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陶瓷有非常多的工藝，琺琅也是其中的一項，但是琺琅彩並不是景德鎮本土的工藝，

琺琅彩的畫法和製作起源於15世紀中葉歐洲比利時、法國、荷蘭三國交界的佛朗德斯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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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紀末，法國中西部的裡摩居，以其製作內填琺琅工藝為基礎，發展成畫琺琅的重鎮，初期製作以宗教為主題的器物，後來逐漸製做成裝飾性的工藝品。

康熙十九年時在紫禁城的武英殿附近設定琺琅作，用來生產銅胎掐絲琺琅和鏨胎琺琅

。

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收復臺灣並廢除了海禁，歐洲的金屬胎畫琺琅器成為了貴重的工藝品，由來華的傳教士帶入廣州並進貢內廷。這些琺琅器以它們精緻的彩繪技法和華麗的裝飾風格使皇宮貴族和地方官員倍加喜愛

。

所以

廣州和北京內廷琺琅作的工匠分別在兩地試燒，經過大約十年的時間成功燒製出了我國第一個金屬胎畫琺琅器

。

康熙五十五年以後，廣州和歐洲的畫琺琅器製作匠師進入內廷參與指導造辦處的琺琅器生產，呈現一副繁榮景象；康熙五十七年時將武英殿琺琅作改歸養心殿，增設一名監造，能看出康熙對琺琅器生產的重視度；康熙五十八年，法國畫琺琅藝術家陳忠信被召到內廷指導畫琺琅器的生產，在中外匠師的共同努力下，造辦處很快掌握了金屬胎畫琺琅的燒製技術，並燒製出一大批帶有宮廷韻味的金屬胎畫琺琅器，同時造辦處還將這種技術移到瓷胎上，最終便產生了瓷胎畫琺琅，即大家現在所說的“琺琅彩”。

康熙時期的琺琅彩瓷器因處於初創階段，從色彩搭配、紋飾佈局到款識內容和樣式，均摹仿當時銅胎畫琺琅的效果

，

所以

當時廣州的產品大多有著西方的韻味，燒造技術不高，釉料呈色也不穩定。

雍正時期

，

隨著宮廷造辦處人員的擴充，琺琅彩瓷器的生產在造辦處琺琅作積極展開。

但是由於生產

進展緩慢，雍正對此極為不滿。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琺琅彩料需依賴西洋進口，數量有限，必須謹慎使用，不得有誤損所致。

後來

，雍正的時候開始自己發明了琺琅彩料，因為在康熙的時候都是使用昂貴的進口料，到雍正的時候，由於琺琅彩使用的需求增多，所以這個時候創燒出了新的琺琅彩料

。

隨著

造辦處自煉琺琅料的成功，不僅擺脫了琺琅彩瓷器生產因依靠進口料而可能產生的捉襟見肘的窘態，而且新增加的彩色品種亦可使畫琺琅人在表現物像時更加得心應手

。

乾隆時期琺琅彩瓷器的藝術水平總的來說要遜於雍正時期，這或許與宮廷琺琅作內人員更替和缺乏有關。所以在乾隆後期的時候經濟可謂是十分蕭條了，此時的琺琅彩製作也慢慢開始了停止，因為昂貴的琺琅彩料已經提供不了，且由於粉彩的一個出現，平價又美觀的製作工藝慢慢代替了琺琅彩，所以可以說琺琅彩在乾隆後期開始就沒有了，因為已經沒有這個彩料能去製作了。

雍容華貴的琺琅彩問世，雖與“康熙盛世”有關，但與雍正的關係更為重要。琺琅彩瓷的特點是瓷質細潤，彩料凝重，色澤鮮豔明麗，畫工精緻。

康熙的琺琅彩瓷大多作規矩寫生的西番蓮和纏枝牡丹，有花無鳥，顯得單調。而雍正以花卉和 毛圖案居多，山水、人物也有。當時尤為突出的是畫面上配以相呼應的題詩。雍正時這些題詩的書法極佳，並於題詩的引首、句後配有朱文和白文的胭脂水或抹紅印章，其印面文字又往往與畫面及題詩內容相配合

，

這也是鑑別琺琅彩的重要依據。

琺琅彩從西方傳入了中國，這不僅說明了古人的聰明才智令人敬服，還表現了琺琅彩在當時的社會影響力就已經驚天動地了，作為當代的一種傳統文化也是理所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