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帝統治時期起，西漢的國勢開始走下坡路。西漢統治後期，流民問題逐漸嚴重起來。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並興”、鴻嘉四年（公元前17年），“關東流冗者眾，青、幽、冀部尤劇”、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到王莽統治時期，流民問題更加肆虐，越來越多的流民開始與盜賊結合，猛烈的衝擊著國家的統治基礎。

流民與盜賊的廣泛結合

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吏士屯邊者所在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為盜賊，幷州、平洲尤甚”、天鳳五年（公元18年），“青、徐民多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地皇三年（公元22年），“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乃置養贍官稟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飢死者什七八”。流民與盜賊的廣泛結合，組成一股強大的反動力量，加速了王朝的滅亡。

從元帝到平帝，這四位皇帝都沒有什麼作為，成帝寵幸趙飛燕，不理朝政；哀帝重用外戚，擾亂朝綱；平帝年幼，大權旁落。這些都預示著漢朝的衰敗，因此王朝前期積壓的各種問題也在這一時期得到釋放，如土地兼併現象空前發展。筆者認為，流民問題在這一時期頻繁出現乃至是失控的原因，固然離不開土地兼併、自然災害等等因素的促發，但其流民問題失控的關鍵性因素在於國家控制力的衰弱。

漢朝後期的統治者出臺很多政策進行安撫救治

從史書的記載中，我們發現每當國家出現流民隱患時，統治者都會出臺很多政策進行安撫救治。漢朝後期的統治者也不例外，如“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睏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飢，或人相食，轉旁郡錢、谷以相救”、“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毀傷睏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等等。

類似的記載還有很多，不再一一列舉。由此可見，統治者對流民問題一直都是給予重視的。元帝曾多次提到：“今朕晻於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亡成功。”孔光在評價哀帝時期也說道：“百官群職曠廢，奸軌放縱，盜賊並起。”到王莽新朝統治時期，政府控制力更顯衰弱。

結束語：

建國三年，鑑於民棄城郭流亡為盜賊情形的肆虐，王莽命著武將軍逯並、中郎將等人，督大奸猾善弄兵者。然而監督的成效卻並不理想，“然猶放縱自若”⑥。可見，當時許多政令下達後的執行情況並不樂觀，這也凸顯了當時統治者控制力的不足。正是由此，流民問題難以得到解決，進而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