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趙匡胤出於對武將、軍人掌權的危險有著清醒的認識，加之五代時期，各個政權被軍事將領左右的歷史教訓，自趙宋立國，首先就確立了重文輕武、以儒治國的基本國策。

兩宋統治集團始終崇尚文治，重用文臣，尊重和優待知識分子，對文人士大夫採取了較為寬容寬鬆的態度，並曾立碑將不殺士大夫定為祖訓。

同時，從科舉入手，對選才用人的科舉制度進行了改革，擴大選士範圍、增加取士名額。自宋太宗即位後的第一次科舉起，極大地增加了進士、諸科的錄取名額，每舉少則數百名，多的達到上千名。

對於參加科舉的學子，逐漸取消了出身門第的限制，幾乎是面向社會各個階層；凡考取科舉之人，對其直接授官，使學子們直接成為了天子門生。

這些措施的實施，消除了魏晉以來士族門閥造成的影響，從而使大批的學子，都投身於科舉以及之後的仕途中，名卿鉅公皆繇此選的局面迅速發展，以科舉出身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形成了一定力量的群體。

如果說東晉時期，一代門閥便可與皇帝分庭抗禮，王與馬共天下，那麼宋代，則形成了由科舉出身的讀書人所組成的，士大夫階層為主的封建地主階級專政，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趙宋統治者，非常支援臺諫官員上書言事，以達到加強對百官監督的作用，並賦予臺諫官員風聞言事的權利，並將言事作為考核臺諫官政績的一項重要內容。

如仁宗皇帝上臺後，提拔了一批年輕的官員，去擔任品階不高的臺諫官，卻賦予他們可與資深官僚爭衡的言事權，與朝中那些老臣形成牽制的局面，這樣就使對相權起到有力阻抑作用的臺諫制度，得以發展起來，使得臺諫得以與宰執爭衡，給宋代士大夫參政的政治氛圍，增添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給予了宋代計程車人敢言的義務和權利。

而宋代的各個皇帝，則都能夠在基本原則上秉承祖訓，宋仁宗這位皇帝，他沒有漢唐君主的雄心魄力，但是他有一個讓人注目的優點，那就是寬容仁厚，能夠容忍各種激烈的批評或反對的意見。

宋代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整個士大夫階層參政、敢言計程車風迅速形成，知識分子的思想十分活躍，參政議政的熱情空前高漲。

那麼，在這種持久而適宜的政治環境中，士大夫官僚階層中，對於朝廷所授予的官職，更加慎重對待，敢於體現出自己的真實想法，能夠為士大夫的名節而謙遜地辭官，更能做到為職能的操守而堅決地辭官，並以待罪、不行的方式而辭得斬釘截鐵。

作為中國封建專制的派生物——朋黨或朋黨之爭，歷代都不可避免，它是封建統治集團內部權力之爭的產物。

宋代的黨爭，更是來的豐富和深沉，士大夫官員們因政見，而引起的黨派之別，自宋仁宗朝就出現了萌芽狀態，隨著歷史的推進而不斷地發展、演變，始終存在於整個趙宋王朝。

在黨爭頻仍的宋代，代表著中央監察權力，擁有議論彈劾雙重權力的臺諫官員，是黨爭雙方無不竭力爭取的物件，來作為排斥政敵、打擊異己的倚重力量。在這個黨爭的漩渦中，臺諫官員們在發表公論、上書諫言，表明觀點的同時，更是以辭官來捍衛自己的政治立場。

英宗朝的濮議之爭中，以反對英宗稱其親生父親濮王，為皇考的臺諫官員們，成為黨爭主體的一方，因言不用而先後上表辭職。熙寧變法時期，在與以執政王安石的對壘中，身為諫官的孫洙鬱郁不能有所言，但力求補外，得知海州。

從臺諫官員辭官的情況，且不論他們孰是孰非，不論臺諫官員身處於黨爭的哪一派別，就其在參與這種政治紛爭來說，他們在彈劾政敵、逆轉局勢的時刻，都會採用辭官這一形式，作為其後的殺手鐧。

在宋代整體的大時代背景下，政壇動向瞬息萬變，新法與舊法彼此交替的實施。為了順利發展和控制局勢，黨派的每一方都會培植著自己方向的大臣，神宗朝熙、豐黨爭時，凡上書或對答中贊同變法者，旋即提拔，而更多者則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和新黨大僚。

在當時看來，參與策劃、實施新法，無疑是走向將來執政大臣的捷徑，而此時出使遼國，按照時間來算，順利的話至少將近四個月，但是這四個月，就有多少朝臣上奏疏議，就有可能出現不同的活躍於政壇的時機。

在辭不行的外交使節中，鄧綰、李定、舒亶皆王安石的門下，他們辭不行和當時的朝廷上的局勢是分不開的。

特別是，在熙寧八年八月發生的，王安石的姻親御史知雜事謝景溫，故意誣陷而彈劾蘇軾，可見變法的政見差別而引起的政治鬥爭，已經開始墮落成官場傾軋，而對於新黨與舊黨的區別，就是對變法的肯定與否定的、這兩種絕對的態度，而離開幾個月就有被兩個黨派都邊緣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