研究，他指出，在中國家庭中，親權在1980年後出生的一代成年子女的決策中的影響增大了，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決策，如教育、職業道路、擇偶、婚姻以及居住。有的地方甚至出現父母不僅包辦結婚，也包辦離婚的事情。
結婚當天，面對發小的“婚鬧”現場，章章累積的不滿爆發了。（劇組供圖/圖）
電影裡的珊妮是廣東人，她的父母吃飯前要用開水燙碗筷，章章的父母覺得這是嫌棄男方招待不周；章章父母選定結婚的日子與珊妮父母選定的不同，對彩禮和嫁妝也各有計算，甚至就中午還是晚上結婚也無法統一意見……兩家人的見面就是一番互不相讓的鬥法。
年輕人的婚禮變成了上一代人博弈的戰場，表面上看顯示出傳統的“家長制”依然在中國家庭施加影響，但政策和經濟的因素更不容忽視。80後、90後普遍是“獨生子女政策”影響下的一代人，他們的家庭結構在歷史上是極其獨特的，作為家庭的絕對核心，他們是在期待的目光中成長的，因此這代人的婚姻必然受到上一代人的格外關注。
與此同時，當代的中國青年面對著巨大的經濟壓力，但傳統觀念中，結婚就意味著真正的“成人”，擁有獨立的經濟能力。伴隨著結婚而來的往往是財產和物質的擁有。閻雲翔指出，年輕人嚮往的婚後生活所需要的物質基礎往往是他們自己不具備的，“自然而然，在幾乎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整整一代的中國青年回到了家庭組織的避風港，尋求父母權力和權威的保護以及由此帶來的安全感。他們所生活和工作的社會大環境競爭越激烈、風險越高，他們就越可能求助於父母的權力與權威，以求得保護和保障。”
章章是父母的驕傲，但他的處境卻如同父親養的“籠中鳥”。（劇組供圖/圖）
與李安的《喜宴》結尾處父母最終向兒子妥協不同，《最佳導演》裡的父母更強勢。“兩代人有觀念的衝撞似乎是一個無解的問題，我覺得應對的唯一方式就是經濟獨立，離開家鄉獨立生活。如果買房買車都依靠父母，那麼無形中就等於要依賴他們，這就無解了。”張先對南方週末分析。
現實生活中，張先和妻子李海珊的婚禮雖然小有波折，卻還是達成了儘可能讓所有人滿意的結果，“我們舉辦了中式和西式婚禮，既滿足了在教堂舉辦婚禮的願望，也為父母在酒店擺了喜宴。其實具體到家庭內部，不妥協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還是溝通。”張先說。
結婚後，李海珊辭去了在珠海穩定的工作北上發展，父母和身邊人不理解，這對新人為此也糾結了一陣，最終還是說服了父母。李海珊告訴南方週末：“選擇和他結婚，對我來說的確是很大的冒險，大家都會說珠海是不錯的城市，為何嫁得那麼遠？還要承受‘北漂’的壓力，但我離開自己的‘舒適區’，我的確有了巨大的成長。”
張先給了這部電影兩個結局，一個是章章在婚禮上喝酒過多，酒精中毒倒地而亡，眾人譁然；另外一個則是回到開頭第一幕，當這對新人提出要旅行結婚的要求時，父母欣然同意，並和盤托出已經離婚的事實，兩代人獲得了彼此的理解。
南方週末特約撰稿餘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