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自古就與中國有著密切的聯絡，在與中國長期交往中，其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都深受中國影響。明朝與朝鮮的關係是在明與高麗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明初，太祖朱元璋雖然准許雙方使臣往來，但對於朝鮮太祖李成桂的即位採取消極的承認態度，朝鮮因未確立政權的合法性質，便積極派遣使臣尋求明朝的冊立，但屢次被明太祖拒絕，明太祖更因朝鮮的頻繁入貢，諭令朝鮮改為三年一貢，但朝鮮仍一年至少兩到三次派使臣前往。
明與朝鮮的關係
建文時期，與朝鮮仍延續太祖時期原則，但在靖難之役後，由於建文帝征討燕王戰失敗，使明朝不得不尋求朝鮮的支援來增強自身的力量。朝鮮面對中國動盪政局，採取中立，同時與建文帝、燕王交好，避免介入明朝內部戰爭。建文帝為了籠絡朝鮮，特頒印誥確立雙方宗藩關係，自此明、鮮關係趨於正常化，燕王也為維持與朝鮮之間的友好關係，改寫永樂大典上誤記朝鮮開國君主篡位的記錄。
從弘治、嘉靖到萬曆，明朝與朝鮮的關係趨於穩定，兩國使節往返也趨於正常化，不再是明初一年數十次的數字。據統計，明代 277 年中，朝鮮出使明朝次數共 1252 次，平均每年出使 4。6 次。使臣出使最多時期為洪武和永樂時期。明朝使臣出使朝鮮雖較朝鮮出使明朝而言數量少，但明朝十六位皇帝都有派遣過使臣出訪，這表明了明朝對於朝鮮的重視。 朝鮮接待明朝使臣的重要禮儀有：派遣遠接使、宣慰使於朝鮮境內迎接使節團；明朝使節團抵達漢城後，朝鮮設有諸多筵席來款待使節團，使節團回國時，設有餞宴；國王親自帶領文武百官一同在詔門迎接，除了國王，其它官員必須五拜三叩頭。在宗藩意識上，更認為朝鮮之於明朝“名為外藩，實同內服”。明朝方面，至朝鮮宣祖朝，明朝赴朝鮮使節團仍惡習難改，雖改派文臣為正使，仍對朝鮮索取金錢，只是較以往以宦官為正使較輕，朝鮮人民仍然活在明朝無盡的索取之下，只是程度輕重根據使臣德行而定。
明朝隨行宦官憑藉國威，私下向朝鮮地方與官方索取物品進行走私貿易。朝鮮自古受中國文化薰陶，因而對中國文化禮教的學習與瞭解，較其它諸國深刻，朝鮮宣祖朝，朝鮮派往明朝使臣因導致玉河館失火，波及明朝提督受罪，此亙古未有之事，驚駭朝鮮朝野。從此朝鮮開始一連串的反思和檢討，包括明朝對朝鮮之重視和禮遇之討論。如朝鮮宣祖朝時，明朝鴻臚寺在接待朝鮮使臣時，將朝鮮使臣退班於無職生員及褻衣人之後，不許朝鮮使臣進入皇極門內，只能於門外行禮。
明與朝鮮雙方對彼此的印象
朝鮮認為禮部視朝鮮為小國，使朝鮮蒙受奇恥大辱。同時朝鮮更關注明朝使臣出使朝鮮時所展現的禮教，時常用來互相比較和討論。如明朝出使朝鮮因為方向感不好，東西南北方向搞錯而被朝鮮君臣嘲笑，枉為禮教大國。明朝雖視朝鮮忠順慕義，給予殊待有別於他邦。但根據《朝鮮王朝實錄》記載，明朝對於朝鮮使臣團次數繁多，觀感甚差，故對於次數少且守規矩的琉球使臣印象較好。
雖然在《明史·外國傳》中，列朝鮮于首位，但明朝禮部之官，接待朝鮮使臣琉球使臣時，差別對待。令朝鮮深覺地位居於琉球之下，十分受辱。朝鮮臣子更因此向朝鮮國王進言，務求改善朝鮮使節團的弊病，力除轉輸之弊病，要求以後朝貢貿易運輸至遼東交易，既可以免除運送路途的累弊，也可以使明朝不再視朝鮮為麻煩，更可洗刷辱國之恥。朝鮮透過觀察比較雙方異同，來改善朝鮮禮制的問題，更由此可見朝鮮對於天朝上國的關注與推崇。
邊境問題上，朝鮮對於邊境人民越境偷採樹木的問題，為免引起明朝憤怒， 更不願被明朝認為惡行勝過女真人，因而派遣官吏捕抓罪人，務求改善雙方關係。然明朝東北亦有人民為了採參之利，恣意越江，橫行採參。朝鮮因為明朝是天朝上國的原因，怕傷害明朝子民，從而傷害兩國關係，因此針對採參朝鮮的明朝人只是派出了士兵示威，也多不拿鞫，任其入無人之境。 如上種種可看出戰前，朝鮮對於維繫與明朝之間關係的重視，朝鮮對於天朝上國——明朝的重視與關心。反觀明朝，有關朝鮮方面的記錄卻甚少。明朝於戰前，與朝鮮之間關係從上述禮制的差異，以及觀念上的不同，已使雙方在來往過程中產生摩擦。再加上邊境問題上，偷越邊界的採參情況一直無法改善，因而使兩國於戰爭前夕前，已有甚多嫌隙，進而影響戰爭期間兩國在軍事合作、將領配合與戰役排程等諸多方面產生許多問題。
明朝軍事體制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明戰爭和明初統一戰爭的過程中，相繼建立翼元帥府、樞密院（都督府前身）等統兵機構，1364 年，頒佈部伍法，以確定軍隊基層單位的編制。明建立後，朱元璋為使軍隊成為保衛國家安全和鞏固明朝統治的工具，同時為了防止軍隊落入權臣之手，因此編制全國軍隊，使全國的武裝力量都統轄於朝廷，並聽命於皇上。在此思想指導下，明初軍隊實行中央集權的，以兵部和五軍都督府相互牽制的軍事機構，同時實行都司衛所和兵農寓為一體的地方部隊相結合的編制體制。
一、調兵機構——兵部
作為中央軍政機構的兵部，自洪武元年至洪武二十九年（1368—1396 年），其建制和職掌為：兵部尚書一人，正二品，兵部主管，由皇帝任命，掌握全國武衛官軍的選拔、簡練、鎮戌、廄牧、郵船和雜役等政令，主持兵部工作；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協助兵部尚書工作；司務廳是部設辦公機構，設司務二人，從九品，掌收文書，兼管本部吏員和差役之事；兵部下設武選、職方、車架、武庫等四個清吏司。郎中是清吏司的主管，正無品，職掌本司之事，員外郎一人，從五品，主事一人，正六品。
其中武選清吏司職掌武官的升調、襲替、優給、誥敕、功賞之事。凡四品以下武官以及六品以上武官加授官階勳爵之事均由其職掌；職方清吏司分掌輿圖、軍制、城隍、鎮戌、營操、武舉、巡邏關津以及征討之事；車駕清吏司分掌鹵簿、儀仗、侍衛、驛傳、廄牧；負責皇室成員的車駕儀隊、皇城與官城的侍衛、全國文書和馬政等事物；武庫清吏司分掌戌器、符勘、尺籍、武學、薪隸之事。 以上表明，兵部是明初中央的軍政機構，透過四個清吏司執掌全國軍隊，值得注意的是，它是奉皇帝之命下達調兵之令的職責，卻沒有直接統兵的權利。
二、統兵機構——五軍都督府
明初由元帥府轉換而來，洪武十三年（1368 年）正月，設立五軍（前軍、後軍、左軍、右軍、中軍）都督府，其建制包括：左、右都督各一人，正一品；都督同知二人，從一品；都督僉事二人，正二品。還設定經歷司，設經歷一人，從五品；都是一人，從七品，典出納文移，為五府首領官；中軍都督府斷事官，正五品，為五軍斷事官，總治五軍刑獄；下分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五司，官為七品；五軍都督府各設左右斷事二人，提控案牘一人，司吏三人，典吏六人掌判官一人，正三品；五軍十衛參軍府，設左右參軍；照磨所，設照磨一人，從七品，轉管文牘。
北京的武官有五軍都督府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從一品；都督僉事，正二品；南京為指揮使司指揮使，正三品等。地方鎮戌的武官有總兵、副總兵、品秩未詳，其屬官為參將、遊擊將軍、千總、守備把總等，皆無品級無定員，總鎮一方者為鎮守，獨鎮一方者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為守備，與主將同守一城者為協守；留守司武官有正、副留守。都指揮使司武官有都指揮使，正二品；都指揮同知，從二品；都指揮僉事，正三品。為指揮使司為指揮使，正三品；指揮同知，從三品；指揮僉事，正四品。千戶所有正、副千，分別為正、從五品。
五軍都督府是明初最高的統兵機構，直接聽命於皇帝，與兵部也有密切關係，《明史》記載“都督府掌軍旅之事，各領其都司、衛所，以達於兵部”。又稱：“都司掌一方軍政，各率其衛所以隸於五府，而聽於兵部”。按照此規定，每個都督府都要統領一定數量的在京和在外的都司衛所，平時管理所屬都司、衛所的操練、守禦、之事；戰時奉命派將領統兵出征。兵部與五軍都督府並無統屬關係，而是各有其掌管的中央兩個軍事機構。“
兵部的權力
兵部掌兵政，而軍旅征伐則歸五軍都督府；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掌兵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而無出兵之令；至將屬以五府，而兵又總於京營，合之則呼吸相通，分之則犬牙相制……五軍都督府總兵籍而不與調兵，兵部地調兵而不治兵。” 兩者具有一定的制約作用。左右都督是各都督府的主官，統管全府軍政事務，參與軍國大事，國家有戰爭，朝廷派遣他們掛諸號將軍印統兵出征“旋師，則上所佩印於朝”，覆命後迴歸各府。
戰爭是由全國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皇帝作出決定，而後發出作戰詔書，兵部則根據皇帝的旨意，頒發調兵命令；五軍都督府的都督則根據皇帝的命令出任統兵將領。掛帥出征，帶領所調集的軍隊，開赴前線指揮作戰；工部和戶部則按照皇帝的命令，根據作戰提出的要求，供給兵器和糧秣，並保障部隊其它作戰物資的需求；軍政還有皇帝加派的監軍，直接向皇帝送遞軍政情報，皇帝根據所得情報，對前線統兵將領進行作戰指導，前線將領根據皇帝旨意，進行作戰部署和指揮。
軍事機構之間的權力制衡
戰時軍隊的調動極為嚴格。各都司、衛所軍隊的調動，需憑朝廷所造的金符和調發走馬金牌，皇帝下令出兵後，“省府以牌入，內府出寶用之。”這樣的出戰指揮系統會造成戰場上指揮協調、管理、論功行賞等諸多方面的不便，從而影響軍隊在戰場上的戰鬥力。 由上分析可知，兵部與五軍都督府兩大機構分別擁有調兵和統兵之權，卻不能一個部門兼有兩大權力，體現了明初中央軍事機構之間分掌軍權，既相互協調又相互制約的原則。此原則不但適用兵部和五軍都督府之間，亦適用於中央軍事機構與國家所設立的其它部門之間。
結束語
明承襲元朝萬戶兵制度，總督、巡撫總攬地方軍政大權，凌駕於總兵官之上，督、撫雖為文臣，卻掌握統帥軍隊的權力，從大都督府到五軍都督府，從節制中外諸軍到每個都督府只統帥部分都司、衛所和戰事統領，都督府軍權大為削弱。而兵部直接聽命於皇帝，有總部、御部、職方擴為武選等四大清吏司，權利逐漸加大，同時武官的升選襲替，士卒的軍籍勘合和訓練以及戰時的軍隊調動，無不由兵部負責或者監督，即中央實行以兵部制五軍都督府的政策，而地方上則透過督、撫控制總兵官，透過整飭兵備道管理基層。這體現了以文治武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