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自古以來都是萬家團圓的好日子，可是有人歡喜有人愁，對唐朝大詩人韋應物來說，他的春節只能寫詩發發牢騷。

從上面這首詩可以看出，韋大人的牢騷不是一般的大，而且發牢騷的原因也說清楚了：別人春節回老家陪父母過年，他卻要在春節值班，獨守著那冷冷清清的衙門，孤寂而無聊。而且年年如此，自從當官後，他就沒回老家過年。

韋應物是我們熟悉的唐朝詩人，他14歲就參加了工作，職位是“右千牛”，給唐玄宗李隆基做侍衛，後來到地方上做官，再後來回到朝廷做官。可以說做了一輩子的官。寫上面那首詩的時候，韋應物已經不是右千牛了，早已做了郡守也就是現在的市長了。

從韋市長所發牢騷看，似乎唐朝官員春節期間是不能回老家過年的，都得上班。事實果真如此嗎？

其實，唐朝有7天的春節假。唐玄宗曾經頒佈《假寧令》，明確規定重大節日放假7天：

“元正、冬至，各給假七日。”

上面的元正，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春節，春節具體的放假日期是從臘月二十八到正月初四。按理說，7天時間不多，也不少了，跟我們現在行政事業單位的公務員的春節假一樣多，可以回家看望父母雙親、兄弟姊妹了，為什麼這個韋應物就不能呢？

原來，此中另有玄機。

要知道，古代中國交通不發達，不像現在的高鐵、飛機、轎車，出行往往能做到“一日達”。那時候，出行靠騎馬和坐牛車、馬車，車馬速度慢，離京都長安遠的地方如廣東、福建，得幾個月；離京都長安近的地方如山西省，也得好幾天時間，一來一回，7天早過去了。還回去幹啥？

所以，對於外地官員，放假7天並不足以讓他們回老家過年。

可是問題來了，這個韋應物，他並不是外地官員，而是本地官員。安史之亂前，他至少在京都長安做了7年官（從750年到756年），安史之亂後，韋應物做過地方官，也回過長安，任京兆府功曹、高陵宰等職。韋應物是“京兆杜陵人”，也就是現在陝西西安人，唐朝的都城長安也在陝西西安。也就是說，春節7天假，足夠韋應物回家的了，他不回，還發牢騷，是何道理？

其實，這涉及到唐朝另外的一些規定，就是長安官員和地方大員們，在正月初一是必須要給皇帝拜年的。這個規定，等於將7天假腰斬，腰斬後前後只有3天時間，能夠活動的範圍就小多了。

不過3天時間對於韋應物來說，仍然可以回趟老家，只不過匆忙一些而已。他之所以不回，是因為還有公務拖累著他。

或許有人問，放假了還有公務嗎？有的，跟現在一樣，哪個單位都不是一放了之，而是有人值班，有人照常在處理事情。

韋應物給唐玄宗當侍衛時期，執行的是換班輪休制度，一晝夜內有休息時間，但幾乎每天都要值班，假期也要值。值班就是他的公務。

後來他到地方上做官，做過河南兵曹這樣的軍職，做過鄠縣縣令、櫟陽縣縣令、滁州刺史、蘇州刺史這樣的父母官，更加是公務纏身，假期也有公務。

因為唐代的假期制度規定，放假期間，軍務必須處理，而且放在首位，有延誤軍情者，嚴懲。刑事案件必須處理，一旦出現傷人、殺人事件，衙門管事人員必須迅速到位解決問題。若出現突發災情，比如火災、水災等，也必須第一時間去了解情況，組織人力、物力賑災……

其實，越是像春節這樣的節假日，越是容易出事情，因為大家都放假了，都在外面玩，人流如潮，熙熙攘攘，事故率大大提高。

所以在唐朝，為官者想回老家過年，與父母團聚，實在是一種奢望。

那麼，是不是其它朝代就好一些呢？

我們從唐朝往前看，漢朝是第一個真正將春節的時間固定下來的朝代，根據《漢律》的記載，春節假期為3天，比唐朝還少了4天。

再從唐朝往後看。宋朝，《宋史》記載，宋太宗趙光義規定春節假為7天，與唐朝一致，這個沒什麼好說的。

明朝的春節假前緊後松，明初，朱元璋自己工作勤奮，也要求他底下的官員工作勤奮，春節假居然只有1天。朱元璋死後開始增加，達到5天，有《明會典·節假》為證：

“凡每歲正旦節，自初一日為始，文武百官放假五日。”

據說明穆宗、神宗時，明朝官員有二十六天春節假，其實那是將小年假、春節假、元宵假合併的結果。不準確。

到了清朝，春節假也是5天。不過清朝的假期很特別，是上一年的臘月26到臘月30。《清史稿》記載，清朝皇帝在每年的臘月26日“封筆”和“封璽”，不再工作了，官員們也跟著進入休假期。可是到了大年初一，老百姓過年的高潮時節，皇帝卻要舉行“開筆”和“開璽”的儀式，又開始工作了。所有官員不得不結束假期，跟著皇帝一起工作。

可見，歷朝歷代的春節假，主要是7天，也有5天的。這麼短的時間，在古代那種落後的交通條件下，回老家過年是很難的，也是不划算的。唐朝詩人韋應物所發的牢騷，應該代表了古代所有官員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