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交替之際，原本任職於遼朝的官吏群體不得不重新思考未來的政治道路。在多政權並立的複雜局勢下，
遼末官吏群體中鮮有人誓死堅守遼國，他們的選擇更加多元化。
有的南下投奔於宋，有的趁亂自立為王，然而更多人選擇棄遼投金。遼末的漢人官吏在入仕金國後大多積極效忠，順應女真社會發展現狀的同時，
為金初政治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迂迴”地推動金初政治發展。
一、適時推動金朝禮儀制度的發展
由遼仕金的漢人對於金初各項禮儀制度的制定有較大貢獻。金朝初期的女真人近乎沒有禮儀制度，君臣尊卑關係尚且非常混亂。
朝中官員甚至在朝堂之上還出現拔刀相向的場面屢見不鮮，
這在中原王朝是絕不可能出現的，類似這種情況隨著女真統治者重用原遼漢人官吏而逐步改善。
韓企先曾在遼朝“中進士第”並擔任中書令等要職，
金世宗對他的評價充分肯定了其為金初禮儀制度等方面所做出的貢獻，
除韓企先外，還有諸多由遼仕金的漢人官吏為金初禮儀制度的制定出謀劃策。
如韓昉曾於遼天慶二年中進士第一，家世顯赫學識淵博，仕金後的韓昉在禮部任職七年，其參與了多項禮儀制度的制定，
此外韓昉還在與高麗的外交活動中維護了金國的國家禮儀。
此外，女真人原本樸素節儉，尚無嚴格的宮殿制度，隨著金朝不斷髮展，女真統治者開始籌劃建造宮殿，
由遼仕金的盧彥倫就擔任“行少府監兼都水使者，
充提點京城大內所，改利涉軍節度使”一職，為女統治者建造宮殿。
總體來看，由遼仕金的漢人逐步有序地推動了金朝各項禮儀制度的建立，他們中大多能夠迎合金朝社會發展的趨勢，適時推動金朝禮儀制度的發展，
“迂迴”地推動了金朝社會形態“文明化”發展。
二、維護漢地的地方統治
女真人以武立國，金朝初期，女真人對於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建設較為落後。金建國前後女真統治者任用以楊樸為首的原遼渤海官員，對金初的政治進行初步建設，
可受限於原遼渤海官員的自身能力，無法滿足金朝政治發展的需要。
在女真人入駐燕京後，金朝開始從原始的部落聯盟開始向集權國家發展。此時遼朝的漢人官吏大多已歸降於金，其中多數為文臣，
他們自身的文化素質、政治素養明顯高於同一時期的渤海人官吏。
積極入仕的他們或是在朝中居於要職，
建立並完善了金朝的一系列典章制度，
或是在原遼、宋州縣任職，維護並穩定了漢人聚集地區的統治。
女真人原本的猛安謀剋制以血緣關係為紐帶，在以漁獵為主要的生產方式，尚處於低階部落聯盟式的社會形態。隨著女真人對遼戰爭的節節勝利，
女真人將猛安謀剋制度運用於所征服的契丹人和渤海人，
對於所征服的漢人地區，女真人也想實施這種制度。
可有些漢人聚集地區普遍政治、經濟、文化水平較高，如燕雲地區的漢化程度高，
而女真人原有猛安謀剋制度是低階社會形態下的產物，
女真人在原本生產力、文化水平較低的地區所實施的猛安謀剋制並不適合於漢化程度較高的燕雲地區。
為了維護漢人集中地區的穩定發展，阿骨打起用了原遼漢人官吏，並效仿遼朝對於該地區的統治政策，籌劃建立樞密院用以籠絡燕雲地區的民心，
如阿骨打任命虞仲文、康公弼分別為樞密使和樞密副使企弓等奉表降，
太祖俾復舊職，皆受金牌。
雖然後來由於張瑴的反叛，廣寧樞密院的建立暫時擱淺，但是不置可否的是女真統治者為安撫穩定漢地而設定的樞密院，
其兼具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功能。
其中任職樞密院的官員大多都是原遼漢人官吏，他們的積極效忠完善了女真人對於漢地的管理與統治，維護了漢地的穩定的同時也變相地起到保護作用。除在樞密院任職的原遼漢人官吏加強了對漢地的管理外，
大量由遼仕金的漢人在地方任職，也為漢地的穩定發展做出貢獻。
由遼仕金的漢人無論是任職於樞密院、亦或是任職於地方州縣，大多在熟知民情的基礎上又會根據民意適時建言女真統治者，迂迴曲折地調節了金朝的統治政策。
他們的盡忠維護了金國在漢地的統治，以保境安民為己任的他們也儘可能地保護百姓，
使漢地的百姓避免陷入朝代更替的動亂之中。
三、積極推動漢地的人才選拔
金初女真人以武立國，隨著所征服的區域逐漸擴大，金政權對於人才的需求也變得更大。女真統治者為穩定征服的原遼宋漢人集中之地，
借鑑了遼朝的統治經驗“以漢人統治漢人”，大批任命有才能的曾任職於遼國的漢人官吏，
但依然急缺人才補充以穩定政權發展。
金初，由遼仕金的漢人積極推動漢地人才選拔，在保護重用漢地人才的同時為鞏固金國的發展做出貢獻。
在女真人佔據燕京後，女真統治者給予劉彥宗燕京職官的任免權。
在劉彥宗的盛邀之下，將隱世的張通古招至樞密院任主奏，又任用趙元為樞密院令史。
女真統治者在將該地職官任免權給予劉彥宗後“遂進兵伐宋”，
故這看似只是委任劉彥宗負責選拔官員，其實是女真統治者“用意頗深”。
一方面可以利用原遼漢官的影響力招攬人才，達到安撫百姓、穩定地方統治的目的，以便女真人在前方展開對宋的戰爭；另一方面對於由遼仕金的漢人官吏而言，
信任是相互的，女真統治者給予他們足夠信任的同時，
也使得他們更加認同金政權，也願意積極為金國效忠。
這種特殊的官員選拔任用制度是符合當時社會需要的，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困擾女真統治者關於漢地的統治問題，推動了金初政治的發展。
此外，金太宗為選拔人才，開科取士，由遼仕金的漢人官吏大多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儒學造詣相對較高又熟悉遼朝的科舉制度，所以這項工作主要是由他們負責。
金朝的科舉效仿了遼朝宋朝的制度，在由遼仕金漢人官吏的幫助籌謀下，建立了相對完善的科舉制度，
並於天會元年正式開始實施“詞賦進士，試賦、詩、策論各一道。
科舉制度的建立與發展為百姓提供了更多的入仕機會，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金初政治發展對人才的需要。
金朝科舉制的發展離不開由遼仕金的漢人，如韓昉曾任職於禮部七年之久，
長期負責科舉考試“太宗初即位，復進士舉，而韓昉輩皆在朝廷，
文學之士稍拔擢用之”。此外，在漢地樞密院任職的韓企先、時立愛等人都曾參與科舉工作，積極推動人才選拔的同時也變相地保護了漢地人才。
在阿骨打率領女真人進入燕雲地區後，金政權由原本相對低階的部落酋邦式社會形態開始逐漸向集權國家形態發展，
大部分由遼仕金的漢人憑藉仕遼經驗積極效忠。
制定了與金朝相適應的禮儀制度，維護女真人在漢地統治並積極推動漢地人才選拔，適應金朝社會發展現狀的同時回曲折地推動金朝皇權政治發展，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由遼仕金漢人群體利益的一種保護。
四、總結
縱觀遼朝兩百餘年的發展，在北方民族政權演進的漫長過程中，儘管遼國統治者大力倡導並學習中原傳統儒家文化，也採取了許多舉措想建立類似於中原政權的王朝。
可受限於部族聯盟體制的殘留，終究難以形成強有力的集權。
如果用儒家傳統文化視域下的忠義觀來要求他們過於苛刻，透過為民盡忠來彰顯他們的“忠貞不貳”也不盡現實。
遼朝“儒化”程度相對較高的漢人官吏為謀求自保在宋金政權中左右搖擺，他們中大多主動歸降於金，或是在降宋後又歸順於金。
相比於同一時期由宋仕金官吏在內心“煎熬”下，與金初政治“水土不服”。
遼末的漢人官吏入金後憑藉仕遼經驗，較快地適應了金朝政治形勢，把握金初政治走向。面對女真統治階級的內部角力大多能夠做到“左右逢源”，
在謀求自保的同時也迂迴曲折地推動了女真人社會形態“文明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