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的宗教思想主體是董仲舒的“天命觀”，大範圍來說是一套神學思想體系。在這套思想體系當中容納了許多學派的學說，例如，儒學、陰陽五行學以及神仙家的學說等等。這樣的融合使得原有的各個學派都發生了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儒學的神學化。漢武帝宗教思想的主體是神化的儒學，之所以儒學要進行神化，其根本原因在於原有的儒學己不能滿足漢武帝的統治需要。正是因為漢武帝需要一套新的宗教思想，才最終導致了儒學的神學化。漢武帝即位之初，黃老政治學說已統治漢朝六十餘年。這期間雖然憑藉道家理論的“無為而治”穩定了人心，恢復了經濟，使得府庫充足。
對思想流派的影響
但同時過度的放任也造成了諸侯王勢力的擴大，富商豪強的橫行，以及貧富兩極分化的加劇，顯然這是漢武帝不能接受的。黃老學說己不能滿足漢武帝想要有所作為的雄心。這時期的思想學界，剛剛經過了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階段，存世的有很多思想流派。但這其中漢武帝單單選中了儒學。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漢武帝在繼承皇位時，受到了儒學的支援。景帝即位後的第四年，劉榮被立為太子，三年後被廢。按照漢家的傳統，帝位繼承人必須是兒子，而不能是同姓王或者宗室。然而，景帝的母親竇太后非常寵愛次子梁孝王劉武，想要將孝王立為下一任的皇帝。即以“兄弟相及”取代“父子相繼”的繼承製度。
當時候梁孝王是在吳楚七國之亂被平定之後，勢力最大的諸侯王。他的封國不但疆域大，所擁有的財富非常之多。如若立梁孝王為後嗣，將會對景帝的皇權產生非常大的威脅。景帝在這種情況下，私下同精通儒家經典的袁盎等人商量對策。這些儒者們認為目前的漢朝效仿的是周制，而周制中不得立弟為後嗣，應當立子。宋宣公立弟不立子，而造成的宋國大亂的歷史教訓為依據，竭力主張“立予以貴不以長”，還有子以母貴和母以子貴的理論。由於有了這番儒家言論，致使竇太后終沒能將梁孝王扶上王位。在劉徹的母親被封為皇后之後，他終於子憑母貴，順利即位，成為漢武帝。所以說，儒學是幫助漢武帝奪得帝位的學說，他應當對儒學有較大的偏向。這是漢武帝之後選中儒學成為治理國家的思想理論的主觀原因。
當時思想流派中，被統治者採用
佔主流地位的兩種思想理論為法家和道家學說。但這兩種理論都歸為失敗。秦始皇使用的是法家學說治理國家，但很快秦便滅亡。道家的黃老學說也在開頭部分有過分析，這兩種學說都只是針對當時的歷史條件所採納的。但武帝時期，各方面的條件已經發生了變化，繼續使用原有學說來治理國家，便不再合適。這是漢武帝選擇儒學的客觀原因。漢武帝同竇太后進行政治鬥爭的必然要求。黃老學說歷經漢初六十年，已造成了比較深刻的分裂勢力，即諸侯的割據力量。漢武帝一心想剷除分裂勢力，加強中央集權，但以竇太后為首的黃老學派卻對此一再包庇。
漢武帝想要徹底扭轉局面
就必須找到一種新的思想體系來取代竇氏尊崇的黃老道家學術。這是漢武帝選擇儒學的必然要求。經過上述分析的三方面原因，漢武帝決定採用儒學治理國家，並且很快地付諸實施。漢武帝首先任用儒生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巾令，並迎儒者魯國的申公來朝，“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日：’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漢武帝這樣做，是想用儒家的“禮”來制約竇氏一脈和列侯宗室，是強化王權的措施之一。
儒學和黃老學的鬥爭在武帝即位第二年，建元二年驟然激化。原因是由於趙綰“請無奏事東宮”，想要徹底取消竇氏的權力。顯然，此時時機還未成熟，竇太后殺趙綰、王臧，儒者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擊。說明在漢武帝統治初期，儒學還不能將黃老道學拉下統治舞臺。這種狀況直到竇太后去世，才有了新的局面。此後，漢武帝啟用了田蚧、公孫弘等儒生，並接受了公孫弘提出的置博士弟子和從文學儒者中選拔政府官員的建議。另一方面，大量儒生看到公孫弘憑藉習《春秋》而獲得平津侯的位置，也爭相欲到朝中做官。漢武帝企圖透過引進儒生這一新的政治力量，開創新的政治局面。
加強人們對王權的向心力
希望透過尊儒，使鼓吹上下有序的儒家政治倫理思想進一步普及，從而加強人們對王權的向心力，打擊諸侯王勢力和元老派，加強巾央集權。在漢武帝決定使用儒學開創治理國家的新局面後，卻發現單純靠原始意義上的儒家理論還不足以統一思想，懾服人心。因此，樹立起一個具有權威性的思想體系，以統一思想，鞏固封建王權，就成為漢武帝亟待解決的問題，同時，在前文中也提及過，漢武帝時期需要一個可以證明漢家繼統天下合法性的理論依託。這些原因便是儒學神學化產生的背景。
漢武帝不能用舊有儒學理論解釋治國難題，主要是圍繞三個問題：天命之符、災異之由和治國之策。而這其中的中心議題便是天命之符。天命之符，是指符合天意的訊號、標誌，也指天神下達指令的憑證，它是古人論證統治者合法地位和道德正當性的重要依據。漢武帝希望透過對天命之符的解答，做到符合天意，避免災異，使祥瑞鹹來。但這一系列問題僅用儒學解釋是不夠的。因為自春秋以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所側重的是人際關係問題，很少談到天道或天人之際。偶有探討到“天命”的觀點，也是以“畏天命”和“知天命”為主。
在孔子的儒家理論中
天並不是可以對人間發號施令的人格神，命只是一種人力無法抵抗的必然規律。他強調應該努力去認識命，且極力主張“盡人事”而後“待命於天”。孔子的“天”指的是自然之天，而神靈之天的觀念很淡薄。因此，在《春秋》中只有關於災異的記載，他是作為一種簡單的紀實而存在的，並未被賦予神學含義。因此，正統儒道的避天道鬼神和天人之際的狀況，使得武帝要想使用儒學，就必須進行“改革創新”。新儒學的來源有天命神權論、災異說和陰陽五行說。首先，天命神權論盛行於殷商時代。當時，人們認為天帝決定人世間的一切。天帝決定著生命夭壽、風雨變化，年成好壞、行為吉凶。
結語：
天地賦予了君主的統治權力，但此時的“天”並沒有融入人格精神。到周朝時，周公旦改造了殷人的天命觀，將人世間的倫理道德附著在“天”上。提出：天命無常、天命惟德和天意在民的觀點。認為天不會隨意賜福降禍，君主要做到明德慎罰，敬德保民，天帝就會降善賜福。這時期，溝通天與人的是巫、祝、史一類的官。他們代表鬼神發號施令，指導著國家政治和君主的行為，掌握著軍政大事成敗的大權。他們以的結果作為君王受命的依據，以禎祥災異來預示王朝的興衰。這就是巫、祝、史行使溝通天神與人間聯絡的神聖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