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世紀末20世紀初爆發的所謂“義和團起義”是中國以一種新的形式對外國勢力的干涉和外國文化的影響做出的反應，中國歷史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與此前的維新運動不同，義和團運動的參加者不是儒家知識分子或者國務活動家，而是一個自稱為“義和拳”（崇尚正義與和睦的搏擊運動從事者）的秘密結社的成員。由於他們從事某些搏擊運動，所以被在中國的外國人簡單地稱作“拳民”。

在世紀之交以前，這一運動蔓延的主要區域是在長城和黃河之間。其勢力之所以迅速壯大，民眾心中蓄積已久的不滿與不安情緒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造成上述情緒的客觀情況多種多樣並且同時存在，其中包括1897年起西方列強開始在中國北部爭奪軍事和商業立腳點，因而外國勢力在這一地區的影響驟然增強。

另一個因素源於大量西方傳教團體在中國的活動。在中國民眾的眼中，他們的活動被不幸地與外國武力入侵中國的行為聯絡在一起。

基督教的傳教士們得到外國政權的支援，在中國享有特殊的地位，但在有些情況下他們卻抵不住誘惑，利用靠強權取得的宗教特權來達到世俗目的。

此外在皈依基督教的中國人當中，除了真正的信徒外還有一些人利用外國教會的影響來得到優於自己同胞的物質好處。

傳教士的宗教虔敬心還常常傷害到中國民眾的宗教情和風俗。除了這些來自外部的影響，自然災害也加劇了中國北部民眾中的不安定狀況。

特別是在1900年上半年，義和拳運動遍及山東、直隸、山西省以及東北地區南部，提出各種口號，大意是說：要求接受基督教就是犯天條，藐視亡靈和菩薩，就是忘記祖先，或者因為外國人賴在整個中國已經40多年了 所以在3個月內就要把他們殺掉，那麼在中國就不會再有外國人了。

剩下的那些該回自己的老家，這樣他們就不會再煩擾和欺騙我們了等等。拳民對西方技術的仇視表現在如下的號召裡：“應該破壞鐵路，讓交通癱瘓，再毀壞大型船隻，那麼所有的魔鬼就可以被消滅了。”正如這些口號一樣，拳民運動力求用暴力來解決“洋人問題”。

這些非理性的力量越來越大，教堂和傳教機構的房舍被燒燬，中外傳教士和基督徒受到刑訊及被殺害，機器和其他技術裝置被毀壞砸爛。

想來拳民應當懂得西方武器的威力。但他們卻用魔咒喚來道家的神靈和魔力，他們相信這些神靈和魔力可以保護他們不受任何武器的傷害。

在一些省份，拳民遵從官府的要求組成了民兵組織（義和團）。

其中很多隊伍都舉著寫有“扶清滅洋”字樣的旗幟。臨近5月底，當死亡和毀滅與之相伴的拳民隊伍接近首都北京，北京與天津之間的鐵路聯絡中斷後，各外國駐北京公使館迫切地要求加強各自的安全保衛。

從天津出發前來保衛外國駐北京公使館的總共400多名外國士兵於5月31日到達（其中有79名英國人，79名俄國人，75名法國人，53名美國人，51名德國人，39名義大利人，32名奧地利人和24名日本人）。

清朝宮廷裡對拳民的看法出現了分歧：最高國務機關（軍機處）的成員之一

剛毅、新任直隸總督裕祿、原山東巡撫毓賢和端王載漪以及其他中國官僚統治集團中的滿洲貴族和維新運動的反對者向慈禧太后建議，可以利用拳民來增強清王朝的力量。

包括兩名外交部門的人員和榮祿在內的其他中國高官都建議慈禧太后要慎重行事，並要求懲處拳民。1900年6月4日各外國公使館向各自的政府發出電報，提醒說可能會發生針對北京公館區的敵對行動，6天后各公館與外界的電報聯絡就中斷了。

但駐紮在海河人海處大沽口的英國海軍上將愛德華·西摩於6月9日收到了最後一封來自英國公使竇納樂的電報

，內容是：“情況萬分緊急；如果不立即調派軍隊向北京進發就太遲了。”

收到了這封求助電報後，西摩集合了一支由2066名前述八國步兵和水兵臨時組成的部隊前去保衛各國駐北京公使館。

6月11日日本公使館的書記官被殺害。

6月13日大規模的拳民隊伍開進北京，他們洗劫並毀掉了外國人和中國基督教徒的所有房屋及其他設施。在天津，法國總教堂和其他基督教教區本部和教堂被拳民燒燬，眾多基督教教徒遇害。

在這種情形下，海軍上將西摩和其他駐紮在大沽口的外國海軍指揮官決定，向海河入海口處大沽炮臺的中國衛戍部隊遞交一份最後通牒，要求中國守軍最遲於6月17日凌晨2點交出炮臺，

儘管當時八國中沒有任何一國與中國處於戰爭狀態。在最後通牒規定的最後時刻前75分鐘，

中國守軍向正在準備進攻的外國海軍開火。經過5個小時的戰鬥，大沽炮臺落入了殖民強國聯軍的手中。

只有美國的海軍出於國際法方面的原因拒絕參加這次進攻。

直到這些戰鬥結束後，中國的正規軍才於6月18日投入到天津與大沽間地區的戰鬥中。6月19日中華帝國的最高統治階層做出決定，意欲與外國開戰。這一天，慈禧太后召集政府和皇室最高層的權貴來參加在其殿內舉行的會議。

趁此機會，端王和其他強硬政策的代表向慈禧太后呈上一封用詞具有挑釁性的來自各外國公使的緊急公函，函中要求慈禧太后立即歸政於光緒帝。

此外還要求允許一支人數為10000名的外國部隊進駐北京，以便建立起秩序。

據這一事件的中方親歷者講，慈禧太后在她這麼長的執政時間裡還從未像聽到上述要求後這樣憤怒。其實這所謂的來自外國公使的緊急公函卻是偽造的，其

希望達到並且最終也達到了的目的就是迫使慈禧太后制定一種極端排外的政策。

事情的真相是，6月19日早晨，在上海出版發行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上刊登了一篇社論，

批評了慈禧太后的“極度愚蠢與愛慕虛榮”，指責她與整個世界開戰，要求讓支援改革的光緒帝復位。

第二天德國駐北京公使克林德在赴中國外交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途中被一名滿族八旗兵殺害後，慈禧太后不顧她最信任的謀士榮祿最懇切的提醒與請求，同意向西方列強宣戰。

慈禧太后宣稱：“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

同時她保證，現在到了報仇雪恨的日子。盛怒之下，慈禧太后還批准一項公開懸賞令，只要殺死的是外國人，不管是男是女或是兒童，均可請賞。1900年6月20日至8月14日期間，北京的外國公館區被義和團團員和清朝的正規軍共同圍困。

雖然這次圍攻有時也被中斷，曾暫時停火，但外國公館區的居民和保衛者之所以得救不僅是因為他們靠著武器裝備的優勢頑強地抵抗，也要感謝中方的一些有意破壞圍困，不希望與西方列強開戰的政治家。例如，

曾徒勞地警告說不能開戰的榮祿拒絕將其控制的現代化炮兵部隊用於摧毀公使館，他提出的理由是擔心開炮可能同時對皇家聖地和祖廟造成毀壞。

要是沒有榮祿的這種態度，就幾乎無望成功保衛公使館。

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還有黃河以南地區勢力很大的一些總督，包括李鴻章、劉坤一和張之洞都暗中抵制清朝對列強宣戰。他們壓制所轄省份內的義和團運動，使其處於掌控之中，同時他們又與外國的領事以及中國駐外的外交官取得聯絡，以便向其告知，義和團運動只是侷限於中國北部某些地區的一次運動。但同時他們也明確表示，自己忠於慈禧太后並將捍衛其尊嚴。

直到8月14日，自天津出發的一支較大的殖民大國軍隊才得以到達北京。第二天慈禧太后裝扮成農婦逃出北京。出逃之前，

她下令溺死光緒帝的寵妃——珍妃

，因為珍妃向光緒帝建議，儘管北京即將被佔領，還是應該留在京城。殖民大國的軍隊開入北京，其中也發生了一些針對平民的野蠻報復行動，之後他們分割槽佔領北京城，然後繼續與分散在中國北部的義和團作戰。

經過曠日持久的談判，1901年9月7日所謂的《義和團事件議定書》簽訂。其中規定，中國應向利益受損的西方大國支付黃金4。5億兩，拆毀大沽炮臺（由此北京至塘沽間最重要的交通線變成了不設防地段）以及（與此相關）容許外國在條約規定的重要戰略地點駐軍。

此外中國政府須懲處應對相關事件負責的官員，並應派遣使節團赴日本和德國賠罪。

結語

中國比之前任何時候都更深地屈服於外國列強的多重控制之下。對於這個曾經的“中央大國”而言，19世紀的最後一個年頭成為了充滿失敗與屈辱的新的一年。被盲目仇恨指引的義和團運動與之前的維新運動一樣，兩者都無法解決如何改變中國同時也使其擺脫殖民帝國主義控制的根本問題，再則清王朝證明它不僅不能改變中國而且還成為其障礙，所以此後中國人確立起新的奮鬥目標，

看到了只有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才是通往更加美好的未來的唯一可行之路。