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繁榮是百戲活動得以興盛的重要因素，
唐代發達活躍的經濟為百戲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唐代的商品經濟邁入了新的發展時期，從“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的困窘之境到“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耒耜亦滿，人家糧儲，皆及數歲，太倉委積，陳腐不可校量”的盛世，社會經濟狀況獲得極大改善，民眾積累了一定量的財富，這為市民的文化娛樂消費提供了可靠的經濟來源，而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也會刺激百戲的發展。
一、百戲受眾群體的變化
唐以前，百戲消遣娛樂大多為上層社會所壟斷，皇室官僚、門閥權貴、商賈鉅富是百戲觀演最重要的受眾群體，普通大眾被嚴重邊緣化、外圍化。當物質生活有所保障，人們的溫飽問題得到解決後，大眾自然會轉變生活方式，去追求精神世界的富足。
繁榮的經濟促使唐人的市民意識萌芽、覺醒，他們需要自己的藝術，需要有反映他們生活、抒發他們情感、表現他們存在的藝術，百戲正好契合這種精神訴求。
基於此因，歌舞俳優不再由皇族貴戚專享獨佔，它們邁出深宮內廷，跳脫教坊梨園，進入尋常百姓家，娛樂消費中心逐漸向大眾擴散。
與此同時，一些大眾喜聞樂見的百戲藝術形式，如俗講、雜技等，也頻繁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無論是春日曲江池填咽、傾動皇州的遊藝車馬，還是市井街巷的雜耍競技，都體現了唐人高昂的精神風貌與熱烈的精神追求。
一言以蔽之，唐代經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催生了百姓對娛樂的精神需求。與前代相較，唐代百戲的繁榮有著頗為明顯的時代特徵，即新興的市民階層廣泛參與，並逐漸成為百戲演出的重要受眾群體。
二、唐代商業形式變化
活躍的經濟造就了唐代城市的勃興與商業空間形態的變異
。一般而言，城市作為區域範圍內的經濟文化中心，交通便利，人口密集，是百戲觀演活動最為主要也最為理想的區域，是百戲活動的天然舞臺。
然而，唐代前期，統治階級透過極端封閉的坊市管理制度對城市居民進行嚴格控制，如坊市分割槽、啟閉坊門、市門以及宵禁制度等，整個城市佈局規劃是“畦分棋佈，閭巷皆中繩墨。坊有墉，墉有門，逋亡奸偽，無所容足，而朝廷宮寺、民居市區，不復相參”。
商業市區與居民坊有著涇渭分明的界限，民眾的日常生活只能集中於坊內進行，而消費活動（包括藝術消費）只能封閉在室內進行。經多次考古實測，
長安城佔地 84 平方公里，城內人口數量近百萬，將所有的商業活動侷限於如此狹小的天地
，自然會對居民的日常生活帶去極大不便，市場活動受到政治因素的嚴重干擾和制約。
隨著物質經濟的繁榮，坊市制度阻滯了商品的自由流通，與城市經濟活動逐漸背離，無論從城市經濟發展還是居民自由生活的角度而言，都迫切要求打破市坊分離的空間限制。唐代中期，商業經營開始衝破東西二市的限制而向坊內遷移輻射。事實上，長安城坊內零星的商業點的產生時間更早：高宗時期出現了“染家”，武后時期出現了美食商肆。
只是彼時的商業點僅侷限在與民眾衣食相關的行業，像酒肆、妓館等娛樂消費性場所則晚在天寶年間才興起於坊中，這與玄宗朝社會穩定、經濟富足有很大關係。酒肆、妓館是唐代重要的娛樂文化中心，歌舞助酒之事常有，所謂“齊歌送清觴，起舞亂參差”。
坊市制度的鬆弛促使歌舞雜技滲透進居民的生活區域，居民的娛樂活動擺脫了空間的限制。
三、宵禁鬆弛催生夜市
除去市坊分離外，唐代城市還需嚴格貫徹宵禁制度，平常時日，東西兩市的營業時間受到政策制約，坊市大門定時啟閉：“凡市以日午，擊鼓三百聲而眾以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聲而眾以散。”夜鼓擊響，市坊大門關閉，禁止民眾在街巷行動，宵禁之後的街衢冷清，百姓斂跡，所謂“六街鼓歇行人絕，九衢茫茫室有月”。
受此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只能在白天進行，而絕大多數民眾白天需要辛苦勞作，為生計奔波，並沒有充裕的時間抽身他幹，而待晚上有閒暇娛樂消遣時，市門卻早已關閉。只有在每年正月望日前後才能“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遊戚屬，及下隸工賈，無不夜遊。車馬駢闐，人不得顧”。
長期的宵禁閉市抑制了民眾正常的娛樂需求。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大量集聚，宵禁制度開始鬆弛。宵禁制度的鬆弛直接催生了夜市的形成，肅宗時期，“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
此種現象不僅意味著城市管理模式發生變革，更表明市民階層與文化的日益興盛，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將夜市與市民娛樂等而視之，普通民眾受文化水平與審美品位所限，不大可能去附庸風雅吟詩追月，他們更傾心於藉助“下里巴人”式的百戲娛樂打發漫漫長夜。
夜間娛樂以百戲為主，這一點早有跡可循
。自隋朝始，在民間私自開禁之前，官方每年都會為上元燈會短暫解除宵禁，民眾在夜月之下競賞角抵百戲，以為笑樂。唐代亦延續上元開禁之舉，以供官民同歡。每逢此時，車馬喧囂，聯袂踏歌，百戲大作，《奉和上元酺宴應詔》有載：“瑤臺涼景薦，銀闕秋陰遍。百戲騁魚龍，千門壯宮殿。”上元節開禁良辰雖短，但對下層民眾而言卻意義深遠，他們獲得了夜間出遊作樂的權利，得以將平日裡對百戲娛樂的渴求在短暫的上元月夜釋放。
及迨宵禁制度全方位鬆弛以後，市民終於擺脫夜間困於斗室之內的限制，獲得追享歡愉的機會。透過梳理現有文獻，百戲歌舞在市民階層的夜生活中佔據重要席位，它並未隨著夜市的常態化而被取代，反而乘著夜市開禁的東風而獲得了更多貼近民眾的機會，每至入夜，酒肆、青樓之地都是笙歌曼舞，通宵達旦。
李廓《長安少年行》雲：“
曉日尋花去，春風帶酒歸。青樓無晝夜，歌舞歇時稀
。”室內歌樂繞樑，室外亦不乏歡歌樂舞之事。直到晚唐，據《冊府元龜》所載：“漏鼓聲絕後，禁斷人行。今據軍人百姓，更點動後，尚恣夜行。”可知民間違反宵禁之事已成常態。王式作為京畿要員，夜遇街巷樂神樂舞之事，不但未加禁止，反而歡飲同樂，充分表明夜市開動，百戲歡演的現象已氾濫成俗，官方無力阻斷。
結論
綜上所述，隨著唐代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商業空間突破了封閉於東西兩市的限制，宵禁制度逐漸鬆弛，市民的基本娛樂需求獲得認可，擁有了不受時空限制追求精神娛樂的自由，即使暮鼓敲響，他們依舊可以徜徉於夜市恣意縱情，城市中湧現出面向下層民眾的歌舞百戲演出，這一時期迅速生成並繁榮的市民文化，成為百戲演進的重要驅動力。
而百戲娛樂的繁盛亦有效刺激了商貿活動的進行，二者形成了可迴圈的良性互動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