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環境，一方面是抗擊外族入侵的最前沿，另一方面又必須儘量消除中央的猜疑。745年韋皋出身於關中望族韋氏，又因安史之亂，避難成都，與蜀地結下因緣，其後以挽郎的身份進入仕途，歷任節帥幕府的官僚，積累政治資歷和處理政務的經驗，後進入中央擔任監察御史一職。

張鎰出任鳳翔時，奏請韋皋擔任營田判官，兼任隴右行營留後。韋皋不僅處理地方政務，還統領隴右兵馬，負責第一線防衛吐蕃的工作，開始展現其軍事才能。涇原兵變中，韋皋拒絕朱泚的招攬，用計掌控隴州之後，立即向德宗宣誓效忠，同時舉兵平叛。

德宗為了感謝韋皋對大唐的忠貞，以及其岳父張延賞對行營的供饋，再加上朝臣以及韋氏家族的影響，令韋皋執掌西川。韋皋入蜀之後，首先確立將西川發展成為，邊疆御邊形的藩鎮的戰略構想，並研究以及繼承發展前幾任節帥的政策措施，制定屬於他的治蜀政策，同時積極處理同東川以及山南西道的關係，實現互利共贏。

軍事上，則首先加強西川的軍力建設，鞏固和加強西川的防禦，同時積極招攬邊境少數民族，為南詔歸唐和抗擊吐蕃，佈下了一個一個釘子，逐步打通同南詔聯絡的渠道，以及壓縮吐蕃的生存空間。

南詔重新歸唐之後，韋皋與南詔聯合進攻吐蕃，一方面削弱了吐蕃對長安的威脅，另一方面也給予吐蕃沉重的打擊。吐蕃在內憂外患中，逐漸走向了衰落，最終不得不向唐朝屈服，主動同大唐議和。韋皋很好地完成了唐中央的“北守南攻”戰略，將西川經營成為大唐的西南屏障。

在軍事力量增強，以及對吐作戰節節勝利的同時，韋皋著手進行蜀地經濟的建設，首先進行交通的建設，不僅打通原有的通道，更修建新的道路、驛站以及

城池

，形成西川的交通網路。韋皋為提高農業生產力，進行水利工程的建設，種植技術的推廣，同時還將種子和耕牛給予少數民族，幫助他們進行糧食的生產。

在保證糧食產量的同時，蜀地還種植附加價值較高的經濟作物，比如說茶葉、果樹、麻等。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韋皋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包括利用蜀地豐富的礦產資源，比如說銅、鐵，既能增加西川的財富，又能改進西川軍隊的武器裝備。

在保證已有產鹽區鹽業產量的同時，還爭奪其他的產鹽區，將鹽作為一種對邊境民族的賞賜品和貿易產品，加強對邊境民族的控制力。蜀地的手工業則主要以絲織業和造紙業為主，其生產的蜀錦和黃麻紙，名揚海內。

這兩種可以大量生產的手工業產品，不僅作為皇室的貢品，更為韋皋帶來了鉅額的財富。西川商業的發展，緣於交通的順暢、特色的產品以及韋皋盡心盡力，新建商業區和整頓西川的治安。

在西川文化的發展上，韋皋利用其擔任節帥的機會，組建精英的智囊團和一流的領導團隊，招攬當時的俊彥才俊。一方面因為韋皋個人的才華和魅力，另一方面也因為文士自身建功立業的政治追求，使他們集中於韋皋的幕府，形成一股文化洪流，逐漸提高整個西川的文化水平，並隨著西川的大治，在全國範圍內，造成巨大的影響。

韋皋除了發揮儒學的文化功能之外，還投身佛教，與名僧交往，繕寫經書，修建寺院，雕鑿佛像，充分發揮佛教安定人心，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

用文化藝術交流的形式，來團結南詔和驃國，傳播大唐的文化，擴大大唐的影響力。先是南詔與大唐議和之後，韋皋在成都興建學校，讓南詔的貴族子弟學習中原先進的文化，接著南詔王異牟尋為了表示其對大唐的忠貞和嚮慕，進獻由韋皋改編的《南詔奉聖樂》，次年驃國就在長安進獻大型的樂舞。

雖然每次文化交流，都附帶強烈的政治企圖，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以文化交流的名義，開展外交，以實現其政治目的，確實是比較高效也比較有趣的方式。相鄰區域間的文化交流，使每個地域，都能夠吸收對方的文化因子，以改造本國的文化，擴大自己國家文化的影響力。

很顯然，在這樣的文化交流中，作為文化強國的大唐帝國，是佔據優勢的，在輸出文化的同時，也擴大了唐王朝在邊疆和東南亞的影響。

然而，由於時代的侷限和所代表階級的原因，韋皋在取得巨大功績的同時，也有值得深入討論的弊端。在建立千載不朽功業之後，韋皋於永貞元年暴卒於任所之上，但其治蜀政策的弊端，卻逐漸開始顯露。用人失當，使得韋皋故去不久，西川即發生劉闢之叛。

平叛之後的西川，其實力遭到極大的削弱。加之，南詔子弟在成都學習中原文化有成，吐蕃又逐漸衰退，南詔逐漸成為唐西南之患。這樣戲劇性的轉變，與韋皋入主西川有密切的關係，最後韋皋為了邀結主恩，也做出了一些有損大臣之體的舉動。西川在韋皋死後，暫時退出了歷史的舞臺，重新蟄伏等待新的表演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