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晉間帝王與士人普遍重視執政者的作風對社會風俗的影響，既強調帝王以身作則引領風俗的重要性，也重視官吏在敦化風俗方面的影響作用。漢光武帝劉秀除了端正自身作風，“清明履約，率禮無違”，還“勤吏治”以樹立良好政風。光武帝、明帝、章帝反對奢華，都注意從自身節檢做起。
一、每人都有自己不同意見
桓譚曾提醒執政者“視俗而施教”。申屠剛認為執政者是否開明關係到國家的風氣，他指出：“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
1-朱浮的意見
朱浮認為“荀刻為俗”的原因主要在於“權歸刺舉之吏”。第五倫認為君主應首先端正自己的言行，然後選撥賢士，透過君王與賢士的雙重示範來引導社會風俗。
2-馬廖的想法
馬廖認為執政者應躬行節檢以帶動下層，“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在他看來“改政移風”之本在於君主。
3-安帝劉祜的提倡
安帝劉祜提倡檢約，懲治驕奢風氣，時鄧太后注重教育引導王公貴族敦促社會風氣。皇甫規認為朝政混亂、吏治不整導致社會風俗敗壞。史敞主張任用能夠“紀綱頹俗”的官員。
4-李固的主張
李固主張從帝王做起宣淳厚之風以易俗，重視賢士對引領社會風氣的作用。魏文帝曹深知“侯邪移政，愛惡敗俗，國有此二事，欲不危亡，不可得也”，他以“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而自居，主張“樹德垂聲，崇化罵俗”氣路統提醒執政者“與民訊息，觀時制政”以防止風俗凋敝。陸凱認為吏治腐敗擾亂了風俗，深為“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而痛心。
5-陸抗的提議
陸抗指出任官不賢導致當時政亂俗汙。晉武帝司馬炎力圖“絕縑輪之貢，去雕逐之飾，制奢俗以變檢約，止繞風而反淳樸”。傅玄重視君主對社會風氣的影響作用，建議君主“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
漢晉間的帝王與士人，在圍繞執政者的作風討論時，特別重視吏治對社會風氣的影響。蔡茂認為貴戚行為不端擾亂了社會風俗，為“宣剛正”而“欲令朝廷禁制貴戚”。左雄認為吏治腐敗引發，整個社會風氣的墮落。他批評官吏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辨為賢能，以理己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的觀念，指責他們“視民如寇仇，稅之如材虎……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朱紫同色，清池不分。
左雄也有不同的意見
左雄認為應當對嚴厲治理守相長吏”和“鄉部親民之吏”，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的目的。左雄還主張選拔賢士以美化風俗，為此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筆，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
左雄提醒君主嚴正視聽，辨別忠奸，以敦促風俗。他在諫言中說：“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逸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逸談蒙幸者，蓋聽忠難，從臾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談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
甫規認為吏治不整
皇甫規批評順帝時先是宦官敗壞了風氣，“中常侍、小黃門凡數十人，同氣相求，如市賈焉，競思作變，導上以非，因緣嬰幸，受賂賣爵，分贓解罪，以攘天威”。宦官擾亂了朝政，不少官僚從惡如流，乃至“公卿以下至於佐吏，交私其門，終無紀極；頑兇子弟佈列州郡，併為材狼，暴虐群生。天下擾擾，從亂如歸，至令風敗俗壞，招災致寇”。
為此，皇甫規建議“庭問百察、常侍以下尤無狀者，亟便細遣，與眾共之，披掃其黨，蕩潘其賄，以答天誡”。陸抗指出任官不賢導致當時政亂俗汙，他在上疏中說：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晃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點群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
深入剖析敗壞原因
還有士人從選官制度的層面，來剖析風俗敗壞的原因，認為其時九品中正制不能真正選拔賢才，所用非人導致社會風氣敗壞。劉毅就指出，“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他說：“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幹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夫名狀以當才為清，品輩以得實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他詳論了中正制的八點“損政”之處。
他尖銳指出中正制首要弊病在於：“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
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劉毅仰慕“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馳涉。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侯無所容匿”。他憂慮中正制下“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事”的危害，批判“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艇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池同流，以植其私。
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眾人，使必歸己。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油”。他甚至指責中正官“實為奸府”，“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仇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衛瑾也認為九品中正制存在傷損風俗的弊端，故而提出恢復古鄉舉裡選以崇賢穆俗。他指出九品中正制“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距所加，足為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為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
倘若“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就會達到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的，果。荀勖也重視中正在影響風俗方面的獨特作用。當荀勖被任命為豫州大中正時，荀勖辭讓的一番話道出了他對中正官的認識：“被敕以臣為豫州大中正，臣與州閭鄉黨，初不相接，臣本州十郡，方於他州，人數倍多。
最後論證
品藻人物以正一州清論，此乃臧否之本，風俗所重。”李重也認為九品中正制所存弊端不利於敦化風俗。他專門上書陳九品之弊：“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微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為弊已甚。”他主張“明貢舉之法，又提出“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誠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譁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